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形的田

老四下午四点多到的夯卡。摩托车熄了火，他从村口老樟树底下推着走，青石板路窄，碰上个挑粪桶的，还得侧身贴着墙根。拐过第二道弯，推开自家木门，听见的不是脚步声，是水瓢砸在灶台上的闷响。

父亲蹲在地上，佝着背，用一块破布擦泼洒的水。见老四进来，他抬起头，眼神空了一瞬，才慢慢聚拢："回来啦？我……我想烧水，手抖了。"

水瓢是铝的，砸出一个凹坑。老四捡起来，指腹划过那道新痕。父亲七十多了，年轻时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走二十里山路，现在连一把水瓢都握不牢。堂屋墙上，母亲的遗像还是笑着的，黑白的，两条辫子垂在胸前，镜框上落了灰。

老四没吭声，把水瓢放回灶台，转身去看米缸。米是有的，但面上浮着一层细尘。橱柜里半把面条生了虫，黑黑的小点爬在挂面上。菜园子里的青菜倒还绿着，叶子被虫啃得豁豁牙牙的。

他去隔壁二婶家借了两个鸡蛋，给父亲煮了一碗面。父亲坐在堂屋的矮凳上吃，一根一根地挑，挑半天才送进嘴里。老四坐在对面看他，看他花白的头发茬子，看他端着碗的手抖——不是一直抖，是送到嘴边那一下，碗沿磕在下嘴唇上，面汤晃出来，滴在裤腿上。

"爸，要不你跟我去镇上住吧。"老四说。

父亲摇摇头："不去，我哪儿也不去。我走了，这屋怎么办？这田怎么办？你妈怎么办？"

最后那句说得轻，老四没接话。他把碗收了，在水龙头底下慢慢地洗，洗了很久。水声哗哗的，他低着头，盯着碗沿上磕出的豁口看了好一会儿。

吃过饭，父亲又坐回那把竹椅上，晒着太阳，旁边蹲着大黄狗。狗也老了，毛掉得稀稀拉拉，露着粉皮子。父亲一下一下摸狗的头。

"爸，今天赶场，我去买点东西。"

父亲想了想："买两包烟吧，再买一包白糖。"

老四骑上摩托车去了乡场。回来的时候，除了烟和白糖，还买了双草鞋。卖草鞋的是个老婆婆，手脚麻利，编得又密又结实。他想起父亲说过，草鞋透气，穿着脚底板舒坦。

回到村里，父亲还坐在院子里。老四把东西一样一样拿给他看，看到草鞋时，父亲眼睛亮了一下。他脱下解放鞋，换上草鞋，在院子里走了几步，步子忽然轻快了。"舒服，还是草鞋舒服。"

老四笑了，父亲像个得了新玩具的伢崽。

那天下午，父亲精神出奇地好，说要上去看看你妈。老四陪他走屋后那条小路，草长疯了，几乎要把路淹没。父亲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用手拨开野草："草都长这么高了，该割了。"

母亲的坟在一个小土包上，坟头开着细细的白花。父亲蹲下来，一棵一棵拔草，动作很轻。拔完了，又掏出手帕擦墓碑，青石的碑，二叔写的楷体字。

父亲在坟前坐下，老四也挨着坐下来。山风吹过来，远处的山一层叠一层，夕阳正一点点沉下去，把整个夯卡染成橘红色。

"你妈最喜欢这个地方了，"父亲说，"她说站在这里能看到整个村子。"

沉默了一会儿，父亲忽然说："你妈嫁过来那年，我还在修铁路，半年回一次。她给我写信，一个月写两封，封封都在最后画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我回信说画得不像，她下回就多画两个圈圈。那些信我都留着，用红布包着，放在箱子底下。你妈走那年，我烧了一大半，给她带去了。可是我现在——"他顿了一下，"我现在记不清，太阳是画在左边还是右边了。"

他的声音平静，但老四看见他眼角有泪，顺着皱纹淌下来。老四伸出手，握住了父亲的手。父亲的手又干又瘦，像一把枯柴。

从山坡上下来，天快黑了。父亲走得更慢，老四搀着他一步一步往下挪。走到半路，父亲忽然停下来，指着山脚下一块田："那块田，是你爷爷开出来的。"

田不大，形状不规整，老爷子说像个歪歪扭扭的月亮。稻子已经割了，只剩短短的稻茬。

"你爷爷带着你奶奶，一锄头一锄头挖了整整一个冬天，那时候没有牛。你奶奶怀着你二叔，挺着大肚子还在挖。后来田挖出来了，你二叔也出生了。"

