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生命的书签

我的书桌上有一只扁平的木匣子，里头装的不是什么稀罕物什，只是一叠书签。它们大多简陋，形制不一，有些甚至是随手裁就的纸片。然而于我，这些沉默的、薄薄的物件，却像是岁月深处投来的一枚枚坐标，标记着一条名为“文学”的河流，曾如何蜿蜒地流经我生命的莽原——这一路，也浸染着湘楚大地特有的水汽与草木气息。

最早的那枚书签，其实算不得书签。那是一小条裁下来的烟盒锡纸，被童年的我笨拙地抚平，夹在一本没了封皮的《唐诗三百首》里。书是祖父的。祖父是个沉默的庄稼人，话极少，但他那间总弥漫着旧书、旱烟与陈年谷仓气息的湘中老屋厢房，对我而言却比任何游戏场都有魔力。夏日的午后，蝉声如沸，我溜进去，踮着脚从高高的、被岁月磨出包浆的樟木架子上抽下一本书，就趴在清凉的麻石地上看。阳光透过雕花的木格窗，被切割成一条条晃动的光带，灰尘在光里浮沉舞蹈，像极了文字被惊醒的魂魄，也像资江上永不疲倦的、细碎的波光。

那本诗集的纸张脆黄，竖排的繁体字如一片黑压压的、整齐的秧苗。许多字我不认得，意思更是云山雾罩，可我着迷于那铿锵的节奏，像着迷于村口老戏台上传来的、断续的祁剧高腔。祖父有时进来，见我挠头，便蹲下身，用他粗粝的、带着红壤与菖蒲气味的手指，点着某个字，念上一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乡音，却有一种奇异的、让躁动平息的平静。那枚银亮的锡纸书签，就停在《湘夫人》那一页。许多年后我才懂得，那个闷热的、弥漫着尘土与墨香的午后，祖父指间流出的，不仅仅是一句诗，更是一把浸染了楚风的钥匙，无声地为我打开了一扇门。门后，是一个比村庄远阔、比四季更丰饶的世界。文学最初的缘，便如一枚无意埋下的种子，在懵懂的心里，得了这方水土寂静而深厚的滋养。

后来，书签渐渐多了起来。中学时，用不起好看的，便自己动手做。从旧挂历上裁下印着张家界峰林或洞庭烟波的边角，从用完的练习簿上撕下空白页，甚至是一片从岳麓山拾回的、脉络清晰的枫叶，都能被我郑重地夹进书页里。它们标记的，是我饥渴的阅读轨迹。鲁迅的冷峻如匕首，让我在少年的忧郁里感到一种共鸣的痛楚；沈从文笔下那条流淌不尽的沅水，则像一幅氤氲的水墨，让我痴迷于那份源自故土、未被现代侵扰的朴拙人情与生命强力。我也读外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灵魂的撕扯常让我掩卷长叹，而海明威的冰山笔法则让我第一次隐约触摸到文字之下汹涌的潜流。

这时，“文学缘”于我，已不止是接受，更有了倾吐的冲动。我开始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些不成篇的句子，写窗外永不停歇的、如同郁达夫笔下“故都的秋”一般缠绵的雨，写对远方的模糊憧憬，写青春里那些无名状的怅惘与欢欣。一次，读到从湘西走出的沈从文先生说“写小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又读到汪曾祺先生谈语言的美在于准确。我如遭电击，反复咀嚼。彼时正沉迷于堆砌华丽辞藻的我，忽然脸红耳热。我将这两句话并排抄在一枚浅蓝色的卡片书签上，夹在笔记本的扉页。它像一位沉默的诤友，时时警醒我：对文学的真挚，首先是对脚下土地、对生活与人心的诚实。这枚自制书签，标记的已是一个少年向文学创作殿堂蹒跚学步时，最初也最本质的门槛。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枚来自远方的书签。大学时，我鼓起勇气将一篇浸染着资水河汽的散文，投给了一家素来钦慕的文学杂志。石沉大海是常态，我本不抱希望。没想到，一个多月后，竟收到了编辑老师手写的回信。信很简短，有对不足之处的直率批评，却也有一句温暖的鼓励：“文气畅通，情感质朴，有湘地生活的底子，望多读多写，保持对生活的敏感。”随信寄回的稿件里，还夹着一枚小小的书签，是杂志社的赠品，素白的底子，印着一行疏朗的柳体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我捏着那枚轻飘飘的书签，指尖却感到千钧之重。那一刻，我忽然无比真切地意识到，文学从来不是孤绝的修行。那枚书签，仿佛一座无形的桥梁，将我这个孤单的爱好者，与一个更广大的、由无数爱文学、写文学的人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连接了起来。因缘和合，文学的种子，需要春风化雨般的交流，才能破土抽枝，确认自己在这广袤世界中的位置。

