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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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塔身那些冰凉的、被时间磨去棱角的青砖时，我确信历史并非沉寂——它在砖缝间苔藓的湿润里，在风穿过券门时低沉的呜咽中，正悄然呼吸。
我是在一个过于晴朗的午后走近它的。阳光慷慨，将塔的影子压得又短又实，落在县粮食局院子外（注：其所在场地历经变迁，曾属院内，今临街巷）的水泥地上，像一枚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印章。第一眼的印象，是某种“不近人情”的严整——七层八面，棱角锋利，飞檐的剪影在蓝天下切割出果断的线条。它不像隐士，倒像一位自清代同治年间便在此恪守的、神情肃穆的考官，静静伫立在市井的喧嚣与香樟的荫蔽之间。
塔，总是先以它的高度与姿态攫住人心。岑参写“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那是帝国气象下的磅礴想象。眼前这座的诞生，却源于更具体、也更热切的世俗祈愿——“上应斗杓六星以厚扶舆之积，启来秀而蔚人文也”。这祈愿被刻在碑文里，沉甸甸的，关乎一邑的文风与子弟们的前程，如同清同治年间，洞口士子曾于此塔下结社苦读，终有三人同科中举，传为一方文教美谈。然而，当我绕过塔基，手指无意间抚过须弥座束腰处模糊的石刻时，一种奇异的触感传来：不是冰凉，而是一种被无数个夏日晒暖、又经无数个寒夜冷却后，沉淀下来的温凉。推开底层厚重的木门，光与影的界限骤然分明。门外是慷慨得近乎喧嚣的白昼，门内则是幽深、静谧、充满灰尘味的另一个时空。瞳孔急速调整着，仿佛跌入一口古井。最先感知的是声音——一种巨大的、压迫性的寂静。随后，才是那盘旋而上的砖梯，窄，陡。
攀登是身体的仪式。砖梯紧贴内壁，螺旋上升。我的肩膀不时蹭到内壁，扬起细微的尘埃，在从高层窗孔斜射而入的光束里飞舞。呼吸变重，脚步的回声在塔心的空腔里被放大，咚咚作响，仿佛不是我一个人在攀登，而是我的脚步声惊醒了塔的脉搏，它正以同样的节奏，沉重地应和。
在第三层，壁画出现了。光线昏暗，我凑得很近。不是想象中工笔重彩的庄严神佛，而是率性甚至有些稚拙的山水人物。一处隆顶下，画着渔舟与山峦。渔夫撒网的姿态，手臂的弧线拉得极开，充满朴素的张力；山石的皴法简练，几笔淡赭石，便有了体积。这绝非宫廷画师的手笔，颜料因年代而氧化、剥落，渔夫的脸模糊成一团暧昧的色块，但那份专注于生计的动势，却穿透时间的包浆，扑面而来。旁边另一幅，似是“寒江独钓”，但钓者身旁添了几只翻飞的水鸟，让孤寂的意境里，多了几分活泼的生趣。
这些画者是谁？是建塔工匠兴之所至的涂抹？还是某位落魄文人以塔壁为纸，发抒胸中丘壑？没有留名。他们的画，与塔外“文光射斗”的宏大抱负，似乎隔着一层。这里没有对功名的直接渴慕，只有对眼前山水、对渔樵生活的质朴记录。这种“不协调”，反而让塔有了血肉。它不再仅仅是一座承载集体意志的纪念碑，更成了一个容纳个体偶发情感的空间。
在第四层，我遇到了那幅双鱼太极图。它绘在隆顶的正中，黑白的阴阳鱼首尾相衔，在圆形的界限内宁静地旋转。我仰头看了很久，颈骨传来轻微的酸胀。在这座以“文昌”为名、寄托着明确科举功名指向的建筑里，出现这样一幅深邃的、关乎宇宙本源与辩证哲思的图案，是耐人寻味的停顿。它像乐章中的一个休止符，此前心中关于“读书—登第”的笔直路径，竟在黑白鱼纹的缓慢旋转中，悄然弯成了一个回向内心的圆。它仿佛在提醒：知识的累积，若不能升华为对天地万物运行之“道”的领悟，便只是僵死的章句；文运的昌隆，其根基或许不在北斗星辉的遥远照耀，而在内心是否能达到如这太极图般圆融、平衡与生生不息的境界。这种对内在平衡的求索，宛如一道隐秘的阶梯，默默指向塔的精神顶点。
在第六层一面较为干燥的墙壁上，我找到了那些传说中的题壁诗。墨迹大多漫漶。终于，在一片斑驳中，辨识出几行相对完整的句子：
