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岩山镇,日头还带着夏末的燥意,却被祠堂前那片老樟树叶筛成了碎金。2025年8月25日,平日里供着祖宗牌位的祠堂,条凳上坐满了背着帆布包的孩子。在这其中,一个穿洗得发白校服的男孩格外显眼——他叫王建军,来自桐山乡椒林村,是今天要接受资助的50余名学子之一。
我站在祠堂门槛边,看见他正偷偷用袖口擦额头的汗。他脚边放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露出半截崭新的作业本——来之前,他特意把弟弟的作业本借来,这是他最能拿得出手的“体面”。祠堂正中的方桌上,码着一沓红封袋,广东省湖南洞口商会的企业家们正挨个给孩子们发放助学金。
轮到王建军时,一位鬓角微白的企业家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我也是岩山出去的,当年比你还穷。好好读书,将来回不回洞口都行,得活出个人样。”男孩攥着信封的手直哆嗦,喉结滚了半天,才挤出句“谢谢叔”,声音里带着山里孩子特有的憨直。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唐建新给商会颁发“社会帮扶爱心商会”牌匾时,祠堂里掌声雷动。唐部长讲话没拿稿子,说的都是大白话:“我小时候在石江镇读书,学费是邻居凑的鸡蛋换来的。现在这些孩子,就是当年的我们。”他指着祠堂墙上“耕读传家”的老匾额,“洞口人讲究这个,读书不是为了逃离,是为了把根扎得更深。”
这时,外面突然起了风。这风从雪峰山坳里钻出来,掠过稻田,裹着晚稻的清香,正好掀动了刚签下的长期帮扶意向书。我凑过去看,纸上“常态化开展爱心助学”几个字,被风刮得边角发卷,倒像是在点头应许。
这爱的种子,早已在洞口县的每一个山坳里破土而出,彼此呼应,连成一片动人的风景。
在醪田镇湛田村,那位捐了400万建学校的老板,据说当年是扒火车去广州打工的。新学校落成那天,他站在教学楼前哭了——不是因为剪彩时的礼花太晃眼,是看见操场边有个穿凉鞋的男孩,正踮着脚够篮球架。“我小时候在土坯房上课,下雨时桌子底下得放个盆接水,”他抓着镇党委书记的手,“这学校的操场,得弄成塑胶的,别让孩子摔一跤就蹭破皮。”
而在我的家乡桐山乡椒林村,助学奖励是村支书老陈拍板定的。他那本磨掉角的笔记本,就是一本“椒林英才谱”。去年有孩子考上了博士生,老陈特意杀了头猪,在村部摆了流水席。他举着米酒碗说:“你爷爷是生产队的记分员,总说‘咱椒林人认字不能只认得工分’。你读博,比挣多少钱都给祖宗长脸!”
这份细致入微的关爱,更流淌在“爱心妈妈”们的心里。洞口烟草局的她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给孩子送礼物前,得先去趟集市。上次去渣坪乡,张姐在小卖部挑了半天粉色兔子书包:“上次见那丫头总摸别人的书包,眼神让人心疼。”李姐则仔细翻找带拼音的故事书:“她奶奶不认字,晚上没人给她读。”到了孩子家,土墙斑驳的屋里,蜡烛点起来,火苗在风里摇摇晃晃,却比屋顶的电灯还亮,照见了一个孩子舔着蛋糕时最小心翼翼的期待:“阿姨,你们明年还来吗?”
爱的形式各异,却同样滚烫。黄桥镇东林完全小学的“书包海哥”团队来得最实在。今年六一,他们拉来的货车在操场卸了一下午货——每个书包上都印着“好好学习”,每个水杯都刻着孩子的名字。有个腿脚不便的小男孩,抱着新篮球在跑道上一瘸一拐地跑得飞快,回头喊:“我要练好了,当洞口一中的篮球队长!”
而每年高考季,洞口都会上演一场心照不宣的接力。去年一中门口,一位开三轮车的大爷,车斗里铺着红毯,插着小国旗。他说儿子十年前就是爱心车送考的,现在成了长沙的医生:“我这车破,但干净,孩子们坐着不丢人。”两百多辆贴标的车,从老街排到高速路口,有宝马也有电动车,车主们摇下车窗互相点头,鸣笛为学子们壮行。
祠堂里的仪式快结束时,风停了。王建军正把红封袋小心翼翼地塞进蛇皮袋。我走过去问他今后的打算,他眼睛瞟着祠堂外那片金色的稻田:“我爸说,等我考上大学,就把家里那二分地种上脐橙,现在洞口的橙子能卖到广东去。”他挠挠头,声音不高却格外坚定:“刚才那个叔说,将来回不回都行。但我想回来——这里的橙子,比外面的甜。”
走出祠堂时,夕阳正把雪峰山的影子拉得老长。稻田里的稻穗沉甸甸地低着头,像是在给这片土地鞠躬。我突然明白,洞口的爱心助学,哪里只是给钱给物?是那些走出去的人,把外面的光引了回来;是那些留下来的人,把脚下的土焐得更热。
这爱的力量,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流。它是雪峰山的清泉,从高处流下,滋养了禾苗,又顺着沟渠回到江河;是老樟树上的果子,掉在土里,长出新的树苗,再把阴凉送给更多的人。
将来有一天,王建军们会带着这份爱走出大山,或许会去广州的写字楼,或许会留在家乡种脐橙。但无论他们在哪里,都会记得2025年那个八月的下午,祠堂里的风、红封袋的温度,以及那句“好好读书,把根扎深”。而这,就是洞口最结实的底气,是咱中国人最该有的自信——爱能传下去,希望就断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