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长明处

一九八七年夏末，湘中丘陵在灼热的阳光下蒸腾着暑气。杨树村卧在层层叠叠的稻田怀抱中，稻穗初抽，绿得泼墨般浓重。蝉鸣声从高大的樟树上倾泻而下，缠绕着午后闷热的空气，声声不绝。

杨卫东赤着脚在田埂上奔跑，十六岁少年瘦削的身影在稻田中时隐时现。脚下的泥土被晒得滚烫，他却浑然不觉——母亲纳的千层底早已磨穿了帮，露出黢黑的脚后跟。汗水从他黝黑的额头滑落，在胸前画出一道道蜿蜒的痕迹，渗进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留下深色的印记。

几只白鹭被脚步声惊动，扑棱着翅膀从禾尖掠过，在绿浪间划出银白的弧线，又稳稳落回远处的田埂，歪头盯着这个冒失的少年。

"娘！娘！"人还没进院门，声音就先撞开了农家小院的寂静。土坯墙被岁月浸得发暗，裂缝里钻出几丛倔强的狗尾草。青瓦顶边缘长着绒绒的瓦松，屋檐下挂着成串的红辣椒和金黄的玉米，像给老屋镶了道花边。墙角南瓜藤肆意蔓延，金黄色的花朵在绿叶间探头探脑，引着蜜蜂嗡嗡打转。

母亲系着粗布围裙从灶屋里探出身来，手里还攥着半把没摘完的空心菜。菜叶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碎钻般的光，顺着菜梗滴在青石阶上，晕开小小的湿痕。"喊么子？这么大声音，怕全村听不见？"她嘴上虽这么说着，眼里却带着藏不住的笑意，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就想去接儿子肩头的布包——那是他在学校装咸菜的袋子，洗得发白，边角已经起了毛边。

卫东弯着腰喘气，胸腔剧烈起伏着，可眼睛却亮得惊人，像是浸透了夏夜的星光，比头顶的日头还要灼人。"分数线！娘，我过线了！超了三十多分！"他扯着衣襟，露出里面夹在课本里的成绩单，红笔写的分数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却字字清晰地烙在母亲眼里。

母亲的手猛地一抖，青菜"啪"地掉在地上，沾了尘土。她张了张嘴，喉结上下动了动，却没能发出声音。只见她那被岁月刻满痕迹的眼圈，像被墨汁晕染似的，飞快地红了。好一会儿，她才蹲下身，指腹仔细地蹭掉菜叶上沾着的泥土，连菜根处的细沙都捻得干干净净，声音微微发颤："晓得了。去，告诉你爹去，他在东头帮人修屋顶呢——记得把菜捡起来，别糟蹋了。"

卫东转身就要跑，却被母亲叫住："等等！"她快步走进屋里，从陶瓮里摸出半块麦饼塞进他手里。麦饼是前几天磨新麦做的，边缘还带着焦香，硬得能硌出牙印。"跑慢些，别摔着。这饼你路上吃，你爹晌午也没回来吃饭呢。"

少年一边啃着麦饼，一边向东头跑去。粗糙的饼渣混着淡淡的甜味，在舌尖散开——这是他每周最盼的口粮，母亲总省着给他带。路过村头的老樟树时，几个正在纳凉的老人笑着问他跑这么急做什么，竹椅在树荫下吱呀作响。他挥着手里的麦饼，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喜悦："过线了！高考过线了！"

父亲正蹲在邻居家的屋顶上摆瓦片。七月的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在他古铜色的脊背上，汗水沿着结实的肌肉纹理滑落，在阳光下闪着微光，顺着脊梁骨流进裤腰里，洇出深色的痕迹。瓦刀在他手中灵活地翻转，时不时发出清脆的敲击声，每一片瓦都码得整整齐齐，严丝合缝。

"爹！爹！"卫东站在底下，仰着头喊道，声音因为奔跑而有些喘，脖子上的青筋都绷了起来。

父亲停下手中的活计，眯起眼睛向下望——阳光太烈，他得用手搭着眉骨才能看清："什么事这么急？屋顶还没修完呢。"