老四从来没听过这些。

"老四，"父亲忽然说，"你说，这块田以后谁来种？"

老四没应声。大哥在深圳龙岗，二哥在长沙，三姐嫁到了花垣，没有一个留在村里种田的。他张了张嘴，想说"我来种"，可那三个字在嗓子眼里滚了几滚，到底没有出来。

"没人种就算了，"父亲叹了口气，"让它荒着吧。"

老四没接话。他搀着父亲继续往下走，脚底下的石板路被月光照得发白，一步，一步。

那天晚上，父亲破天荒地喝了一杯酒。米酒，老四从镇上带来的，度数不高，甜的。父亲抿了一口，咂咂嘴："还是自己酿的好喝。"

"爸，等过年，大哥二哥他们都回来，一家人好好聚一聚。"

父亲点点头："好，聚一聚。"

他又喝了一口，忽然说："老四，你帮我写封信吧。"

"写给谁？"

"写给你大哥二哥，就说我想他们了，让他们过年一定要回来。"

老四拿出纸和笔。父亲想了想："就说，家里的腊肉已经熏好了，田里的酸鱼也养肥了，让他们回来过年。"

老四一个字一个字写，父亲在旁边慢慢说。写到一半，父亲忽然不说了。老四抬头一看，他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嘴角微微翘着。

老四把纸笔收起来，给父亲披了件外套。月光从窗户缝里漏进来，照着父亲的脸——瘦了太多，颧骨高高的，眼窝深深的。

他坐在旁边没动。那封信就搁在桌上，写了一半，纸角被夜风吹得微微翘起来。过年回来，过年回来——他攥着这句话想了很久。大哥去年过年就没回来，说厂里赶工期，三倍工资。二哥倒是回来了，大年三十晚上到的，初四一早就走了。三姐嫁得远，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老四自己呢，每个周末都回来，可也就是回来看看——看看父亲吃没吃饭，看看米缸空没空，看看屋后的坟头上草又长了多高。然后他又骑着摩托车回镇上去了。

他想起小时候。田里的稻子黄了，父亲站在田埂上喊："老四，下来！"他就赤着脚跑下去，稻茬扎得脚底板痒酥酥的。那时候田里全是人，割稻的打谷的挑担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老四没睡踏实。半夜里听见父亲在隔壁咳嗽，一声接一声。他爬起来倒了杯水端过去，父亲醒了，喝了一口说没事，老毛病了。老四坐在床边，月光照进来。

"爸，你睡吧，我在这儿陪你。"

父亲没说话，闭上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儿，老四以为他睡着了，正要起身，父亲忽然开口："老四，你说，人死了以后，还能见到活着的人吗？"

老四愣了一下。

"我是说，"父亲的声音很轻，"我要是走了，还能见到你妈吗？"

老四没答上来。他握着父亲的手，过了很久才说："能的，爸。"

父亲没有再说话。老四感觉到他轻轻地回握了一下。

第二天老四要回镇上了。父亲送他到村口，站在老樟树下朝他挥手。老四骑上摩托车，回头看，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晨雾里。

回到镇上，老四忙学校的事，备课上课改作业，但心里总挂着父亲。每天打电话回去，有时父亲接得到，有时接不到。接不到的时候，就打给二叔，让二叔去看看。

二叔说父亲最近精神不太好，饭也吃得少，整天坐院子里发呆。老四说周末回去。

那个周五，老四正准备下班，二叔电话来了。父亲摔了一跤，磕到了头，送镇卫生院了。老四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往卫生院跑。

父亲躺在病床上，闭着眼，脸色苍白，头上缠着纱布，渗着血。医生说问题不大，但年纪大了，要多观察。

老四坐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比以前更瘦了，青筋凸起来，一根一根的。

父亲慢慢睁开眼睛，看见老四，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你怎么来了？"

"二叔打电话给我了。"

"没事，就是摔了一跤，"父亲说，"人老了，不中用了。"

老四没说话。父亲看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忽然说："老四，我的信呢？"

"什么信？"

"那封信！你妈画了太阳的那封！"父亲的声音忽然急了，他抬起身子，纱布上渗出血来，"我走的时候要带上——你妈认得那封信。1972年，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最后画了一个太阳，歪歪扭扭的，她说不像，可是我知道那就是太阳……"

老四按住他："信在，我给你带来了，在床底下。"

