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一九九二年的秋天。天还未亮透,洞口县城汽车站的灯,黄蒙蒙的。光晕裹着细碎的雨丝,落在水泥地上零落的脚印里,深深浅浅。我背着半旧的军绿色帆布书包,裤脚已浸满深色的湿痕。候车室的气息总是复杂的:潮湿的行李、劣质的烟草,再混上角落里一丝消毒水的涩味。墙上是木壳挂钟,指针压在五时三刻,那泛黄的钟摆每一次晃动,都带着年迈的迟疑。
老客车就停在雨棚下。车身的绿漆斑驳,大片赭红的铁锈从底下啃蚀出来,静默得像一头在田埂边反刍的老牛。然而,车厢里那些榆木座椅,才是真正的岁月见证。靠背的漆色早被无数旅人的脊背磨透,露出木头本真的纹理,那纹理里仿佛嵌着天南地北的方言与故事。扶手处,是年复一年摩挲出的凹陷,温润得像河床上老去的卵石,又像一张沉默而包容的嘴,咽下了无数旅程的疲惫与期盼。我踏上车门台阶,脚下的松木板发出“吱呀”一声呻吟。
“票拿手里,往里头走!”售票员是位穿藏蓝工装的中年女人,袖口戴着深色套袖。她接过我的车票,红铅笔在日期栏上重重一划,铅笔末端那点红色的橡皮,在昏暗里犹如划出一道短暂而清晰的光弧。
我在最后一排落座。木椅坚硬的触感立刻透过薄裤料传来,带着一种沉实而奇异的温凉。前座是位抱着竹篓的老妪,篓里不时探出一只仔鸡的喙,随着她身体的微晃,轻轻地一点,一点。
引擎在几声沉闷的喘息后终于苏醒,整个车厢随之震颤起来。窗外的站牌开始缓缓后退,雨幕里,“邵阳”二字渐渐洇开,变得模糊。
公路是砂石铺就的。车厢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气味:柴油的烈、湿稻草的腐、薄荷糖的凉,再糅合进木椅经年吸附的、厚重的人间烟火气。斜前方的青年忽然探身,推开一隙车窗,冷风立刻挟着雨星灌进来。
“后生仔,莫吹风。”老妪用浓重的邵阳土话提醒,一边从竹篓底层摸索出一块蓝布帕递过去。青年道谢时露出两颗虎牙,我瞧见他解放鞋的鞋帮上,沾着新鲜湿润的红土——那是湘中丘陵最常见的泥土。
售票员开始查验车票。她移动时,手总自然而然地扶着木椅靠背。经过抱鸡老妪身边,她极自然地用乡音俯身问了一句:“阿婆,去崽女家?”老妪脸上的皱纹立刻舒展开,点了点头。
“这木椅子,比塑料的经坐。”她见我盯着座椅出神,忽然打开了话匣子,“八五年从永州接来的这批车,漆皮掉光了,骨头还硬朗。”她说着,用指关节叩击了一下椅背,木头发出“咚”的一声,沉实而饱满。前座的青年转过头来接话:“我们镇上的新客车,塑料椅座都裂了好几道口子嘞。”
这话像把钥匙,不经意间开启了整个车厢的话匣。戴眼镜的学生、卖山货的汉子、抱婴儿的妇人……这些关于“坐具”的朴素对话,零零碎碎,却拼凑起九十年代湘地民间最真实的生活图景。
重新启程后,路面平坦了些。售票员从铁皮售票箱里取出一个搪瓷缸,缸身上“安全生产”的红字已褪成了浅粉。她泡茶的姿势带着一种日常的仪式感。
“尝尝?”她突然把缸子递过来。我怔了一下接过,缸壁传来的温热恰好是人手能承受的暖。茶汤澄黄,入口微苦,可咽下后,喉间竟有淡淡的兰花香回旋。
“好茶。”我说。她眼角笑出细密的纹路:“我男人在茶场做事。”
雨,不知何时停了。阳光如金箔,从云隙间洒下。
客车开始下长坡,拐过一个急弯,资江水像一匹突然被抖开的青灰色绸缎,骤然闯入视野。
“快到邵阳了。”售票员指着远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松快,“看见双清亭的飞檐没有?”
满车人都引颈张望。身下的木椅,随着车身的晃动,发出有节奏的“吱呀”声,像一位忠实的老友,在为我们这趟共同的旅程,轻声吟唱。
当客车喘着粗气驶进邵阳汽车东站,我起身时,感觉到木椅座板上还留存着属于我的、微热的体温。售票员收走我的票根时,声音压得很低,却像一声轻微的叹息:“后生,这趟车的木椅……下次来,怕是要换成塑料的了。”
我蓦然怔在车门前,回头凝望。晨光正从车窗斜射进来,如同舞台的追光,流淌在那些默然静立的木椅上。靠背后方深浅不一的刻痕,扶手处温润的凹陷……此刻,都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成了被点亮的、静静流淌的时光之河。
如今,当我乘坐风驰电掣的高铁,再次穿越这片湘中山水时,窗外的景象已模糊成线。那个秋雨早晨的慢,那木椅传来的沉实的温凉,那喉间回旋的兰花香,便愈发清晰地浮现出来。
它们,和那辆老客车一起,终将驶入历史的车库,静默于尘埃之中。但那道由木椅、乡音和秋雨共同勾勒出的温润痕迹,却永远地,刻在了时光的脊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