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讲故事的萤火虫

夏夜沉下来了，星子一粒粒浮在湘中的天上，稻田里的水汽便蒸腾而上，与天相接。我坐在老屋前的麻石阶上，凉意透过夏布裤子慢慢渗上来。阶缝里钻出几茎狗尾草，穗子沾着夜露，在晚风里轻轻摇晃。萤火虫就从那边的池塘坎上、丝瓜架下三三两两地升起，忽明忽暗，如同大地沉稳的呼吸。这般景象，自我离乡后便不复得见，如今归来，竟恍如隔世。

萤火虫的光，向来是温柔的，不似电灯那般霸道，亦不如烛火那般摇曳。它们的光是活的，有自己的节奏和呼吸，仿佛在诉说什么。幼时，祖母常将我揽在怀中，指着那些飞舞的光点说：“看，那是会讲故事的萤火虫。”她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扇出的风带着艾草与晚稻混合的清香。我信以为真，每每仰头追寻它们的轨迹，小脑袋里满是“它们要讲什么”的好奇。

祖母不识字，却满腹故事。她说萤火虫是古时读书人的魂魄所化，因舍不得人间烟火，便化作小虫，夜夜提着灯笼巡游故地。又说它们是迷失的星辰，坠入凡间，寻找归途。我那时年幼，只觉得神奇，如今想来，这些传说里，藏着农人对知识的敬畏，对未知的柔软想象。祖母讲故事时，常有萤火虫停在她银白的发髻上，一闪一闪，仿佛在为她的话作注脚。

堂叔公是村里最会说故事的人。夏夜纳凉时，他摇着蒲扇坐在竹椅上，四周围着一群眼睛发亮的孩子，连院角的老黄狗都蜷在一旁听。他说的故事里，萤火虫总是聪明的向导，会领着迷路的孩子踩着田埂回家；或是善良的精灵，悄悄停在穷苦书生的书卷上，照亮“之乎者也”的墨字。他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混着田间蛙鸣、草中虫唱，竟成了一种奇妙的交响。那些夜晚，萤火虫在我们头顶飞舞，时而聚拢成一团暖光，时而散作星点，如同自然的舞台灯光。有时讲到精彩处，成群的萤火虫突然一齐明灭，引得孩子们惊呼着拍手，连蒲扇都忘了摇。

我尤其记得堂叔公说过的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盲眼老人，无儿无女，每晚独坐院中。萤火虫怜他寂寞，便聚在他身边，用细碎的光点在他掌心“写”字——春天写抽芽的柳，夏天写绽放的荷，秋天写飘落的桂，冬天写覆雪的梅。老人虽看不见，却通过掌心的触碰，“读”懂了四季变迁、花开花落。堂叔公说这话时，一只萤火虫恰好停在我指尖，凉丝丝的触感裹着微光，我屏住呼吸，觉得那光亮里真的藏着故事。很多年后，我在城里读到布莱希特的诗：“在漆黑的夜里，萤火虫闪闪发光/它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光收集起来？”突然就想起那个夜晚，想起堂叔公的故事。萤火虫的光从来不需要收集，它们各自闪烁，却共同照亮了一个孩子的童年。

十二岁那年，我随父母进城读书。临行前夜，我独自坐在田埂上，看萤火虫飞舞。那晚的萤火虫特别多，绕着稻穗飞，如同一场流动的星雨。我忽然生出一种奇想：每一只萤火虫都是一个故事，照亮着这片土地的记忆。远处的山峦在夜色中勾勒出墨黑的曲线，近处的稻田里，萤火虫与稻花鱼吐出的水泡交织成一片迷离的光网。风掠过稻穗，沙沙声里，我几乎能听见土地呼吸的声音，深沉而绵长。

城市里没有萤火虫。只有霓虹灯不分昼夜地闪烁，冰冷得刺目，把夜空染成灰蒙蒙的色。最初几年，每逢夏日，我总会想起故乡的萤火虫，想起祖母的蒲扇、堂叔公的故事。但渐渐地，课业压得人喘不过气，生活被试卷、公交、写字楼填满，那些记忆便被尘封在心底某个角落。偶尔在书中读到“轻罗小扇扑流萤”之类的诗句，也只当是古人的闲情逸致，与自己无关。城市的夜晚太亮，亮得看不见星星，也忘了萤火虫该是什么模样。

直到今年夏天，母亲来电说老屋即将拆迁，让我回去整理旧物。我驱车回乡，一路所见满是陌生：记忆中的稻田圈起了蓝色铁皮，锈迹斑斑的铁皮上，红漆印着“打造生态度假村”的广告，边角被雨水泡得发卷；蜿蜒的小河被水泥固化成笔直的沟渠，岸边堆着未清理的建筑垃圾，塑料袋挂在断枝上晃；就连后山那片竹林也被砍伐殆尽，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桩，像一个个沉默的惊叹号。夜幕降临时，我坐在老屋前，惊讶地发现竟还有萤火虫在坚持闪烁——只是稀疏得很，三三两两贴着墙角飞，再没有从前“星雨”般的盛大。它们像最后的守夜人，在断壁残垣间执着地亮着微光。