父亲这才安静下来，眼睛却一直盯着床底下。过了很久，他低声说："老四，你妈没在梦里等我。她没来。"

老四把脸埋在父亲的掌心里，感觉到父亲粗糙的手摸着他的头，像小时候那样。父亲的指甲刮着他的头皮，痒痒的，有点疼。

父亲在卫生院住了三天。大哥从深圳打来电话，声音哑着。老四听见电话那头有机器的轰隆声。

"你还在厂里？"老四问。

大哥顿了一下："刚请了假，正在跟工头交代。"他在龙岗那个五金厂干了十几年，前两年厂里效益不好裁了一拨人，大哥吓得半年没敢请假。这回咬咬牙跟工头说家里老人不行了，工头丢给他一句："给你五天，超了就不用回来了。"大哥没怨，只是说："老四，我订了明天一早的票，你跟爸说一声。"

二哥从长沙开车回来的，开了六个小时。他到卫生院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蹲在门口抽烟，一支接一支。老四出来倒水，听见二哥对着手机小声说："你跟老师说一声……毛毛的家长会，你跟老师说，他爸回不来。"挂了电话，二哥站起来的时候扶着墙停了一下。

三姐是第二天早上到的。她从花垣坐最早一班班车，倒了两次车，到镇上的时候快十点了。老四去车站接她，看见她抱着孩子从车上下来，脸色发白，嘴唇干得起皮，头发被汗贴在额头上。另一只手拎着一个瓦罐，罐口用塑料布扎了三层，外面又裹了条毛巾。

"鸡汤，"三姐说，"我炖了一早上。"

老四接过瓦罐，沉甸甸的，罐底还是温的。伸手一摸，毛巾外面有一块暗黄色的渍——鸡汤在路上晃出来过，她用毛巾擦了。三姐跟在他后面走，走了几步蹲在路边，把怀里的孩子换了个手抱着，缓了一会儿才站起来。"没事，就是晕车，吐了两回。"

进了病房，三姐先进了厕所，出来的时候换了一件外套，头发也重新拢过了。她把孩子交给老四，自己端着瓦罐进去，脸上已经挂上笑："爸，我煲了一上午，你趁热喝。"

父亲看见三姐来了，眼睛一亮："来了？娃娃也带来了？"

老四把孩子抱进去。孩子两岁多，认生，盯着父亲看了半天，往老四怀里缩。父亲伸手想摸孩子的脸，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认不得爷爷了，没事。"

三姐把鸡汤倒出来，一碗端给父亲。老四看见她倒汤的时候手指上缠着好几块创可贴，大拇指上那块最厚，纱布都磨黑了。

"手怎么了？"

"搬货划的，"三姐把手缩回去，"店里进了一批化肥，一袋一百斤，我帮着搬。"

三姐嫁到花垣五年了，婆家那个化肥农药店就是全部营生。花垣也是个穷县，买化肥的赊账的多，年底收不回来是常事。去年腊月赊出去的账，开春只收回来三成，剩下的打了白条，说是等秋粮卖了再还。三姐的男人天天骑着摩托车在附近几个村子跑，油钱花了不少，账本越翻越厚。去年腊月三姐挺着大肚子还在搬货，孩子生下来不到两个月就回了店里。这些事情老四是知道的，但三姐从不跟父亲说。每次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拎着吃的用的，说店里生意好。

那天中午，一家人吃完了饭，三姐让大哥二哥去休息，自己守着父亲。老四出去打水回来，看见三姐坐在病床边的凳子上，低着头，一只手握着父亲的手，另一只手在给父亲剪指甲。父亲的指甲又厚又黄，剪起来咯嘣咯嘣响。三姐剪得很慢，剪完一个就用指甲锉磨一磨。

老四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进去。

那天晚上，三姐没去二叔家睡。卫生院走廊上有排长椅，她铺了件外套，把孩子放在旁边，自己靠着墙眯了一觉。老四半夜起来倒水，看见她没睡，坐在长椅上，孩子趴在她腿上睡着了。走廊的灯坏了一盏，忽明忽暗的。她盯着病房的门。

老四走过去挨着她坐下来："你怎么不睡？"

三姐摇摇头："睡不着。"

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老四，上次爸生日那天，我本来要回来的。那天店里正好到了一大车货，婆婆腰疼下不了床，就我跟我男人两个，从早上卸到天黑。晚上九点多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没事，你忙你的。可我听出来他声音不对。"