平溪如带绕城流，塔影斜分岸上楼。
莫道蛮荒无俊彩，书声已共白云浮。
诗艺不算高明。但“蛮荒”二字，像一根小小的刺。写下它的人，是自谦，还是对外界眼光一种隐微的反驳？湘西南的这片山水，在漫长的历史里，确曾被冠以“溪峒”之名。但这座塔的存在，这墙上的诗句，分明是一种宣告。宣告文明的火种可以在此点燃，宣告“书声”与“白云”同样自由。没有落款的诗句，反而因此获得了更普遍的意义——它成了所有在此地苦读、眺望、心怀不甘又充满希望的无名士子共同的回音。
当终于踏上第七层，世界豁然开朗。风毫无阻碍地穿行而过，带着远山和江水的清澈气息，也摇动着塔顶砖缝里那些顽强的小树。我依次从四个方向望去：东面，雪峰山的余脉在日光下呈现出由深黛到淡蓝的层次；南面，平溪江水光潋滟，将县城温柔地揽在臂弯里；西面与北面，是人间烟火——屋顶的瓦楞，交错的小巷，远处公路上移动的细小车辆。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句子此刻浮现，已不仅是写景，更是一种精神的隐喻。个体的烦忧，在这由塔提供的、超越日常的俯瞰视角下，仿佛被浩荡的天风稀释、抚平了。
最后，我的目光落回塔内。第七层窿顶的正中央，是一个墨色浓重、笔力沉雄的独字——“月”。
为什么是“月”？
我怔住了。文昌属火，主文明、功名，是炽热、进取的阳性星宿。而“月”，属水，主宁静、沉思，是阴柔、内敛的意象。指尖拂过碑刻的凹陷，那“月”字的边缘已被岁月磨得温润，将它供奉在塔的最高处、最核心的位置，如同一个巨大的秘密，一个与塔的“显性”功能背道而驰的“隐性”内核。就在这恍然的瞬间，现实的声音破壁而来——楼下隐约传来孩童追逐的嬉笑声，清亮、蓬勃，与塔内沉寂的微尘形成鲜明的呼吸节拍。这声音像一枚楔子，将我，也将塔，牢牢钉在了“此刻”。我忽然有些明白了。或许，倡建此塔的乡贤、描绘壁画的匠人、题写诗句的过客，以及最终在此留下“月”字的那位无名氏，他们集体无意识中共同完成的，不仅仅是一座祈求外在功名的“文昌塔”，更是一座供奉内心明净的“养月塔”。求取功名的路途充满竞逐与喧嚣，如同白昼的日光。但真正支撑一个人走完漫长精神旅程的，或许正是这清冷如月辉般的内心定力，是夜深人静时面对自我的那份澄明与笃定。这个“月”字，如一枚沉静的哲学印章，盖在了整座塔精神诉求的终极处。
它让向上的攀登，最终归结为向内的安顿。
至此，塔于我，已然不同。
下塔时，脚步虚浮，仿佛从一场深沉的时间之梦中醒来。再次经过那些壁画与题诗，感觉已截然不同。它们不再孤寂，而是一个完整精神宇宙的星辰，各自闪烁着微弱却不息的光。塔基的碑刻上，必密密麻麻写满了捐款者的姓名与钱款数目——萧兰陵，以及众多无从知晓的名字。六十万块青砖，三百公斤的石构件……这不再仅仅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一个宗族、一个地方社群，如何将分散的财力、物力与渴望，通过一个具象的建筑，凝聚成共同文化理想的生动证明。
走出塔门，夕阳已将天空染成金红与紫灰交织的绸缎。文昌塔通体被镀上一层暖融融的、近乎温柔的光边。晚风渐起。就在这时，塔檐四角的八只铜铃，忽然齐齐地、悠悠地响了起来。
“叮——铃——，叮——铃——”
那不是急促的碎响，而是每一个音节都饱满、悠长，带着铜质特有的清越与苍凉。一声落下，在空气中荡漾开余韵，另一声才从容不迫地续上。这声音仿佛不是被风吹动，而是从塔砖的深处、从某个遥远的黄昏，经由时间的通道缓缓传来。
我驻足聆听，直到铃声与暮色一样，渐渐稀薄，溶于无形。塔门石柱上那副对联“碧水环流地疑蓬岛；青云直上人在琼霄”，在晚照中清晰可见。下联的“青云直上”，是直指苍穹的雄心；而上联的“碧水环流”，则是脚下这片土地永恒的滋养。雄心与滋养，通过这座塔，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归途已暗。回望时，文昌塔只剩下一个比夜色更浓的剪影，沉默地楔入星空。如今，它仍是县城居民晨练的去处，孩童们常在塔下追逐嬉闹，铜铃响时，便有老人指着塔顶的方向，给孩子们讲起那些关于读书与心安的旧故事。唯有塔顶那几株在砖缝中顽强生长的杂树，在晚风中轻轻摇曳，像塔冠上一簇活泼的、属于今时今日的翎毛。