"分数线出来了！我过线了！超了三十多分！"卫东的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喜悦，每个字都像是在阳光下跳跃的音符，落在父亲耳里，让他手里的瓦刀顿了顿。

铁制的刀身险些从指间滑落，父亲赶紧攥紧，指节泛了白。他盯着儿子满是期待的脸，沉默了半晌。远处稻田里的蛙声忽然响亮起来，和着知了的鸣叫，汇成夏日独有的交响，风吹过屋顶的瓦片，发出沙沙的声响。最终，他只重重地点了点头，眼角的皱纹像被揉皱的纸张，深深地聚拢着，把几乎要溢出来的情绪牢牢锁在里面，只从喉咙里挤出一句："知道了。"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你先回去帮你娘烧火，我把这排瓦摆完就回——跟你娘说，晚上煮点红薯粥，多放把米。"说完便转过身，继续摆弄他的瓦片，但接下来的动作明显慢了许多，瓦片与瓦刀的碰撞声也轻了，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那天的晚饭，灶台飘出了罕见的肉香。母亲蒸了半条腊肉，那是过年时舍不得吃完，吊在灶房梁上存下的，油已经被熏得透红。金黄的油珠在肥肉上滋滋作响，滴进米饭里，染出一圈圈油亮的痕迹。妹妹小娟盯着那几片油光闪闪的肉，筷子在碗沿转了好几圈，终究没敢伸过去，只把自己碗里的红薯夹了一块给卫东。桌上还多了一碗蒸鸡蛋，金黄色的蛋羹上撒着翠绿的葱花，这是家里来了贵客才会做的菜——上次做，还是卫东初中考了全乡第一的时候。

"能上大学是好事。"父亲扒拉着碗里的饭，声音压得很低，米粒从嘴角漏出来几粒，他赶紧用手接住，放进嘴里。"可是......"

"可是"两个字像块沉重的石头，猝不及防地砸在饭桌上，空气瞬间凝住了。卫东扒饭的手停在半空，他比谁都清楚，那后面藏着的是"钱"——是课本费、学费，是压在这个家肩上的大山。他注意到父亲的手在桌下无意识地搓着，那是他焦虑时习惯性的动作，指缝里还嵌着修屋顶时沾上的黑泥，怎么搓都搓不掉。

一顿饭在沉默中结束，只有筷子碰碗的轻微声响和窗外越来越响的蛙鸣。母亲收拾碗筷时，特意将剩下的腊肉仔细地收进瓷盘，覆上保鲜膜，放进橱柜最里面，说明天还可以再吃一顿——其实也就剩两三片了。

夜里，卫东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的缝隙漏进来，在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撒了一把碎银。他终于摸黑点亮了煤油灯，昏黄的光晕立刻温柔地裹住了小屋。灯光将墙上的奖状映得发亮，那是他从小到大获得的各类奖状，母亲总是细心地将它们贴在最显眼的位置，边角卷了，就用浆糊重新粘好。

他从枕头底下掏出那本已经被翻得起毛的高中课本，书页上的字他早已倒背如流，可他总得做点什么，才能压下心里的慌乱。煤油灯的火苗不安地跳动着，将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放大又缩小。在这摇晃的光影中，他仿佛看到了大学校园的模样——那是他在老师带来的画报上见过的景象，有高高的教学楼，有栽满梧桐树的小路，学生们穿着整齐的校服，抱着书本笑着走过。

第二天一早，村长杨老根的大嗓门就先飘进了院子："老杨！听说卫东考上了？"人跟着声音进门，手里还揣着两个热乎乎的红薯，用粗布巾包着，散发着泥土的清香。

父亲从屋里迎出来，搓着手，指尖的老茧相互摩擦着，发出沙沙的声响。"只是过线了，通知书还没影呢。"他语气谦卑，嘴角却忍不住向上扬，眼里藏着压抑不住的骄傲。

"过线就是考上了！咱们杨树村，打解放以来，还没出过正牌大学生呢！"老根叔洪亮的声音震得院里的老樟树似乎都抖了抖，叶子簌簌落下几片。他用力拍着卫东的肩膀，力道大得让少年晃了晃，"好小子，给咱村争光了！这要放在古代，就是中了举人！得敲锣打鼓地庆祝！"

