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东溪古镇》
苔痕深浅印阶幽,千载烟波枕碧流。
盐道斜阳驮旧梦,石栏晓月刻新愁。
一江号子沉沙底,几处灯火映巷头。
莫问古今兴废事,炊香袅袅绕云舟。
晨雾未散,像一层薄纱裹着东溪。我站在古镇的石阶上,能闻到空气里的潮味——混着青黑色瓦片的霉香、青苔的涩味,还有远处綦江河水的腥甜。檐角滴下水珠,“嗒”地落在青石板上,那声响脆得像咬了一口刚摘的山梨,在空巷里荡了两下,才慢慢散了。这是一个寻常的清晨,古镇还未完全苏醒,只有几个老人提着竹篮慢慢走过,脚步声在巷弄间回荡,与水珠声叠在一起,格外清亮。
东溪的古老不是装点出来的。北宋时期便已建镇,距今千年有余。然而它不事张扬,只是静静地卧在綦江河畔,像一枚被时间磨得温润的卵石。我沿着主街行走,脚下的石板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如镜,缝隙间钻出倔强的青草。两旁的木结构房屋微微倾斜,门板上漆色斑驳,露出木头的原色。有户人家的窗台上摆着几盆茉莉,白花点点,香气混着水汽弥漫开来,绕着屋檐转了个圈,又飘向街角的老茶馆。
转过街角,老茶馆的木门虚掩着,七八张方桌,几条长凳,茶客多是镇上老人。他们捧着盖碗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要得”“巴适”的方言里混着“綦江河”“盐码头”的字眼,音节短促有力,像石头敲击石头。有个老人说起“赶场天”的旧俗:以前每月初三、初八,盐商、脚夫、山货郎都往镇上挤,茶馆里的桌子要摆到街面上,挑夫们会点“盐茶”——粗茶里加一把炒盐,解乏得很。现在赶场天淡了,但老人们还保留着“喝早茶”的习惯,茶杯里的沱茶要泡到第三道,茶汤浸出深褐的色,才肯开口说今年的收成、孙子的学业。老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提着长嘴铜壶穿梭其间,续水时手腕一抖,热水精准注入茶碗,从不溅出一滴。我要了杯沱茶,在旁边静静坐着,听茶香裹着旧事,在空气里慢慢飘。
“以前啊,这门口就是綦江河。”邻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忽然开口,指节粗大的手摩挲着茶碗边缘——那碗沿有个小缺口,是他用了二十年的老物件。“那时候河里全是船,运盐的、运煤的、运山货的。站在这里能听见船工号子,‘綦江宽,綦江长,盐船撑到东溪场’,我爹就是拉纤的,手上的茧子比这茶碗底还厚。”他眯起眼睛,眼角的皱纹挤成一道沟,像綦江河的水纹,“现在听不到号子了,但夜里静的时候,我坐在这儿,总觉得能听见水响——不是现在的水,是当年盐船划过的水。”如今河水依旧流淌,但舟楫已稀,只有几只渔船偶尔划过,留下转瞬即逝的波纹,像老人记忆里没说完的话。
盐马古道的遗迹还在镇子边缘。石阶蜿蜒向上,中间凹陷处积着薄薄一层灰,指尖拂过能摸到细密的凹槽——那是挑盐的扁担绳磨了百年的印子。当地人说,明清时杨氏一族三代靠这道磴道谋生,挑夫们腰缠“盐背子”(用麻布缝的长条布袋,能装三十斤盐),脚踩“麻耳子鞋”(鞋底纳了粗麻绳,防滑),最远的一趟要沿綦江走半个月,到贵州遵义换粮。路边石栏上还留着模糊的刻痕,是挑夫歇脚时用烟杆刻的“杨”字,歪歪扭扭,却比石碑更实在。我伸手抚摸石栏,触感冰凉粗糙。指尖划过那些刻痕,仿佛与先人的脚印重叠。他们的血汗浸润了这些磴道,他们的喘息消散在山风里。此刻古道寂静,只有鸟鸣和树叶的沙沙声。历史从来如此,轰轰烈烈地发生,又悄无声息地沉淀,像石栏上的刻痕,淡了却不会消失。
午后的阳光斜照进小巷,把青石板的影子拉得很长。几个孩子追逐着跑过,笑声清脆得能撞响屋檐下的蛛网。他们在一棵黄葛树下停住,仰头数树上的果子,小巴掌拍着树干,震得几片叶子轻轻落下。这棵树据说有三百岁了,树干粗壮得要三人合抱,枝叶如华盖般伸展,把半个小巷都罩在阴凉里。树下立着块石碑,字迹被风雨浸得模糊,但“清嘉庆”几个字还依稀可辨。老人们说,这棵树见证过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那时移民们背着铺盖卷,在树下歇脚,把家乡的种子埋在土里;也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火——鬼子的飞机飞过头顶时,孩子们躲在树洞里,听树叶簌簌地响,像在护着他们;如今它仍守在这里,看着一代代东溪人出生、长大、离开又回来,把悲欢离合都藏进年轮里。