工作以后，生活的步调骤然加快，阅读与写作的时间被挤压得支离破碎。但“文学缘”并未断绝，它换了更为日常、却也更为坚实的形式延续。我与几位同样爱好文字的友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每月一聚，轮流主持，共读一本书，然后毫无保留地分享彼此的困惑、感动与洞见。争论常有，面红耳赤之时，一杯安化黑茶又能让我们重归平和。这些分享，本身就成了我记忆里最鲜活、最温暖的书签。一枚标记着冬夜围炉，细品《红楼梦》里那些精微妙趣的对话；一枚标记着春日岳麓山道，我们大声朗诵里尔克的《秋日》，声音与鸟鸣风声和在一处；还有一枚，标记着我们对周立波《山乡巨变》里那些生动方言与人物命运的热烈讨论……文学，在这时成了我们对抗生活庸常、滋养精神共通的田园，也成了我们反观脚下这片土地历史变迁的一扇窗。一枚友人赠我的、压着长沙火宫殿前银杏叶的书签，叶脉间仿佛仍流淌着那个秋天关于文学乡土性与现代性的思辨余温。

前些年，世事纷扰，人人皆困于一室之内。空间的距离被强制拉开，精神的往来却因这困境而愈发显得珍贵与必需。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又情感隔离的时代，文学的力量，或许就在于它能构建一种“遥远的相似性”。我们读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千年前的焦灼与期盼，瞬间穿透时空，与窗外的寂静和内心的不安共振；我们读加缪的《鼠疫》，那些关于勇气、良知与集体记忆的文字，在非常时期，焕发出一种灯塔般的、照彻迷雾的寓言力量。

那段时间，我重读了不少旧书。翻开《楚辞》，看到一枚多年前夹进去的、母亲赠我的湘绣书签，素缎上绣着几茎兰草，针脚细密，色泽依旧温润。旁边正是《橘颂》的篇章：“后皇嘉树，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那种对故土深深的认取与坚守，在闭门不出的日子里，给了我难以言喻的定力。文学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视角，让我在困守中，仍能通过这方水土千年文脉的滋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保持精神的呼吸与游弋。这枚温润的绣品书签，标记的便是一段特殊岁月里，文学与地域文化如何共同成为我内在的“根”与“翼”，助我安顿身心，看清远方的路径。

如今，我的木匣里，书签仍在缓慢地增加。有参观贾谊故居、屈原碑林得来的纪念品，有文友新书发布会的赠礼，甚至有一枚女儿用彩纸为我做的、画着歪扭小花（她说那是省花芙蓉）的书签。它们材质各异，形态万千，静静地叠在一起，却仿佛在诉说着同一种语言——一种由方块字构成、又融汇了楚雨湘风的语言。它们标记的，不再仅仅是一本书、一处停顿，而是一个个生命的片刻，一次次与天地人文的邂逅，一场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

我时常想，“文学缘”究竟是什么呢？它绝非什么风雅的点缀，也非通往名利之途的阶梯。它更像一种源自血脉与风土的隐秘召唤，一种内在的渴求。缘起，或许只是孩童时对乡音吟诵的陌生音节的好奇，是青春里对表达脚下土地与自我生命的冲动；缘续，则在漫长的时光里，通过孜孜不倦的阅读、真诚勇敢的书写、毫无功利的交流，一点点加深、拓宽这缘分的河道，让它汇入更广阔的文明之海。它改变人生的方式，是春风化雨，是滴水穿石——它让你在平凡的稻田与街巷中看见诗意，在生活的苦难中汲取源自历史深处的力量，在时代的喧嚣中保持沉静，在个体的孤独中感到与无数灵魂的共鸣。它让你成为一个更敏感、更丰盈、更懂得“同情之理解”的人，一个精神上有故乡的人。

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湘江的轮廓在夜色中隐去，又是一日将尽。我合上正在读的《沈从文全集》，将一枚在岳麓书院购得的、素简的竹制书签轻轻夹入页间。竹片上浅浅镌着“惟楚有材”四个字。这个小小的动作，安静，虔敬，像一个仪式。我知道，我与文学的缘分，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开卷与掩卷之间，在这生命书页的一次次标记之中，默默生长，绵延不息。这缘分，早已编织进我生命的肌理，成为我辨认自己、理解世界、通往他者最温暖、最可靠的路途。而这一枚枚不起眼的书签，便是这条长路上，一个个闪着微光的、温暖的驿站，它们告诉我，这条路的源头，始终连着那片生长红壤、兰草与不朽辞章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