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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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脚步，试探性地落在被无数足迹磨得光润的青石板上，发出的空响，不再只是叩问光阴，更像是在翻阅一部摊开于大地之上的、厚重的线装书。这蜿蜒五里的长街，这蓼水河畔蛰伏了千年的古镇，对我而言，所有的亲切与敬畏，都始于童年，源于我的外婆。外婆是高沙人，这重身份，如同一个文化的胎记，深深烙印在我的认知里。那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暑假，我被父母送到蓼水边，住进外婆那间带着小小天井的老屋，便成了最值得期待的仪式。老屋的空气里，永恒地氤氲着老木料、霉干菜和夏日艾草焚烧后混合的独特气息，这，便是我最初理解的、故乡的味道。
记忆里的夏夜，天井上方是一方被屋脊规整起来的星空，星子倒映在储满雨水的大水缸里，莹莹闪动。外婆就坐在竹椅上，蒲扇摇出的微风，带着皂角的清香。她总会指着蓼水河对岸那个在夜色中更显巍峨的黑影，用一种笃定的语气告诉我：“崽呀，看到冇，那是云峰塔。清朝道光年间修的，镇着高沙的水口，聚文风，保平安。”然后，话头便会如蓼水般流淌开去，从“石祖悬灯”的神异，讲到“观澜书院”里那些摇头晃脑的秀才，再讲到镇上那些门庭深似海的“老屋”——“曾家祠、杨家祠，那都是了大不起的所在，是我们高沙人认祖归宗的根脉。”那些原本抽象的历史名词与地理坐标，经由外婆那口温软而固执的高沙乡音，变得具体而温暖，如同种子，在我心田里早早埋下。
于是，跟着外婆“上街”（古镇里的人至今仍保持着这个古朴的动词），便成了我暑期生活中最具启蒙意义的游历。老街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幽深如谜的“十八茅湾”和纵横交错的巷弄，更洋溢在那扑面而来的、活色生香的市井气息里。刚出笼的猪血粑粑，带着竹蒸笼的香气，暗红色的米糕里镶嵌着温润的猪血块与肥肉丁；油锅里的米豆腐嗞嗞作响，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内里却保持着惊人的嫩滑；还有那永远需要排着小队才能买到的、香辣可口的小米豆腐摊。外婆这时会显出她的大方，从深色大襟布衫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摸出用手帕包好的零钱，塞给我，说：“去，每样都尝一点点。”最极致的享受，是坐在摊主提供的、被岁月磨得油光发亮的小木凳上，就着矮桌，将一碗滑嫩酸辣的小米豆腐“呼噜呼噜”地吃下肚，额角鼻尖沁出细密的汗珠，再接过外婆递来的一碗冰镇绿豆沙，清甜瞬间抚平了辛辣。那种味觉的层次与满足，连同外婆在一旁慈祥的目光，以及周遭嘈杂而亲切的乡音，共同编织成我整个童年时代关于“幸福”的最具象诠释，也成为我魂牵梦萦的、关于高沙的全部情感底片。
二、古桥沧桑：一部镌刻在石礅上的史诗
而今，我以一个探寻者的身份归来。古镇的外围，难免有了新时代的妆容，但它的内核，那份由历史沉淀下来的底韵，依旧沉静如初。蓼水河百折迂回，默然东流，水面映照着两岸新旧参差的建筑，也仿佛依然映照着明清鼎盛时期“小南京”桅樯如林、商贾云集的繁华倒影。我的目光，习惯性地先投向对岸的云峰塔，它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霜雨雪，依旧如外婆描述的那般，像一个沉默而忠诚的卫士，守望着这片土地的文脉与安宁。随后，我的视线缓缓落定在那座横卧于清波之上的廊桥——祖师桥。外婆生前常说：“这桥，不简单，它连着两岸的人心，也通着天上的神意。”
这座祖师桥，其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高沙兴衰史，它的每一个石礅，都是一页浸透着水、火与血泪的档案。根据《武冈州志》与存世碑刻的明确记载，此桥最初名为真武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约公元1607年前后）。在漫长的数百年间，它命运多舛，屡屡毁于狂暴的山洪、无情的火灾以及更残酷的兵燹。其中最惨痛的一页，发生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一日。据《高沙市志》及多位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当日，侵华日军五百余人窜犯高沙，实施疯狂的“三光”政策，纵火焚烧镇区，连续数日的大火将绵延五里的古商街市几乎焚为一片白地，店铺、民居尽数罹难，这座连接南北交通要道的祖师桥，亦未能幸免，在烈火中轰然坍塌，只剩下十一座孤零零的石礅，如同十一具被烧焦的骸骨，倔强地矗立在冰冷的河水中，诉说着国破家亡的巨大悲怆。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蓼水两岸的往来，只能依靠临时搭建的、随着河水涨落而摇晃不定的浮桥。外婆每次讲起这段往事，总会停下手中的蒲扇，望着河水出神，眼里有我这个当时年幼的孩子还无法完全理解的、深切的痛楚与沧桑。
然而，高沙人对这座桥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念想，从未被烈火与洪水彻底斩断。这份坚韧的集体意志，其背后是深植于这片土地的、强大的宗族血脉与文化根骨。就在离祖师桥旧址不远处的古街深处，矗立着那座如今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曾氏宗祠。我信步走去，再次站在这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宏伟建筑前。其高大的封火墙、气势恢宏的门楼、精雕细琢的梁枋斗拱，无不彰显着昔日曾氏家族的繁盛与高沙商贸的极度繁荣。据族谱记载，高沙曾氏一脉，自明初迁入，以耕读传家，兼营商业，至清中期已成当地望族。这座祠堂，不仅仅是祭祀祖先的庄严场所，它更是一位无言的史官，其建筑本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一个家族乃至整个古镇在明清之际的崛起、奋斗、积累与传承。它与隔街相望的、同样精美的杨氏宗祠，以及清代地方乡绅集资兴学、培养出众多进士举人的观澜书院，共同构成了高沙社会结构中坚不可摧的文脉核心与精神堡垒。可以想见，古时那些往来于书院与市集、祠堂与宅邸之间的学子乡贤，他们的目光既望向科举功名的庙堂之高，也深深系于宗族桑梓的乡土之基。正是这种由祠堂所凝聚的宗族力量，由书院所倡导的耕读文化，赋予了高沙人屡挫屡起、重建家园的惊人韧性。这座桥、这座塔、这书院、这祠堂，四位一体，共同撑起了高沙人精神的穹庐。