她没再说下去。长椅上的那盏灯又暗了一下。

出院那天，父亲坚持要回村里。老屋还是老屋，院子还是院子，大黄狗还是趴在墙角。父亲坐在他常坐的那把竹椅上，晒着太阳。

大哥说："爸，跟我们回深圳吧。"

父亲摇头。

二哥说："那去长沙，我照顾你。"

父亲还是摇头："不去，我就待这儿，陪着你妈。"

大哥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全是老茧和烫伤的疤。他来的时候只背了一个双肩包，包里塞满了给父亲买的药——降压的、活血的、止咳的，每一种都用塑料袋分装好，用橡皮筋捆着。二哥靠在门框上，低头翻手机，翻来翻去也没什么好看的，又把屏幕摁灭了。三姐抱着孩子站在堂屋门口，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墙上母亲的遗像，别过头去。

他们都晓得，父亲是不会离开的。

那天下午，父亲让他们扶他到山坡上去。他们搀着他一步一步往上走，路还是那条路，草还是那些草，只是父亲的脚步更慢了。

到了坟前，父亲让他们退后，他要单独和母亲说说话。他们退到不远处，看着父亲在坟前坐下来，低着头，喃喃地说着什么。山风吹着他的白发，他的背影瘦小。

大哥站在老四旁边，忽然低声说："去年过年我没回来。厂里腊月二十四就放了假，可我算了算，来回车票一千多，回去待五天，给爸留两千，给二叔送点礼，再给三姐家的孩子包个红包，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再说了，去年裁了一批人之后，剩下的人一个顶三个用，工头天天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谁请假谁卷铺盖'。我想着再攒攒，等今年夏天淡季回来多待几天……"他说着声音就哑了。

二哥在旁边接了一句："我初四走的那天，爸送到门口，我上车了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那儿站着。我开出去二里地了，从后视镜里还能看见他站在那棵樟树底下。"

三姐站在最边上，怀里抱着孩子，孩子伸手想去拽坟前的野花，她轻轻把那只小手按住了。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上次回来，爸跟我说他学会用手机看视频了。二叔家娃子教他的，能看见你们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说他看见大哥在厂里吃饭，盒饭里有块红烧肉，他就放心了。又看见二哥在工地上戴着头盔晒得黑黑的，他说老二瘦了。还看见我在店里——"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看的，我在店里搬化肥，弯着腰，屁股撅着。爸说，三丫头不容易。"

她没再说下去，把脸埋进了孩子的衣领里。

过了很久，父亲站起来，转过身，朝他们笑了笑："走吧，回去了。"

那天晚上，父亲吃了很多饭。大哥给他夹菜，他一筷子一筷子吃了，说好吃。他们都高兴，以为父亲的病好了。父亲也高兴，话比平时多了很多，讲他们小时候的事。

"你大哥小时候最调皮，上树掏鸟窝，掉下来摔断了胳膊。"父亲笑着说，"你二哥最老实，读书也好，就是太闷。你三姐最像你妈，长得像，脾气也像。老四最小，也最像我，话不多。"

他们笑着听着。

夜深了，都去睡了。大哥睡在二叔家，二哥和老四睡在老屋的隔壁屋里。两张床中间隔着一个旧衣柜，老四听见二哥翻来覆去，床板吱吱地响。过了一会儿，二哥轻声说："老四，睡了吗？"

"没。"

二哥翻了个身。床板又吱呀响了一声。

"这回请了六天假。"他的声音在黑暗里有点干，"回去不知道……项目上走了仨了，剩下几个人的工资都拖了两个月了。"

"……"

"有时候想，要不回来算了。"他笑了一下，笑得短，"可回来了，拿什么养？"

老四没接话。黑暗里他睁着眼睛，盯着头顶的木梁。梁上有一道裂痕，是当年父亲拆了另一根去卖的时候留下的。

过了很久，老四听见父亲在隔壁屋里轻轻地哼着什么。调子很老，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词。他爬起来走到父亲门口，看见他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月亮。

第二天早上，他们叫父亲起床吃早饭，叫了好几声没人应。推开门，父亲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嘴角带着一丝微笑。他已经走了。

大哥跪在床前嚎啕大哭。二哥靠着墙，浑身发抖。三姐抱着孩子站在门口，整个人僵在那里，孩子被她搂得太紧了，哇地哭了出来。三姐这才松了手，蹲下去，把脸埋在孩子的棉袄里，肩膀一耸一耸的。老四没有哭，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父亲。父亲脚上还穿着那双草鞋。