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到晌午就飞遍了全村。邻居们三三两两地来道喜，李婶揣着两个还温热的鸡蛋，说是今早刚从鸡窝里捡的，还沾着点鸡毛；王伯拎着一把新摘的豆角，翠绿的豆荚上还带着晨露，根须都没剪；连平时不爱出门的五保户杨大爷，都拄着拐杖一步步挪了来，枯瘦的手里攥着个小小的布包，布包的边角都磨破了，说要给卫东"添点喜气"。

卫东要接，杨大爷却不肯松手，硬是把布包塞进他兜里："拿着，这是大爷攒的几块钱，不多，你买支笔。"布包硬邦邦的，卫东捏了捏，能摸到里面硬币的形状，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币。

下午，卫东的高中班主任李老师也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赶来了，自行车后座上还沾着路上的泥点，车把上挂着个网兜，里面装着个搪瓷缸。他汗湿的衬衫紧紧地贴在背上，像刚拧干的毛巾，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流，却笑得比头顶的太阳还要明亮："卫东是我们学校今年的头名！报的中南工业大学，那可是重点大学！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号的！我特地去教育局问了，通知书这几天就该到了！"

母亲忙着给来人倒水，用的是家里最好的搪瓷缸，井里刚打上来的井水带着凉丝丝的甜意，可她端着碗的手，却一直轻轻地抖着——喜是真的，愁也是真的。她时不时望向院外的那条土路，土路坑坑洼洼，前两天下雨冲出来的沟还没填，她在盼着通知书，又怕盼来通知书，那笔学费就成了不得不面对的坎。

等通知书的日子，比高考前还要难熬。卫东每天都要往村委跑两趟，扒着那个绿色的铁皮信箱仔细翻看，手指把信箱里的报纸都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空着手回来，脚步一次比一次沉重。有时候他会在村口的老樟树下坐一会儿，看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山的那边是什么样？他只听老师说过，有火车，有高楼，有他没见过的一切。

直到那天傍晚，他正帮父亲在田里除草，裤腿卷到膝盖，沾满了泥点，连小腿上都沾着草叶。夕阳给稻田镀上了一层金边，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饭菜的香味顺着风飘过来。突然听见小娟尖着嗓子从远处喊："哥！哥！来信了！是你的大学信！"

卫东扔下锄头就往家跑，鞋都跑掉了一只也顾不上捡，光着一只脚踩在田埂上，泥土钻进脚趾缝里，他却浑然不觉。惊得稻田里的白鹭扑棱着翅膀四处飞散，连正在啄食的麻雀都吓得窜上了天。他的心在胸腔里狂跳，仿佛要蹦出来似的，嗓子里干得发疼，连呼吸都变得急促。

村委办公室里，会计老王正拿着个牛皮纸信封当扇子扇风，信封上印着"中南工业大学"几个红字，格外显眼。见卫东气喘吁吁地跑来，便把信封递过去："卫东，中南工业大学的，你的。上午邮递员送来的，我看你没在，就先收着了。"信封上还沾着些许汗渍，可见老王已经摩挲过多次。

信封上的红字烫得人眼晕，卫东的手有些抖，指尖碰着信封，竟不敢立刻拆开。他想起高中三年，每个周末要走三十里山路回家带咸菜，冬天脚上的冻疮裂了口子，血流进鞋里，结成冰碴子；夏天被蚊虫咬得满腿是包，痒得睡不着觉，就把脚泡在冷水里；晚自习没有电灯，就点着煤油灯做题，鼻孔里都是黑的。这薄薄的信封，装着他所有的盼头，也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

"傻站着干啥？拆啊！"不知何时围过来的邻居们七嘴八舌地催促着，李婶还伸手帮他扶了扶快要滑下来的袖子，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的笑容。

卫东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生怕把里面的纸撕坏。抽出那张厚重的纸张——录取通知书上，"杨卫东"三个字印得清清楚楚，专业栏写着"地质矿产勘查"，下面还盖着学校的红色公章。他的手轻轻抚过校徽的凸印，那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图案，却让他感到莫名的亲切，指尖传来的触感，真实得不像假的。