而赋予这座桥以神秘色彩与超验精神的，则是外婆口中那个流传了四百余年的“石祖悬灯”传说。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它被明确记载于明代万历丁未年（1607年）浙江布政使、著名学者车大任所撰的《高沙市佑圣碑记》中。碑文记载：“自市溯流而上，约四里许，曰木山村，有石屹立水滨，名龙头石。每值望夜，石上常见光烁，若灯悬然，隐现无常，土人异而神之。”面对这一自然奇观（很可能是某种矿物晶体对月光的反射），当时的乡民将其解释为北方之神——真武祖师的显灵。于是，在高沙镇北修建真武庙以安奉神灵，并在庙前修筑桥梁，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这一方面反映了民间朴素的万物有灵观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神道设教”，通过构建共同信仰来凝聚社区、规范行为的智慧。自此，这座桥便不仅是物理上的通道，更成了连接世俗与神圣的象征。
三、文脉赓续：从传说到现实的桥梁重生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饱经创伤的高沙百废待兴。彼时蓼水河上仍无一座可靠的固定桥梁，百姓过河依旧依赖摆渡，若遇山洪暴发，交通便告断绝。期间虽经数次尝试重建，皆因财力、技术所限，或毁于洪水，或困于时艰。
转机出现在崭新的二十一世纪。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历史文化保护的空前重视，高沙古镇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二零一三年，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海内外乡贤的鼎力支持下，一场以“修旧如旧”为原则的祖师桥重建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次，不再是简单的木石堆砌，而是一次对历史与文化深情的致敬。工匠们依据老照片和历史文献，精心设计，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在原址的十一个古石礅上，重新架起了这座宏伟的十一礅风雨廊桥。桥身采用优质木材，覆以青瓦，两侧设置栏槛座凳，可供行人遮风避雨、歇脚观景。尤为重要的是，在桥的中央阁楼，依照古礼重新安奉了真武祖师的塑像，使其“祖师桥”的民俗功能得以完整恢复。
这座桥的重生，其意义远超一座建筑本身的复原。它像一剂强心针，给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古镇注入了沉稳而鲜活的生机。它宣告了一段屈辱历史的终结，也象征着一种文化自信的回归。我缓缓走上桥面，脚下的木地板发出沉稳而轻微的吱呀声，这声音，是与历史对话的密语。凭栏远眺，蓼水潺潺，不舍昼夜，它流过祠堂门前，见证过荣辱兴衰；它也映照过书院的灯火，滋养过一方文脉。
站在桥中央，真武祖师宁静而威严的目光俯瞰着众生。我忽然想起外婆讲的另一个已被列为“高沙八景”之一的传说——“沙潭跃鲤”。故事里那位乐善好施的刘员外，在南泥半山遭遇特大山洪时倾力救助乡邻，而后在新形成的深潭边得遇鲤鱼自动跃上岸来的祥瑞。人们将此解释为“善有善报”的天道昭彰。这个传说，与“石祖悬灯”一样，其深层结构都蕴含着高沙这方水土所崇尚的价值观：对神灵（自然）的敬畏，对知识的尊重（书院），对祖先的孝悌（祠堂），以及对仁爱、善良品格的极致推崇（跃鲤传说）。这街巷里升腾的日常烟火，这祠堂中弥漫的肃穆祖训，这书院里流淌的琅琅书声，这古桥上寄托的平安祈愿，还有这云峰塔所象征的文运期盼……所有这些元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如同蓼水的支流，最终汇合成一条名为“高沙文化”的大河，深沉、内敛，而又生生不息。
四、结语：流淌在血脉里的乡愁
夕阳西下，余晖将云峰塔的塔尖、祖师桥的廊檐，以及曾氏宗祠高大的封火墙，都镀上了一层温暖而庄严的金色。我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走着，在一个熟悉的摊位前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糖油粑粑，甜腻糯软的口感在舌尖化开，依然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
外婆已离开多年，但她为我讲述的故事、她带我认知的这一切风物——那塔、那桥、那书院、那祠堂，乃至这一碗小吃——都早已超越了个人记忆的范畴。它们通过这种代际的口耳相传和切身体验，完成了一种文化的传递与继承。它们不仅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厚重的土地上，更深切地刻入了我的血脉与精神世界，构成了我理解世界、回望故乡的坐标体系。
我知道，我还会再来。因为每一次踏入高沙，都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回归，更是一次对珍贵童年时光的温习，一次对家族记忆的追溯，一次对深远博大之中华地方文化的沉浸式体验，也是一次对自我文化根脉的追寻与朝圣。蓼水悠悠，流淌千年，照见的不仅是古商镇的昔日繁华，更照见了无数如我一般的游子，心中那份永不褪色的文化乡愁。
【创作说明】
“本文在创作过程中，参考并艺术化处理了高沙地方志、碑记及相关公开历史资料中关于祖师桥、云峰塔、观澜书院、曾氏宗祠及‘石祖悬灯’、‘沙潭跃鲤’等传说与史实的记载，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