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脸上的幸福

我认得梅姨，就是因了她脸上的疤，和那疤上总挂着的笑。

疤在左脸颊，靠近耳根的地方，暗红色，微微地凸起，像一片被秋风遗忘在老墙上的、不肯褪尽的爬山虎叶子。不丑，甚至有些奇异的生动。尤其是当她笑起来的时候——而她是极爱笑的——那疤痕便仿佛活了，被笑意牵扯着，漾出柔和的、水波一样的纹理。我第一次见她，是在我们村东头那片无边的油菜花田边。她正弯着腰，用手指轻轻地拨弄一株油菜的叶子，那侧影落入金黄的、晃眼的光海里，那疤痕便在熠熠的光里，静默着，成了她脸上最沉着的一笔。

村里人讲起梅姨，语气里总带着一种复杂的敬意，像是说起一株遭过雷劈却依然年年挂果的老枣树。“那女人，命硬。”他们说。梅姨是外来媳，二十啷当岁从更深的湘西山里嫁过来，没过几年安生日子，丈夫在采石场被哑炮收了去，连囫囵身子都没寻回几块。那时她儿子才三岁，扯着她的裤腿，哭声像只离了窝的猫崽。公婆早逝，本家的叔伯起初还帮衬点，日子久了，也渐渐淡了。她一个人，守着两间旧瓦房，几分薄田，竟将那孩子拉扯起来。那疤，就是那些年留下的。说是有一年腊月，天寒地冻，她上山砍柴换钱，脚下一滑，从陡坡滚下去，脸颊被枯枝划开好长一道口子。血糊了半边脸，她硬是捂着，一步步挨下山，在村卫生所草草缝了几针。没哭，也没喊疼，心里只惦记着灶上给儿子煨着的那碗红薯粥。

这些往事，梅姨自己是不大提的。你若问她，她只把那粗糙的、关节微微变形的手一挥，像是要拂开一片并不存在的蛛网，脸上的疤痕随着笑容舒展开：“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提它做么子？你看这日头，多好。”

她独爱那片油菜花田。花开的时节，她几乎日日都去。我去看她，常带个小马扎，坐在田埂上。她不让我帮忙，说我“是读书的，手金贵”。她自己却赤着脚，踩在湿润的、有些凉意的泥埂上，裤腿挽到小腿肚，露出被太阳晒成酱紫色的、结实的腿。她的动作有一种经年累月磨出来的、不疾不徐的韵律，像是土地本身在呼吸。她侍弄那些油菜，不像是在劳作，倒像是在进行一种沉默而亲昵的交谈。她会俯身下去，鼻尖几乎碰到那茸茸的花瓣，深深地吸气，然后眯起眼，让那无边无际的、带着青涩蜜意的香，将她整个儿包裹起来。

“这花香，闻着心里头就踏实，”有一次，她直起身，捶了捶腰，对我说，“像刚晒过的棉花被，蓬蓬的，暖暖的，能把人心里那些皱皱巴巴的角落都熨平帖了。”

她儿子前些年去了广东，在厂里做事，娶了媳妇，生了娃，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村里有人说梅姨傻，苦了一辈子，如今该跟着儿子享福去，城里多好。梅姨只是笑，指指她的田，她的花，她的老屋：“我的福气，都在这儿呢。去了城里，我这张老脸，这身老骨头，怕是要生锈的。”

一个春深的午后，我在她家堂屋坐着。屋外是嗡嘤的蜂鸣，一阵阵热烘烘的花香随风卷入。她给我擂茶喝。看她擂茶，是一种享受。粗陶的擂钵，沉实的擂棍，她挽起袖子，露出小臂。先是一把炒米，再是一撮新茶，几粒花生，一截姜，几片她自己在屋后种的薄荷叶子。她握着擂棍，沿了钵壁缓缓地、有力地旋转研磨，发出沉稳的、沙沙的声响。那声音浑厚而均匀，不像是在研磨食物，倒像是在打磨一段稠密的时光。她微微低着头，神情专注得近乎神圣，脸颊上那道疤痕，在堂屋幽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柔和。

“人活一辈子，就跟这擂茶一样，”她忽然开口，声音和着那沙沙的磨响，“好的，赖的，甜的，苦的，都得放进来，慢慢地擂，细细地磨。火急了不成，力轻了也不成。擂到后来，分不清哪是米，哪是茶，哪是姜，哪是薄荷，都成了一体，成了一钵糊糊的、香喷喷的茶浆。这时候，再用滚水一冲，哎——那香气才出得来，那味道才对头。”