"好啊！以后就是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了！"老王拍着大腿笑得开怀，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咱乡又多了个文化人！"

可喜悦没撑多久，就被现实浇了一盆冷水。晚饭时，父亲闷头抽着旱烟，烟杆"吧嗒吧嗒"响了半天，烟锅里的火星明了又暗，才开口："今天去乡上问了，学费一年二百，住宿费八十，加上书本费、生活费，第一个学期就得四百多。"烟雾缭绕中，他的眉头紧锁着，像拧成了一股绳。

母亲盛饭的手停在半空，碗沿的水珠滴在桌上，溅开一小片湿痕："把家里的猪卖了，够不够？那猪养了快一年了，也该出栏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那猪是家里唯一的念想，本想留到过年卖个好价钱，给卫东扯件新衣服，再给小娟买双新鞋。

"加上我攒的那点，还差两百多。"父亲叹了口气，烟锅里的火星随之暗了暗，"明天我去你舅家看看，能不能借点。"他的目光在烟雾中显得有些模糊，不敢直视儿子的眼睛，怕看到失望的眼神。

第二天，父亲天没亮就揣着两个红薯出门了。走的时候，母亲还特意给他装了瓶井水，用布带子缠在腰间。晚上回来时，他脸色比锅底还沉，进门只说了句"没借着"，就蹲在门槛上抽起了烟。卫东看见他裤腿上沾着泥，膝盖处还破了个洞，想必是路上摔了跤。母亲没多问，只是默默地把菜里的几片肉都夹到卫东碗里，自己扒着白饭吃，连菜汤都舍不得多喝。那顿饭吃得格外沉默，只有筷子碰碗的声响和父亲沉重的叹息声，小娟也不敢说话，只是悄悄给卫东递了个剥好的鸡蛋。

夜里，卫东躺在床上，盯着茅草屋顶的缝隙。月光从那些缝隙漏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极了他此刻的心情。他翻来覆去睡不着——难道就因为缺钱，所有的努力都要白费？他想起李老师骑车来报喜时满背的汗，想起杨大爷攥着布包时干枯的手，想起乡亲们凑钱时的眼神，心里像被针扎着似的疼。窗外的蛙声此起彼伏，像是在为他鸣不平，又像是在嘲笑他的无能。

第二天一早，卫东红着眼睛对父亲说："爹，要不我不去了，我去广东打工，听说那边进厂一个月能挣一百多，能挣钱养家，还能供小娟上学。"他的声音沙哑，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眼睛不敢看父亲。

父亲猛地抬起头，眼神像淬了火，手里的碗"啪"地放在桌上，米饭都洒了出来："胡说八道！考上了凭什么不去？钱的事，有我呢！你要是敢提打工，我打断你的腿！"他的声音突然拔高，惊得院里的鸡群四处飞散，咯咯地叫着。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父亲摔下筷子，起身就往外走，老旧的门槛被他踩得"吱呀"作响。但他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坚定，仿佛已经下定了什么决心。卫东看着父亲的背影，眼眶瞬间就红了——他知道，父亲比谁都急，却还在硬撑着。

那天下午，卫东坐在河边发呆，脚边的石子被他踢得滚来滚去，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金光，对岸的稻田一直延伸到远山脚下，绿得晃眼。他突然看见村长领着几个人过来，走在前面的人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看着面生——后来才知道，是乡长和信用社主任。

"这就是杨卫东同学？"乡长握住他的手，掌心的温度很暖，带着点烟草的味道，"听说你考上重点大学，给咱们乡争光了！老根叔把你家的情况报上来，我们特地来看看。"

信用社主任接着说："国家刚出了政策，贫困学生能申请助学贷款，利息低，等你毕业工作了再还，这不耽误你上学。你是咱乡的好苗子，可不能因为钱耽误了前途。"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表格，递给卫东，"你把这个填了，村里开个证明，就能办了。"

卫东的心跳突然快了，像要蹦出嗓子眼："真的？我...我也能申请？"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能！"乡长拍了拍他的肩，"你是咱乡的好苗子，可不能因为钱耽误了前途。"他的目光中满是赞赏和鼓励，让卫东想起了高中时那位总是鼓励他的语文老师。