突然下起细雨,细密的雨丝斜斜地织着。我躲进巷尾一家卖豆腐脑的小店,木门“吱呀”一声关上,把雨味和凉意都挡在外面。老板娘利落地舀起一勺嫩白的豆腐脑,撒佐料的手没停过:花生碎是本地沙土里种的“小珍珠花生”,嚼着带甜;榨菜粒是自家腌的“羊角菜”,脆而不咸;最后浇的红油,用的是綦江河畔种的“二荆条”,熬时加了少许花椒叶——那花椒是后山老树上摘的,麻味淡而清,是东溪独有的“山麻”。“别处的豆腐脑要么太麻,要么太咸,我们这是按挑夫的口味调的,当年盐夫们一碗下去,能扛着盐袋走十里。”她语气里的自豪,混着豆香飘过来。确实嫩滑爽口,热乎的豆腐脑滑进嘴里,豆香裹着麻香,连心里都暖了。雨点敲打瓦顶,“沙沙”地奏出舒缓的节奏。老板娘擦着桌子,说起镇上的变化: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老房子有的塌了,梁木朽得一掰就断;有的翻新了,贴了瓷砖,看着倒生分。“不过,”她顿了顿,指了指墙上挂的旧照片——照片里是十几年前的赶场天,街上挤满了人,“根还在。每年春节,外面的人都回来,镇上的灯全亮了,茶馆里坐满了人,连河边上都能听见麻将声,跟老照片里一样热闹。”
这时,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走进来,收了雨伞,伞面上的水珠滴在青石板上,晕出小小的圈。“妈,要碗豆腐脑。”她声音清亮,带着点学生气。“这是我家闺女,”老板娘眼角立刻漾起笑意,手往姑娘那边指,“在重庆主城读大学,学设计的,说是要回来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姑娘腼腆地笑笑,从背包里拿出速写本给我看,封面已经磨得发毛,里面是钢笔勾勒的古镇街景:屋檐的曲线带着弧度,像老人弯着的腰;石阶的纹理一笔笔描得细,连缝隙里的青苔都画了两点;最末一页是张未完成的设计图——老木屋的窗棂保留原样,只是在窗台下加了个小窗台,旁边注着一行小字:“摆奶奶编的竹篮,放野菊花”。“东溪的美,不是刷上油漆的‘仿古’,是这些旧物件里的劲儿。”姑娘指尖划过设计图上的“盐马古道石阶”,“我想在民宿里摆个小展柜,放我爷爷收藏的旧物件:挑盐的麻绳、装盐的陶罐,还有当年船工用的哨子。不是要做成博物馆,是想让住进来的人知道,这房子不是空的,是真的住过挑夫、住过船工,住过我们家好几代人的。”
雨渐歇时,天已经有些暗了。我走到河边,看见几个妇女在石阶上洗衣,木棒“砰砰”地捶打衣物,声音传出很远,和流水的哗哗声应和成趣。她们聊着家常,笑声顺着河水飘走,惊起几只停在石缝里的蜻蜓。对岸的山峦笼罩在薄雾中,墨绿深浅不一,像宣纸上晕开的画。有渔人摇橹而过,船尾跟着几只水鸟,翅膀划过水面,留下细细的水线,很快又被河水抚平。
夜幕漫过来时,灯笼像星星一样亮了。不是艳俗的大红,是揉了暮色的暖黄,光透过粗纸,落在青石板上,成了一片一片的浅金——那光不刺眼,像老人的手,轻轻摸过石板上的凹痕,把白天的潮气都烘得软了些。茶馆里传出麻将牌的碰撞声,“哗啦啦”的,夹杂着阵阵笑语;有小孩拿着糖画跑过,糖丝在灯笼下闪着光;卖炒货的摊子支起来了,瓜子的香味混着灯笼的暖味,飘得满街都是。古镇褪去白天的沉静,展现出另一种生机。这种生机不是为取悦游人而演的戏,是古镇自身血脉的搏动——千百年来,人们就这样生活着,晨起喝茶,午后聊天,雨夜躲在小店里吃碗热豆腐脑,夜幕降临时点亮灯笼,悲喜交织,生生不息。
离开时回望东溪,它依山傍水,灯火星星点点,像一枚古老的印章,盖在时光的信笺上。那些青苔覆盖的瓦片,那些刻着“杨”字的石栏,那些装过盐的陶罐,都不是静止的物件,是活着的历史——它们记得挑夫的脚步,记得船工的号子,记得移民的眼泪,也记得姑娘笔下的窗棂。老树新枝,旧屋新人,生活的河流从未停歇。所谓永恒,不在别处,就在这日常的烟火气里,在这碗带着山麻香的豆腐脑里,在姑娘速写本上那行“摆野菊花”的小字里,在这条不曾断流的生命之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