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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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四，南归的火车碾过湘中腹地，窗外便换了景致。灰白的冬景里，猝然撞见几簇猩红——是某家顽童提早偷放了一挂鞭，青烟尚在枯枝间缠绕，红屑已溅在青黑的瓦上，成了这萧瑟天地间唯一扎眼的艳色。我提着行李挤出站口，一股凛冽而温甜的空气灌入肺腑，这空气里杂糅着远处烟火的硫磺、近处蒸锅的水汽、以及无数归乡人身上陌生的烟草与尘土味，这便是故乡的年了，蛮霸，亲狎，不由分说地便将人裹了进去。
城里高楼自是有的，只我偏爱往那旧街巷里钻。所谓“小年”一过，这青石板路便再不得安睡。两侧排开各色摊子，竟将原本逼仄的巷道挤得愈发瘦削，人只得侧身在其中游走，摩肩接踵，反倒生出一种奇异的亲热。卖香烛纸马的与卖电子烟的门脸紧挨着，互不相扰，各自营生。一爿老字号前悬着黝黑发亮的腊鱼腊肉，油脂经冬风一淬，竟透出琥珀的光泽，底下围着几个仰头的老妪，正用最尖刻的乡音品评肥瘦，话头锋利得像刚磨好的刀。我立在一旁听，那话音噼啪炸在耳里，竟比官话受用十倍。
忽被一阵粗粝的甜香勾了魂去。转头便见一壮硕汉子立于煤炉旁，锅里深色的砂粒正炒着板栗，每一下翻动都带起一阵灼人的热浪和甜香。旁有妇人守着一口巨锅，油亮乌黑的浏阳炒米盛得冒尖，她见我看，也不吆喝，只拿铁勺“当”一敲锅沿，声响清亮，便是最好的吆喝。我摸出零钱，她便麻利地铲上一包，热气瞬间糊了我的镜片。
“后生子，外地回来的？”她问，手下包扎的活儿不停。
我点头称是。
“就晓得，看你这生分样子。”她笑，把炒米塞我手里，“多吃点，屋里娘老子做的，哪有我咯里香！”
这话霸道，却暖。我捧着烫手的纸包，一口下去，齿间尽是米香与童年。
再往前，便是“重地”了——春联摊子。一溜长桌，数位老先生据守一方。有戴老花镜悬腕挥毫的，笔走龙蛇，字字如钉；也有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指尖在红纸上比划，任顾客在千百种预制烫金字体里挑选的。传统与革新，在这丈把长的摊位上短兵相接，竟无丝毫火药气。一个后生蹲在电脑前挑了半晌，选定一个鎏金浮雕的“福”字，付款时却对写毛笔字的老先生赧然一笑：“周爹，您老的字我是顶喜欢的，明年，明年新屋入伙，一定来求您一副！”
那周爹鼻子里哼一声，笔下却不停：“晓得咯，你们这些伢子，光嘴甜。”墨汁淋漓，一个“春回大地”的“回”字，笔锋圆融如意，道尽沧桑。
人潮推着我向前，忽见前方一圈人墙，喝彩声雷动。挤进去一看，头皮猛地一麻——但见十数精壮汉子，赤着膊，古铜色的背脊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竟蒸腾出白汽来。当中二人各执一端木槌，正向石臼中糯米饭奋力砸去。这便是“打糍粑”了。木槌起落，嘿哈有声，沉重地砸入米团，又黏连地拔起，带出绵密的丝。那声音不是脆响，是“噗—嗵—”的闷声，像心跳搏在温热的厚土之上。汗水顺着他们绷紧的脊沟滑下，渗进腰间扎着的红布带里。
糯米香气原始而蓬勃，随着每一次捶打弥散开来。须臾，米已成糍，被迅速抬至一旁铺满米粉的案板上。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上前，枯瘦的手指却异常灵巧，一揪一揉一按，便是一个圆胖的糍粑。有性急的孩童伸出脏手去摸，被烫得一缩，引来四周善意的哄笑。主家大方，切下边角热腾腾的糍粑，蘸了白糖分赠众人。我亦得一块，入口极烫极软极韧，糯米的清甜瞬间裹挟了所有味蕾。吞下去了，那暖还一路熨帖到胃腹深处。
这吃食，这场景，粗野，直接，却涌动着一种近乎庄严的生殖力般的欢腾。我忽然了悟，过年何尝不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打糍粑”？所有零散的、疏离的个体，被投入名叫“春节”的石臼，经千百下反复捶打挤压，才最终融合成那团不分彼此、温润韧糯的“年味”，滋养着每一个离乡又归来的饥渴灵魂。