接下来的几天，村长陪着卫东跑前跑后，找村委开证明，去信用社填表格。没几天就批了贷款——两百块钱，攥在卫东手里，沉甸甸的像块宝。他仔细地将钱数了三遍，然后将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在手帕里，放进贴身的衣袋。

学费的事解决了，母亲又开始愁生活费。夜里，卫东能听见堂屋传来"沙沙"的声响——母亲在纳鞋底。他起身去看，煤油灯底下，母亲的眼睛熬得通红，指尖被针扎破了，就吮一口继续缝。灯光将她的影子投在墙上，那微微佝偻的身影显得格外坚韧。

"娘，别缝了，城里有卖鞋的。"卫东心疼地说，声音有些哽咽。

母亲头也不抬，手里的针线穿梭得更快："城里的鞋贵，哪有布鞋舒服？你走山路惯了，穿布鞋不磨脚。"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卫东注意到，母亲的手边还放着几双已经做好的鞋垫，上面用彩线绣着"平安"字样。

离报到还有半个月，村民们又陆陆续续来了。张婶揣来十块钱，说"给孩子买支笔"；王伯拿来半袋大米，说"路上带着吃"；连村头小卖部的老板都送来一本崭新的笔记本。杨大爷又来了，这次从布包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元钱，手干枯得像老树枝，却攥得很紧："卫东啊，大爷没儿没女，你就跟我亲孙子似的，这点钱，你拿着买本书。"

卫东鼻子一酸，推回去："大爷，您留着自己花，我有钱。"

"拿着！"杨大爷硬是把钱塞进他兜里，"你能上大学，大爷比吃了肉还高兴。"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那是一种掺杂着欣慰和不舍的复杂情绪。

母亲找了个小本子，把谁送了什么、送了多少钱，都一笔一笔记下来，说"等以后有钱了，得还"。她的字迹工整而有力，每一笔都像是在刻下一个个郑重的承诺。

父亲用凑来的钱，给卫东买了个墨绿色的人造革行李箱，亮闪闪的，卫东摸着箱子光滑的表面，舍不得撒手。母亲则把自己结婚时的的确良布料找出来，连夜赶制了一套新衣服——蓝色的，摸起来滑滑的，卫东穿在身上，竟有些不习惯。对着水缸照了又照，水中的倒影既熟悉又陌生。

临行前夜，全家围坐在煤油灯旁。父亲难得说了很多话，烟杆放在一边没动："到了学校，别跟人比吃比穿，就比学习。咱们家穷，但志气不能短，别让人看不起。"他的目光在儿子脸上停留了很久，仿佛要将这张脸深深印在脑海里。

母亲翻来覆去检查行李，把布鞋、咸菜罐都往里塞："长沙冬天冷，要不要再加床被子？我再给你缝个暖水袋？"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行李包的带子，泄露了内心的不舍。

小娟悄悄拉着卫东的手，把一个布包塞给他——里面是几分钱硬币，是她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哥，你带着，想我的时候就看看。"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卫东眼眶热了，只拿了一分钱："哥拿着这个，剩下的你留着买糖吃。"他将那枚硬币紧紧攥在手心，冰凉的金属很快就被焐热了。

那晚，卫东没睡好。他起来点亮煤油灯，就着昏黄的光，又看了一遍录取通知书。灯光在纸上晃动，像跳动的火苗，也像他心里的盼头。他知道，这盏灯很快就要被城里的电灯取代，可这光，已经刻进了他心里。窗外，月光如水，洒在静谧的村庄上，一切都笼罩在柔和的银辉中。

天蒙蒙亮时，院门口已经站了不少人——全村人都来送他。卫东穿着新衣服，提着新箱子，被大家围着，竟有些不好意思。父亲要送他去长沙，说"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大城市"。母亲往他兜里塞了几个煮熟的鸡蛋，"路上吃"，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努力保持着笑容。

长途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七八个小时，车窗外的风景从稻田变成高楼，卫东的眼睛都看直了——他从没见过超过三层的房子，也从没见过那么多自行车，挤在马路上像一串糖葫芦。城市的气息扑面而来，陌生而新鲜。

