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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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年夏天，我九岁，个头刚够得着父亲那辆永久牌二八大杠的车把。
车是黑色的，横梁上缠着绿色的塑料带，那是母亲缠上去的，怕磨破了漆皮。车铃铛镀铬的地方已经锈了，按下去“叮——”的一声，像一只蝉在叫。后座右侧总是挂着个竹篓子，父亲每天骑着它去县机械厂上班，车轱辘碾过的碎石路，发出细碎的、让人心痒的声响。那声响在夏天的午后尤其清楚，像在慢慢拨一把缺齿的梳子，一下一下的，弹得你心里直颤。
我学车的念想，就是从这声响里长出来的。
说起来也简单——周围的孩子都在学。粮站大院里的军军，供销社的小兵，就连巷口剃头佬的儿子老扁，都能骑着车在晒谷场上兜圈子了。他们骑的都是大人的车，人还没车高，左脚踩着左边的踏板，右脚从三脚架中间穿过去，身子歪歪扭扭的，像一只蛤蟆趴在荷叶上。可他们就是能骑，能走直线，能拐弯，能在你面前刷地一下过去，带起一阵风。
那风里有一股子得意。得意得让人牙痒。
父亲是不让我碰车的。他那辆永久，用他的话说，“比你命还值钱”。一百八十多块钱，攒了大半年，还搭上了一张自行车票。母亲把攒的布票卖了才凑够一半，父亲那半年没沾过荤腥。车推回来的那天晚上，他在院子里用旧棉布擦了三遍，链条上油，辐条一根根地检查，拿手指弹一下，听声响，像老中医在给人号脉。那架势不像在擦车，倒像在侍候一匹有脾气的战马。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半天，说了一句：“擦那么亮，能当饭吃？”父亲没吭声，但嘴角动了一下。
我只在一种情况下摸过那辆车。父亲午睡的时候。
夏天的午后，日头毒得能把柏油路晒化。父亲睡在竹床上，蒲扇盖着脸，鼾声一阵紧一阵松。他的脚从竹床尾伸出来，脚趾头焦黄，那是被解放鞋闷出来的颜色。我光着脚从堂屋里溜出来，地上的热气从脚底板蹿上来，烫得人一激灵。永久就靠在屋檐下，黑漆漆的，一声不吭。我蹑手蹑脚地推开撑脚，车身的重量一下子压过来，差点把我带倒。
推车是第一步。我从院门口推到晒谷场，两百米的碎石路，车把不停地扭，前轮像条泥鳅似的乱窜。我的胳膊细，力气小，得踮着脚尖、弓着腰、把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车把上，才能勉强稳住方向。额头上的汗珠子掉在烫手的车架上，嗞地一下就不见了。
晒谷场上没有人。正午的太阳把水泥地晒得发白，远处的平溪江亮晃晃的。蝉叫得人心慌，一声接一声，像绷紧了的弦在颤。
学车是从“掏螃蟹”开始的——左脚踩左踏板，右脚从三脚架中间伸过去踩右踏板，身子悬在横梁的右边，像螃蟹挂在墙上。这是小个子的标准骑法，军军他们都会。
我先试着遛。左脚蹬一下，车往前滑两步，右脚赶紧在地上点一下，稳住。再蹬，再滑，再点。车把在手里抖得像发了疟疾，前轮画着龙。遛了大概一个中午，胆子大些了，试着把右脚抬起来，去够那个右踏板。
够着了。右脚踩上去的那一刹那，车突然有了速度，一下子冲出去两三米。我心里一喜，手上一紧，车把猛地一歪，连人带车就摔了。
摔得不算疼。晒谷场的水泥地粗拉拉地磨着膝盖，蹭掉了一块皮，血珠子慢慢渗出来。我爬起来，先看车——车把歪了，绿色的塑料带磨破了一截，露出里面的黑漆。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把车把正过来，用手掌把那截破了的塑料带按了按，好像按回去就能当作没发生过似的。四下里看了看，没有人。蝉还在叫，平溪江还在流。
又摔了两次之后，我找到了窍门——眼睛不能盯着前轮，得看远，看晒谷场尽头那棵苦楝树。身体要放松，屁股离开座垫，把重心压下去。右脚踩下去的时候要稳，不能猛。到第七天，我能骑着“掏螃蟹”在晒谷场上绕圈了。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轮子转起来之后，车就不那么重了，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你托住了，风从耳朵边上呼呼地过，苦楝树的影子一段一段地从身上掠过去。你觉得自己在飞，贴着地面飞，飞得很低，但确实是飞。
我骑着车在晒谷场上一圈一圈地转，转到第八圈的时候，忽然看见晒谷场边上站着一个人。
是父亲。
他穿着白色的背心，手里还拿着那把蒲扇。不知道站了多久。我一下子慌了，车把一抖，差点又要摔。但我稳住了，歪歪扭扭地骑到他跟前，右脚从三脚架里抽出来，撑在地上，低着头，等他骂。
他没骂。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车。然后他走过来，一只大手握住车把，另一只手捏了捏前轮的辐条。他蹲下来，仔细看了看磨破的那截塑料带，没说话。
我以为他要打我了。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卷新的绿色塑料带，是那种供销社里卖的、油亮油亮的。他蹲在那里，一圈一圈地往车架上缠，缠得很慢，很仔细，每一圈都压着上一圈的边，整整齐齐的。缠完了，用手掌捋了捋，又吹了吹上面的灰。
“以后要骑，”他说，“把车推到院子里骑。晒谷场上有石子，容易打滑。”
他把蒲扇夹在胳肢窝里，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站住了。他看了看远处平溪江上那只渡船，半晌，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你爷爷以前……也不让我骑。”
话说半句，又咽了回去。我愣了一下，没敢接话。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也不会骑，在晒谷场上摔了半个月。没人教。”
他说完就走了。背心被汗浸透了，贴在脊梁骨上，脊梁骨一节一节的，像自行车链条的轴。我一直看着他的背影进了院门，才回过神来。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父亲把一碗酸豆角推到我面前，说：“明天我把座垫给你放低一截。”
我没说话，低头扒饭。母亲在旁边说：“摔了没？”
“没有。”我说。
父亲端着碗，没抬头，筷子在半空中停了一瞬，又继续夹菜。膝盖上那块蹭掉的皮还在疼，我把它藏在桌子底下，谁也没看见。从那以后，我再没摔过。
第二天早上起来，那辆永久靠在屋檐下，座垫果然矮了一截。车架上新缠的绿色塑料带在晨光里亮闪闪的，像刚浇过水的菜叶子。我推着车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又停住了。我想了想，把车推回了院子里。
院子里地方小，转不开大圈，但水泥地平整，没有石子。
那辆永久，我后来骑了三年。骑到横梁上的绿塑料带全都磨秃了，骑到铃铛彻底不响了，骑到我的腿终于能够得着地面、不用再“掏螃蟹”了。父亲再也没有说过骑车的事。只是每年夏天，他都会在车架上重新缠一遍绿塑料带，一圈一圈的，每一圈都压着上一圈的边，整整齐齐的。那些深深浅浅的绿痕一年年叠上去，像是把夏天、把日子、把一些说不出口的话，一圈圈缠进了车架里。
而平溪江的水从雪峰山里淌出来，拐了无数个弯，也还是往前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