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窗外

杨青松第三次缠眼镜腿时，窗台下的啜泣声像根细针，扎破了清晨的寂静。晨光刚漫过青牛山的轮廓，樟树上的麻雀叫得发慌，铁皮衣柜上那本卷边的《义务教育保障政策汇编》，被风掀得哗哗响——那是去年林队长临走时塞给他的，说“青山村的娃娃们，还得靠你”。他翻得最多的，是“春蕾计划”那几页，纸角已磨得发毛。

“杨老师……”刘小燕的声音裹着露水，从铝合金窗缝里钻进来。杨青松放下胶布，左腿撑着拐杖挪过去，看见小姑娘攥着书包带，眼泪把刘海泡得发潮，校服袖口还沾着泥——是跑过来时摔的。窗玻璃亮得晃眼，去年扶贫工作队换窗时，他还觉得这玻璃太透，把自己这个外乡人、这个“残废”老师与村民的距离照得明明白白。可此刻，它却照得小姑娘的眼泪格外扎心，也照见他自己眼底那一闪而过的无力感。

“咋了？”他把窗户推得更开，风裹着田埂的青草气涌进来，带着点四月的凉意，直往他旧棉袄的袖口里钻。

“俺爹不让俺上初中了。”刘小燕的声音突然拔高，又赶紧压低，攥着书包带的手关节泛白，“他说家里要还拖拉机的贷款，弟弟明年也要上学，俺是丫头，迟早要嫁人的……”话没说完，就蹲在窗台下哭，肩膀一抽一抽的，像被雨打蔫的秧苗。

杨青松的手顿在窗沿上，冰凉的触感从指尖蔓延到心里。他想起十一年前刚到青山村的那天，拖着这条小儿麻痹症留下的残腿，从县城坐了三个小时班车，下车时拐杖陷进泥路里，溅了满裤腿的泥。那时这扇窗还是钉着塑料膜，冬天漏风，夏天闷热，他常坐在窗边翻课本，看村民扛着锄头走过，像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戏——他总觉得，自己这条残腿，连在这片土地上站稳都难，哪还能管别人的前程？这种深植于身体的局限感，曾像枷锁一样困了他许多年。

“你等着。”他缩回手，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试图挣脱枷锁的决心。他摸出帆布包，把政策汇编揣进去。出门时，拐杖在水泥地上磕得咚咚响，每一声都敲在他心上。路过操场，看见刘老四蹲在拖拉机旁擦零件，满手油污。看见他，刘老四愣了一下，把抹布往腰上一搭：“杨老师，您咋来了？”眼神里有些意外，也有些不易察觉的躲闪。

“聊聊小燕的事。”杨青松在门槛上坐下，左腿没法伸直，只能别扭地蜷着，“她上次期末考全县第五，镇初中校长都来问过，是块读书的料。”

刘老四蹲回地上，抓起零件往柴油机上怼，金属碰撞声刺耳，像是在掩盖内心的烦躁：“考得好有啥用？杨老师，您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家里就这点钱，先顾小子，这是老规矩。”

“‘春蕾计划’能覆盖学费，生活费……我来想办法。”杨青松把政策汇编递过去，书页在风里哗哗掀动，仿佛在急切地证明着什么，“我每月工资能省出两百，不够的话，我再找老校长申请补助。”这话说出来，他自己心里都虚，那点工资，除了买药，剩下的刚够糊口。

刘老四的动作停了。他盯着那本书，指节捏得发白，突然抬头，目光像钩子一样扎过来：“您自己呢？眼镜腿缠三年了，冬天就这一件旧棉袄，您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俺家的事，不能这么拖累您。”

这话像块滚烫的石头砸在杨青松心上。他感到一种被看穿窘迫的狼狈，同时也触到了对方硬壳下的不忍。他想起自己初中时父亲病重，母亲想让他辍学打工，是班主任跑了三趟家里，磨破了嘴皮子才申请到助学金。那位老师当时也说：“我是老师，看着孩子有书念，比什么都强。”他深吸一口气，压住喉咙口的哽咽：“老四，我是老师，也是从苦日子里靠人帮才爬出来的。我这条腿是不方便，但脑子里的东西，还能帮娃娃们看看路。”

刘老四没再说话，抓起抹布狠狠擦着零件，油污溅了满裤腿。阳光从屋檐漏下来，落在两人之间的泥地上，杨青松的拐杖尖深深陷在泥里，像要扎下一个倔强的根。

县教育局的办事员翻着材料，头也不抬：“今年‘春蕾计划’名额紧，你们村已经报了两个，再报得等明年。”冰冷的程式化语气，没有一丝回旋余地。

“可小燕九月就要开学了！她成绩特别好，要是辍学，太可惜了！”杨青松急了，拐杖在地板上戳得咚咚响，引得旁边办公室的人探头张望。

办事员终于抬头，看了眼他倚着的拐杖，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语气缓和了些，但内容依旧强硬：“同志，理解你的心情。但政策就是这样，每个村都有指标，我也没办法。”他合上材料，递回来，意味着谈话结束。

杨青松攥着那叠浸满希望的材料出来，县城的阳光白花花一片，晃得他头晕。马路平坦，拐杖不再陷进泥里，他却觉得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无力感比在田埂上跋涉更甚。他在路边的花坛沿上坐下，掏出早就冷掉的馒头啃着，脑子里反复回响着“没办法”三个字。难道就这样回去告诉小燕“等明年”？明年复明年，多少孩子的梦就是这样等没的。他想起林队长偶然提过县妇联可能有临时救助渠道，一抹嘴，拄着拐杖又往妇联赶。那栋楼没有电梯，他拖着残腿，一层一层地爬，汗水湿透了后背。