这座塔，便是一部矗立在大地上的、无言的散文。它的美与力量，在于砖石与彩绘的坚实，在于题诗与铃声中那份欲说还休的怅惘，更在于它为所有喧嚣时代里寻求定力的人，提供了一处精神的原点。“文昌”的祈愿与“月”的沉思之间的张力，恰似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渴望与安顿、出走与回归。它什么也没有说，却又说尽了一切。
风过铃响，便是它留给这人间，一句悠长的、未完成的诗行。
创作谈：在砖石的秩序里，寻一枚“月”
这篇文章的种子，埋在一次偶然的返乡途中。
车窗外，文昌塔的身影一闪而过。它不像那些闻名遐迩的古迹，被精心地圈起来、供奉着，而是就那样寻常地立在旧粮局的院子外（注：其所在场地历经变迁），与菜市、学校、居民楼共生共长。这种“嵌在生活里”的状态，瞬间吸引了我——它没有被提炼成纯粹的景点，身上还带着未被规训的、复杂的真实。这促使我走了进去。
真正的创作冲动，始于触摸塔身的那一刻。指尖传来的，并非想象中的透骨冰凉，而是一种历经寒暑淬炼后的、恒定的微温。我蓦然觉得，这不是一块死去的石头，它的内部可能仍进行着缓慢的“呼吸”。这个刹那的直觉，成了贯穿全文的魂：我要写的不是一座“塔”，而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生命体”。
于是，攀登成了唯一的路径。我必须用身体去丈量它，从它的内部理解它。陡梯的逼仄、黑暗中扬起的灰尘、心脏与脚步混响的咚咚声……这些都是“仪式”的一部分，让我剥离外界的喧嚣，成为塔的“共谋者”。那些率真的壁画、漫漶的题诗，并非我查阅资料后的按图索骥，而是攀爬过程中不期而遇的“馈赠”。尤其是那幅双鱼太极图，仰头凝望时颈骨的酸胀感，让一路累积的、关于科举与功名的线性想象，在此处忽然转入一个循环的、关于宇宙与内心的沉思。我停下，仰头看了很久。我知道，文章的“文眼”可能就要出现了。
但真正的“核”，在最顶层等待。当那个巨大的“月”字映入眼帘时，我经历了全文最强烈的震撼与困惑。文昌属火，主功名，是极致的“阳”；月属水，主沉静，是极致的“阴”。在祈求文运昌隆的最高处，供奉一个哲学意义上完全相悖的意象，这是何等巨大的沉默与叛逆！在那一刻，楼下隐约传来孩童的嬉笑，遥远而清晰。就是这一缕来自当下的、生机勃勃的声音，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那个“月”字的锁。
我倏地懂了。倡建者、捐资的族人、题诗的士子，他们共同的、最炽热的愿望，或许并非某个具体的功名，而是一种文化的“不被湮灭”，一种精神血脉的“有序传承”。而真正能抵御时间湮灭、让文明不沦为僵死废墟的，恰恰是那颗如月辉般清明、自足、安定的内心。外在的“文昌”是目标与动力，内在的“养月”才是根基与归宿。这座塔，因此在我心中完成了一次倒置：它从一座向外祈求的纪念碑，变成了一座向内供奉的精神圣殿。“它让向上的攀登，最终归结为向内的安顿。” 这句话，是我为自己找到的答案，也是全文试图抵达的终点。
最后，关于文中的“萧兰陵”。它并非特指某位先贤，而是我从塔顶铁葫芦铭文“兰陵阖族同立”及地方史料中，提炼出的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着所有为这座塔倾注心力的无名个体。我想以此致敬那种源于乡土底层的、顽强的文化自组织能力——正是这无数微小的、具体的热望，最终凝聚成了这枚楔入大地的“印章”。
写作此文，于我亦是一场“养月”的修行。我试图让砖石自己说话，让风声、铃响、剥落的颜料成为主角。感谢这座塔，它让我确信，真正的历史从未沉寂，它在我们每一次真诚的触摸与叩问中，深沉地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