她抬起头，冲我一笑，那疤痕便像一朵风干的、蕴着无尽故事的花，在她脸上绽开。阳光从瓦檐的缝隙漏下几缕，恰好落在她端着陶碗的手上，那双手，疤痕叠着老茧，却稳当如山。

那一刻，我恍惚觉得，她脸上的疤，并非伤痕，而是岁月这位最高明的匠人，用最炽烈的火焰与最沉重的锤砧，在她生命的铁砧上，淬炼、锻打之后，留下的一枚特殊的印记。这印记里，封存着所有凛冽的风、冰冷的雨、滚烫的泪与咬牙忍下的呜咽。它不是残缺，而是一种完成；不是痛苦的残留，而是将痛苦吸纳、转化之后，生命呈现出的另一种完满形态。如同河床上的卵石，所有的尖角都被水流与时光磨去，只剩下温润与坚实。

后来，她儿子在城里站稳了脚跟，买了大房子，第三次回来接她，几乎是要“抢”她去了。梅姨拗不过，终于答应去住一阵。走的那天，油菜花期已过，田野里是沉甸甸的、无边无际的绿，荚实累累，低垂着，等待着最后的饱满。梅姨站在田边，看了很久很久。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那双擂茶的手，轻轻地抚过那些密实的荚。风吹过，绿色的波涛簌簌作响，像是低语，又像是告别。

她在城里只住了两个月，便回来了。儿子媳妇无奈，只得由她。我问她，城里不好么？孙子不可爱么？

“好，都好，”她坐在焕然一新的老屋门口，笑眯眯地，脸上的疤痕在熟悉的阳光下格外安然，“可我就是觉着，浑身不得劲。那儿太干净，太光滑了，地板照得见人影，走路都怕滑倒。说话要细声，笑也不能太响。夜里醒来，听不见风声，闻不到泥土气，心里空落落的，像丢了魂。”她深吸一口乡间清冽的空气，满足地叹息，“还是这儿好，自在。我的魂，就落在这片土里，这些油菜花里，离不开了。”

去年秋天，她儿子带着一家人回来给她过七十大寿。小小的山村热闹了一场。傍晚，宾客散去，我见她独自一人，又踱到了那片已然收割过的、空旷的田野边。土地裸露着褐色的胸膛，平和而安详。远处，不知谁家烧着秸秆，淡淡的青烟笔直地升上去，溶入瓦蓝的天穹。她孙子，一个虎头虎脑的五六岁男孩，跑过来扯她的衣角，指着她脸上的疤，童声清脆：“奶奶，你脸上是什么呀？”

梅姨蹲下身，将孩子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脸颊贴了贴孩子细嫩的脸蛋。

“这个呀，”她的声音像被晚风浸透的丝绸，温软极了，“这是奶奶的一朵花。”

“花？不像花！”孩子瞪大眼睛。

“是花，”梅姨笑了，那疤痕舒展出无比温柔的弧度，“是奶奶很早很早以前，种在脸上的一朵花。它不用浇水，也不用晒太阳，它喝的是奶奶年轻时流过的汗水和泪水，它呀，是疼出来的，也是笑出来的。你看，它现在是不是开得很好看了？”

孩子似懂非懂，伸出小手，极轻极轻地，摸了摸那道“花”。然后，也咧开嘴，笑了。

夕阳西下，将她一老一少相依的身影拉得很长，长长地印在广袤的、重归沉默的土地上。那身影是那样稳，那样实，仿佛从土里生长出来的一般。我忽然彻悟，梅姨脸上那挂着幸福的疤，与这无言的大地，原是同一种质地。土地承接一切犁铧的切割、风雨的侵蚀、践踏与播种、丰饶与荒芜，最终将所有的痕迹都化为自身沉厚肌理的一部分，在来年，捧出更新的、更蓬勃的生命。她的幸福，也从未漂浮在轻盈的愉悦之上，而是深植于生命所有的耕耘与承受之中，如同油菜的籽实，必得经过一季的绚烂、一季的沉淀，在荚壳的黑暗与紧束里，才能蓄满那微小而浑圆的、金色的油香。

那挂在脸上的幸福，原来是一枚大地的印章，盖在一个平凡农妇与命运缔结的和解书上。它不闪耀，却足以照亮她自己的，以及有幸窥见这秘密的旁人的，一整个缓慢而坚定的人生。晚风起来了，带着凉意，也带着远处新翻泥土的腥香。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又该到播种油菜的时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