第一次去，没找对负责人，被一个年轻干部三言两语打发了。第二次，他托林队长在电话里仔细叮嘱：“妇联的王主任，是个实干家，最看重材料和诚意。”他带着更齐全的材料再去，却被告知王主任下乡了。第三次，他算准时间，提前两小时守在办公室门口。走廊里人来人往，他靠着墙站着，左腿酸麻得厉害，只能不断变换重心。直到下班时间过了很久，走廊灯次第熄灭，王主任才夹着包出来。看到他还在，主任明显愣了一下。杨青松赶紧上前，简明扼要地说明情况，递上材料。王主任看着他汗湿的衬衫、沾满尘土的裤脚和那双因长时间站立而微微颤抖的腿，又翻开材料，看到了里面特意夹着的刘小燕几乎满分的成绩单和奖状复印件，终于叹了口气：“杨老师，你真是不容易……行，这个材料我收下了，给你加个急，但不敢打包票，你回去等消息吧。”

回去的路上，天已黑透。杨青松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他怀疑自己这种近乎偏执的奔波，究竟有多大意义？一己之力，真的能撬动现实的铁板吗？这种怀疑，在他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如同窗外的阴云，时常飘来。

六月初的暴雨后，黄精蔫了的消息像又一记闷棍。刘老四蹲在地里，眼睛通红：“杨老师，这要是绝收了，贷款都还不上，就算补助下来了，小燕的学俺也供不起啊……”那一刻，杨青松看着连片的枯萎，感到刚有点起色的希望又被雨水泡烂了。他跑去乡农技站，站里唯一的技术员被抽调去搞普查了。他只能凭着记忆和那本《政策汇编》里关于产业扶贫的零星提示，自己摸索着给黄精排水、喷药。效果甚微。刘老四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去县城电商服务中心的想法，是在他几乎绝望时冒出来的。那年轻人看着他们带来的半萎黄精，直摇头：“大叔，你这品相不行啊，现在直播卖货竞争大，谁买这个？”第一次直播，刘老四对着镜头磕磕巴巴，满脸褶子憋得通红，弹幕里冷嘲热讽：“演戏吧？”“又是卖惨的！”杨青松接过手机，努力让声音平稳，讲述青山村的土地和村民的汗水，但订单寥寥无几。刘老四蹲在田埂上，一夜之间像是老了十岁：“杨老师，俺就说不行，咱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失败的阴影浓重地笼罩下来。杨青松好几个晚上睡不着，对着那扇明亮的窗户，看到的不再是希望，而是自己无能为力的倒影。他给当年的班主任，如今已退休的老校长写了封长信，倾诉自己的挫败和迷茫。老校长回信很快，信纸上有淡淡的茶渍，字迹一如既往的刚劲：“青松，当年我去你家三次，你以为次次都有把握吗？事在人为，贵在坚持。别忘了，你不仅是老师，也是乡亲们的学生，地里的学问，有时候比书上的还深。”

就是这句话，让他和刘老四又站了起来。他们不再直接卖鲜黄精，而是请教村里几位曾加工过药材的老农，尝试切片、九蒸九晒，做成黄精茶。过程繁琐，火候把握不好就前功尽弃，失败了许多次。他们也开始留意别的直播间，发现单纯卖货效果不好，而那些展示真实生活、讲述背后故事的，反而更吸引人。再次直播时，他们不再刻意推销，镜头就对着院子，拍怎么晒制，怎么挑拣，杨青松偶尔用粉笔头在小黑板上写黄精的功效，讲他怎么教孩子认字，刘小燕做完作业路过，被拉进镜头，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念一段课文，声音清亮。订单就这样慢慢从几斤变成了几十斤，虽然缓慢，却真实地增长着。这个过程，不再仅仅是卖货，更成了青山村生活的一扇窗，连接起了山外好奇而友善的目光。

冬天第一场雪落下时，新校舍的主体已经完工。杨青松踩着雪去看自己的办公室，落地窗已经装好了，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在地上铺出一片暖光。他站在窗前，看见操场上几个孩子在堆雪人，笑声顺着窗户飘进来，脆生生的。

突然，有人敲了敲玻璃。杨青松回头，看见刘小燕站在外面，鼻子冻得通红，手里举着一张奖状。“杨老师，俺期中考试得了第一名！”她把奖状贴在玻璃上，笑得眼睛都眯了，“俺跟班主任说了，将来要考师范，回青山村当老师！”

杨青松打开窗户，雪花飘进来，落在手背上，凉丝丝的，却瞬间被心里的暖意融化。“好啊，”他笑着说，声音有些沙哑，“我在这等着给你当同事。”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他颤巍巍撬开的，不仅是刘小燕通往未来的窗，也是他自己打破内心壁垒的窗。他这条“残腿”，确实走不了太快，但可以成为一根拐杖，支撑着更多孩子，走向更远的地方。

刘小燕蹦蹦跳跳地走了，杨青松还站在窗前。远处，新修的公路裹着雪，像一条银色的带子，蜿蜒伸向山外；近处，村民们的新房上飘着炊烟，每一扇窗户里，都亮着暖融融的灯。他拿起放在桌上的教案本，翻到空白页，郑重地写下一行字：“每一扇打开的窗，都装着一个想往前走的梦。而推窗的手，或许笨拙，或许颤抖，但只要有光透进来，就值得用尽全力。”

他知道，这个冬天不会冷。因为他和村民们一起，正把更多的窗，一扇扇打开——有的窗里，装着孩子的书本；有的窗里，装着村民的收成；还有的窗里，装着像刘小燕一样，看清了未来、并决心回来的年轻人。而他自己，也终于从那个躲在塑料薄膜后自怜的旁观者，走到了这扇明亮的落地窗前，成为了这希望图景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