中南工业大学的校门又宽又大，迎新生的横幅挂得到处都是，师兄师姐笑着过来帮他提行李："同学，哪个系的？我带你去报到。"他们的普通话标准而流利，让卫东有些自惭形秽。

父亲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只是紧紧攥着装钱的布袋，指节都泛了白。交完费用、安顿好宿舍，父亲就要赶最后一班车回去。临走前，他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包，塞到卫东手里："你娘给你的，藏好，应急用。"

卫东打开一看，是卷得整整齐齐的五十元钱。"爹，哪来这么多钱？"

"你娘把她那对银镯子卖了。她说，不能让你在学校受委屈。"

卫东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学生活比卫东想的难。班里的同学大多是城市来的，说着流利的普通话。第一堂英语课，老师全程用英语讲课，卫东坐在下面，像听天书似的。

那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自卑像潮水似的涌上来。可他又想起煤油灯下母亲缝鞋的手，想起杨大爷皱巴巴的两元钱——他不能退。

卫东爬起来，从行李箱里翻出那盏煤油灯，轻轻点亮。同宿舍的陈志远被吵醒了："哥们儿，用我的台灯吧，亮堂。"

"不用，我习惯了。"

"别客气，"陈志远把台灯递过来，"对了，你英语不太好？我帮你补吧。"

另一个室友李明也凑过来："我数学不行，你数理化不是好吗？以后咱互补。"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宿舍里都亮着两盏灯——台灯下，陈志远帮卫东补英语；煤油灯旁，卫东帮李明解数学题。

大学四年，卫东从没松过劲。他每天早上第一个去教室，晚上最后一个回宿舍，每个学期都能拿到一等奖学金。

毕业那年，卫东手里有几个不错的offer。辅导员找他谈了好几次："卫东，你是优秀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前途无量。"

卫东却犹豫了。他想起家乡的山，想起村里的路。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封家书——是村长写的："卫东，咱乡发现了矿产，可没人懂勘探，你能不能回来看看？"

那晚，卫东又点亮了煤油灯。他做了决定——回家乡。

"老师，我想回湖南老家工作，乡里需要我。"

"你不后悔？"

"我是家乡供出来的，现在他们需要我，我没什么可后悔的。"

一九九一年夏天，卫东回到了杨树村。他带着地质锤、罗盘，每天钻进山里勘探。起初，有人怀疑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懂什么？"可卫东没辩解，只是把勘探报告摊在大家面前："这里有锰矿，储量不小，只要引进设备，就能开采。"

他带着报告跑省城，找专家论证，找企业投资，终于拉来了第一笔资金。矿山开工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

最初的几年很难。设备跟不上，就自己动手改装；工人不会操作，就手把手教；资金短缺，就把自己的工资垫进去。

矿山投产那年，杨树村通了电。家家户户装上了电灯，晚上亮堂堂的。卫东家也装了电灯，可他还是把那盏煤油灯擦得干干净净，放在柜子里。

第二年端阳节，村里首次用上了自来水。第三年秋天，村小学新校舍落成了。卫东捐出了全年奖金。最让卫东欣慰的是，妹妹小娟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教师资格，成了该校的一名教师。

那年春节，村里开表彰大会，卫东被授予"荣誉村民"称号。站在台上，他突然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夏天，他赤着脚跑回家，喊着"我过线了"的下午。

"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是家乡给了我机会，是大家帮了我。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可只有用它改变更多人的命运，才算没白学。"

散会后，卫东扶着父母慢慢走回家。母亲突然问："要是当年没考上大学，你现在会咋样？"

卫东想了想，笑着说："可能在广东打工吧。但命运没有如果，我庆幸赶上了好时代，遇到了这么多好人。"

父亲没说话，到家门口时，才轻声问："那盏灯，还留着吧？"

"留着，永远留着。"卫东说。

夜幕降临，杨树村的灯光亮了起来，一盏盏，连成一片，像撒在地上的星星。其中有一盏煤油灯的光，虽微弱，却坚定地亮着，宛若那些年未曾熄灭的希望，以及生生不息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