堂叔公还住在村里，已经九十高龄。听说我回来了，他拄着枣木拐杖，一步一步挪来看我。他的背驼得厉害，几乎弯成了直角，但眼睛依然有神。院里的石桌上，放着一张被风吹得卷边的彩色传单，印着“萤火虫主题公园规划图”：人工饲养的萤火虫被圈在透明玻璃展柜里，旁边用艳色字体标注着“门票68元/人”“亲子套票128元”。

“去年开发商来村里，说要建这个公园，”堂叔公指着传单上的玻璃展柜，指尖划过那些印刷的萤火虫，“隔壁二婶子倒觉得是好事，说能让在外的娃回来看看，还能给村里赚些零花钱；但也有老辈人叹着气，说这是把祖宗传下的念想圈起来卖钱。”他顿了顿，又叹道：“现在的小伢子也不听故事了，抱着手机刷视频，比什么都亲。可那些关在玻璃里的虫子，就算亮着光，还会讲故事吗？”他喃喃自语，像是问我，又像是问石桌上的传单。夕阳落在他粗糙如老树皮的手上，指尖微微颤抖。

那晚，我陪堂叔公坐在院中。萤火虫三三两两地闪烁，比起从前寂寞了许多。堂叔公突然说：“你还记得盲眼老人的故事吗？”我点头。他沉默良久，才缓缓道：“后来老人遇着个郎中，治好了眼睛。可他睁开眼才发现，河沟里的水浑了，蛙鸣听不见了，萤火虫也少得可怜——他宁愿继续瞎着，用手‘读’那些光点故事，至少那时的夜是活的。”我忽然懂了，堂叔公说的从来不只是故事。有些东西，看得太清楚，反而失了韵味；有些光亮，太刻意，反而照不进心里。萤火虫的光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朦胧，因为它短暂，因为它需要我们在黑暗里静心等。

夜深了，我送堂叔公回家。回来的路上，一只萤火虫误飞进屋内，在电灯下显得格外渺小，光也黯淡了几分。它固执地闪烁着，一次次撞向玻璃窗户，翅膀抖着，像是在寻找出路。我关掉灯，屋里顿时暗下来——那点微光忽然亮了，慢悠悠地从敞开的窗缝飞出去，融入夜色里，像是回到了它该在的地方。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它在诉说：说从前的稻田，说清澈的小河，说老人们口中的故事，说我们这代人正在丢失的东西。现代人总以为光明越亮越好，于是造出让黑夜变“白天”的灯，却忘了：萤火虫的微光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不企图照亮一切，只安静地点缀夜晚，给神秘与想象留了地方。

第二天，我去看望小学时的语文老师。他已经退休，在家整理本地民间故事集。书房的书架上堆满了泛黄的笔记本，有的封皮上还沾着泥土——那是他从前骑着自行车下乡，蹲在田埂上听老人讲故事时，不小心蹭上的。“最可惜的不是萤火虫变少了，”他翻着笔记本，指尖拂过页边的批注，“是再也没有人愿意坐在夏夜里，安安静静看它们飞舞了。没有凝视，哪来的故事？”他翻开正在编写的书稿，其中一页写着：“萤火虫的光是会呼吸的，而会呼吸的光，才能照进心里。”字迹工整如印刷体，旁边还用铅笔描了一只小小的萤火虫，翅膀涂了淡淡的黄，像是怕它不够亮。窗外的香樟树上，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在为这个夏天唱最后一支歌。

离乡前夜，我带着城里出生的侄儿到田间看萤火虫。他一开始兴奋得很，举着手机追着拍，屏幕亮得晃眼，嘴里念叨着“怎么拍不清啊”，拍了没一会儿就觉得无聊，掏出手机玩起了游戏，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戳。我让他关掉手机，拉着他坐在田埂上，教他看萤火虫飞过时的轨迹，听远处偶尔传来的蛙鸣——那蛙鸣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渐渐地，他安静下来，忽然指着一只停在狗尾草上的萤火虫说：“叔叔，那只萤火虫闪了三下，是不是在说‘你好啊’？”我眼眶一热，点点头。他又歪着头问：“明天还能来看它讲故事吗？”晚风拂过，狗尾草的穗子蹭着我们的手背，软乎乎的，像是在替萤火虫回答。或许，希望就在这点滴的传承里——萤火虫的光虽弱，但只要有愿意注视的眼睛，故事就不会断。

回城的路上，我又看到了那片蓝色铁皮厂房。车窗外，夜色渐浓，远处的村庄亮着零星的灯。我不知道今晚的老屋前，那些萤火虫是否还在闪烁，是否还在执着地讲着故事。它们像最后的守夜人，提着微弱的灯笼，守护着即将消失的夜晚。每熄灭一点光，就有一个故事跟着湮灭；但只要还有一只萤火虫在飞，就还有一个故事在继续——讲土地的记忆，讲乡愁的重量，讲我们究竟从哪里来。

也许有一天，所有的萤火虫都会消失，变成书本里的一个名词，变成老人口中的“从前”。但至少在这个夏天，它们还在闪烁，还在讲述。而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喧嚣里停一停，听听那些微光里的故事，记着：有些光明，不在乎多亮，只在乎它能不能照亮心里最软的地方——那里藏着我们最初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