料理完后事，他们把父亲葬在了母亲旁边。两座坟挨在一起。

大哥要走了。走之前他去了一趟山坡上，在父亲坟前站了很久，最后弯腰鞠了一躬。下来的时候，他眼睛还是红的，把老四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他："里面是三千块，你拿着，给二叔，让他帮着照看老屋。以后爸的忌日，你替我给烧点纸钱。我……"他顿了一下，"我明年一定回来。"

老四捏着那个信封。牛皮纸的，磨得发毛了，封口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他攥着，没说话。

大哥走的时候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他把双肩包甩到肩上，站在院子里四下看了一圈——看了堂屋的门，看了墙角的锄头，看了那把空竹椅，看了山坡的方向。他没再上去，就是站着看了一会儿。二叔帮他拎了个袋子送到村口，老四跟在后面。到了樟树底下，大哥把包换了个肩，转过身来对老四说："信封里那三千块，你拿着用，给二叔也好，留着修屋也好。我明年一定回来。"他说"一定"两个字的时候咬得很重，像是说给自己听的。然后他转身走了，步子迈得很大。老四站在樟树底下看他走远，看见他走到村口那条土路的转弯处时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站在那里，肩膀微微塌下去，过了几秒又挺起来，拐过弯就不见了。老四低头看脚边，樟树根底下不知什么时候落了一片叶子，青的，还没黄透。他弯腰捡起来，捏在手心里。

二哥也要走了。他把车开到村口那棵老樟树底下停了，下来站了一会儿。老四跟过去，看见二哥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父亲那些药，原封没动。他蹲下来，把药一盒一盒摆在樟树根底下，摆完了，又站起来，看了那两座坟的方向一眼。什么也没说，上车走了。

车开出院子，在门口停了一下，探出头来对老四说："毛毛的家长会，我已经跟老师说过了。"又说："爸的事，你先替我们照应着，我回去看看项目上工资能不能结一结，能结的话我再请两天假回来。"他说完发动了车，开到村口那棵樟树底下停下来，从后备箱里拎出那个装药的塑料袋，蹲下身一盒一盒摆在树根底下。老四跟过去的时候，看见二哥摆完药之后没有立刻站起来——他蹲在那里，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盯着那几盒药看了很久。有一盒降压药是大哥带来的，盒子比别的都新，二哥把它单独拿出来，放在最上面。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上车走了。车开出去几十米，尾灯亮了一下，刹车——他踩了一脚刹车又松开，车顿了一下，继续往前开，没有再停。那几盒药摆在樟树根底下，排得很整齐，像一个小小的阵。老四蹲下来看，大哥那盒降压药的背面夹了一张纸条，是二哥的字迹，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哥，药你带回去，深圳买药贵。"老四把纸条折好，塞进自己口袋。

三姐走的时候是下午。二叔家的顺风车来接她，她把瓦罐洗干净了，用毛巾包好。上车前她回头看了看老屋，看了看院子里那把空着的竹椅，又看了看山坡上那两座坟。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

"老四，"她说，"我下个月还回来。"

老四点点头："路上小心。"

三姐走之前去了灶房，把剩下的米面油盐归拢了一遍。二叔家的顺风车到了，她抱着孩子出来，在院子里站了站。老四注意到她换了一双干净的布鞋，脚上那双沾满泥的解放鞋用塑料袋装了，塞在蛇皮袋最底下。上车前她把孩子递给老四抱着，自己回了一趟堂屋，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根木梳——父亲常用的那把，黄杨木的，齿缺了好几根。她没解释，把木梳塞进自己裤兜里，又接过孩子。临上车，她跟二叔说："叔，菜园子里那畦青菜还能再吃两茬，你帮我看着点，别让鸡刨了。"又说："那棵柚子树今年的果要是结了，给我留两个。"二叔一一应了。车开出去，三姐把车窗摇下来，老四看见她怀里抱着的孩子伸出手来乱抓，她一只手轻轻握住孩子的手腕，另一只手从裤兜里掏出那把木梳，攥在手心里。车窗慢慢升上去，她的脸在玻璃后面越来越模糊。老四站了一会儿才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辆车已经开到土路的转弯处了，尾灯亮着，停了一下，又亮着往前走了。老四想起三姐刚才那句话——柚子树。那棵树是父亲很多年前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苗子，种在屋后，头三年一个果都没结，父亲说它还没"服土"。后来结了，皮厚，肉酸，父亲却年年留着，说是等孩子们回来摘。去年三姐回来的时候摘了两个带回去，父亲高兴了好几天。