天色向晚，灯笼次第亮起，不是都市里规矩的LED冷光，而是曚昽的、带着毛边的暖黄，照得人脸上轮廓都柔和起来。归家的步履愈发匆匆，空气中饭菜的香气也愈发浓稠实在。我慢慢踱出巷口，回望那片被灯火与人声煮得沸腾的老街，它像一条亢奋的血管，正在小城的胸膛里勃勃跳动。
翌日便是除夕。白日的城竟反常地静谧下来，是盛宴前短暂的屏息。及至暮色四合，那寂静便被猛地撕裂。
我家阳台视野开阔，正可作观礼台。只见对面楼宇的窗格接连亮起温暖的方块，里面晃动着忙碌剪影。冷不防，第一挂鞭炸响，像一声冲锋的号令。瞬间，全城陷入一片沸腾的爆鸣！千万挂鞭炮同时炸裂，声音不再是独立的“噼啪”，而是汇成一片庞大无匹、沉重滚烫的声浪，厚重得如同实质，一波波撞击着胸膛，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烟花继而升空，尖啸着撕裂夜幕，将绚烂泼洒于天幕，明明灭灭的光彩，照亮楼下仰起的无数张脸——老人的皱纹、青年的欢颜、孩童捂着耳朵又惊又喜的眼。
没有指挥，亦无乐章，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火药与火光奏响的一曲粗粝磅礴的田园交响。它宣告的不是毁灭，是驱邪，是迎新，是一种积攒了一整年的、近乎蛮横的生命力的宣泄。我立于这片光海声浪之中，任由那震动麻遍全身，心中并无杂思，只感到一种渺小个体融入宏大节庆的颤栗与安稳。
喧腾终有尽时。鞭炮声渐次稀疏，唯余满城硝烟气息，浓烈刺鼻，却莫名好闻，是年的余味。守岁至零时，母亲下了一锅饺子端上。父亲照例抿一口白酒，开始重复那讲了数十年的老话：“新的一年，平平安安。”电视里晚会仍在欢闹，窗外零星的烟花还在倔强地闪烁，试图挽留这渐去的狂欢。
年初一拜年，年初二访友。及至人日一过，年的浓烈便如退潮般，缓缓撤离街巷。摊贩少了，行人步履也从容起来。但那空气里，总还飘着些未尽的东西。
离乡前日，我独往那条老街作别。阳光正好，一块块青石板被晒得温润。不少门户开着，老人坐在竹椅上打盹，脚边趴着同样慵懒的土狗。石阶边，几个孩童正认真清点着收获的压岁钱，小脸严肃。那卖炒米的妇人瞧见我，远远便喊：“后生子，又要走了？再来一包路上吃！”
我笑着摆手。她却已装了一小袋塞过来：“拿去！莫啰嗦！”
我接过，那炒米竟还是温的。
踱至那日打糍粑的角落，石臼静静躺在墙角，已冲刷干净。一位老人正在旁边晒太阳，竟是那日做糍粑的老者。我与他攀谈，赞他那日手艺。
老人豁着嘴笑：“老家伙式了，比不上机器做的光滑好看喽。”
“味道不同。”我说。
“是咯！”他眼睛一亮，“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这手上力气、冷热，心里念想，机器哪学得来？”他指着那石臼，“这东西，我爷爷的爷爷就用过。你说，这算不算……文物？”他竟吐出这么个词。
“算。”我郑重答，“活的文物。”
他满意地眯起眼，像一只饱食的老猫。“年呐，就是这么个东西。老底子传下来的规矩、吃食、热闹，一样样，在这石头窝子里捶打了几千年，模样或许变点，但那芯子的味道、那股气，不能变。变了，就不是咱的年了。”
他挥挥手，不再言语，只沉浸在南方的阳光里。
我蓦地怔住。原来我遍寻的年魂，不在那喧天的锣鼓与炫目的烟花里，竟藏在这黝黑沉默的石臼之中，藏在这寻常巷陌的烟火尘气里，由这些看似寻常却无比坚韧的普通人，用最朴实的心力，一年年，一代代，捶打，延续。
它从未离去，它一直在这片土地上静静生长，如同那些青石板缝隙里，经冬犹绿的苍苔。
回程时，火车启动。我望着窗外逐渐加速退后的故乡，手中紧攥着那包已然凉透的炒米。它的坚硬需以唾液慢慢浸软，才能在齿间化为弥久的米香。这像极了我们对故土的年节之思，初尝粗砺，甚至有些戳口，非得用离乡的时光去涵养，方能品咂出那份深藏的、近乎疼痛的甘醇。
新城的高楼广厦玻璃幕墙闪闪发光，亮得正确而疏远。而我深知，真正的城池，是蛰伏在那片光鲜之下，由无数条嘈杂、黏湿、飘着炒米油香与硝烟味的老街巷交织而成的。它的心脏，是那一口被岁月磨得光润的石臼，仍在被沉默而有力地捶响，一声声，敲击在所有离人的梦寐深处。
这便是我的乡关，我的岁喧。它在文明的迭变里守正，在市井的烟火里创新。它不完美，却真实；它不宏大，却足够温暖我一整年的漂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