那些药摆在樟树根底下，一盒一盒的。老四折回去，蹲下来看了很久，最后只把二哥那张纸条收了起来，药还是留在那儿。二叔说摆这儿也好，让过路的人看见，晓得有人回来过。老四没有接话。他站在樟树底下，风从山坡那边吹过来，带着草和泥土的气味。

那天傍晚，老四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夕阳把整个村子染成金黄色，炊烟袅袅升起来，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有狗叫，有鸡打鸣。

老四站起来拍了拍土，准备下山。走到半路，经过村口那块月亮形的田，荒草长得没过膝盖。他站了一会儿，慢慢走进去，草叶子刮在小腿上，痒痒的，有点疼。他蹲下来，抓了一把土。土是湿的，攥在手心里能捏出印子来，松开手，土就散了。他试了两回，都攥不紧。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沾满了泥。他看见田埂上扔着半截烟头——二哥的牌子，软白沙。烟嘴被咬得瘪瘪的，沾着干了的唾沫印子。他又往前走了一步，看见田埂另一侧有一枚纽扣，黑色的，塑料的，是大哥那件旧夹克袖口上掉的那粒——昨天吃饭的时候大哥还说回去要找线缝上。

老四把烟头和纽扣都捡起来。烟头已经没有火星了，他捏在指间捻了捻，烟丝散了，落在土里。纽扣揣进了口袋，和母亲的信用同一侧。口袋里那封信硌着他的腿，纸是脆的，带着体温。他想起父亲在卫生院说的那句话——"你妈认得那封信。"父亲读了五十多年，纸脆了，字淡了，太阳还在。信还在。

他摸了摸口袋，隔着布料摸到那个圆圆的轮廓，旁边几道短线。还有那枚纽扣，凉凉的，小小的，挨着太阳的轮廓。

身后有人喊，回头是二叔。他蹲在田埂上，手指头夹着半截烟，烟灰积了老长一截也没弹。老四走到跟前，二叔才把烟头摁进土里，从怀里掏出布包递过来。老四接的时候，瞥见二叔右手食指上有个新烫的泡，红通通的，没破，边上还有一圈烟熏的黄印子。

"在你爸枕头底下发现的。"他说。

老四打开，是一团用红布裹着的东西。红布褪了色，边角磨出了毛边。解开，里面是一封信，信纸已经黄了、脆了，边缘磨损得厉害。信封背面，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圆，旁边有几道短线，像光。

二叔又说："前天他还跟我说，等开春要撒一把稻种，哪怕收一箩筐也好。"说这话的时候二叔别过脸去，往地上啐了一口。

老四把信纸轻轻展开。母亲的笔迹有些模糊了，他凑近了看。信的末尾，太阳旁边有一行小字，几乎被手指磨没了：

"太阳照到夯卡山顶，我就想你。"

红布底下还压着另一张纸条——父亲让老四写的那封"腊肉熏好了"的信，边角捏得皱烂，纸面上洇着水痕，有些字已经化开了。

老四把信和纸条都折好，和红布一起塞进口袋。他摩着信纸的边角，纸又脆又软。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个太阳的轮廓，凸起来的，圆圆的，旁边几道短线。

月亮升起来了，挂在那棵老樟树的枝头上，又圆又亮。空无一人的打谷场上，月光铺了一地白。老四发动摩托车，车灯切开夜色。他回头看了一眼山坡上那两座坟，隔得太远，看不清了，只看见两团影子，黑黢黢的，挨在一起。

"爸，妈，我走了。"

山风轻轻吹过来。老四拧动油门，摩托车驶出村子。后视镜里，夯卡一点一点变小。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他松了一下油门，夯卡的轮廓又在镜子里浮现了一下。他想停下来，掉头回去——可回去做什么呢？老屋空了，院子里那把竹椅空着。他又拧了一把油门，路在前头弯弯曲曲地伸出去。

前方路还长。明天他还要回镇上，备课、上课、改作业。摩托车颠了一下，他攥稳了车把，风灌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口袋里的三样东西——信，纽扣，纸条——隔着布料相互挨着，一个比一个小，却都沉甸甸的。他攥着油门的手紧了紧，摩托车的灯光在夜色里往前推，把暗黑的路面一块一块照亮。他走了很远之后，后视镜里夯卡的最后一点影也看不见了。可他知道那个地方还在那里——那两座坟，那把空竹椅，那块月亮形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