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岛

张爱玲在《小团圆》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个梦：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梦醒了。她醒来后快乐了很久很久，她说这样的梦只做过一次。

按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解析，梦是愿望的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境界，也就是心灵的方位布局，我们毕生都在探索自己内心的周缘。有幸把握自己心灵布局的人宛如流水淌过岩石，顺顺当当地汇入变幻不定的灵魂境界，得其所哉。而有些人会终身困顿在某一点，任由内心遍生荒芜。张爱玲便是如此，她的身上有过很多标签：天才、古怪、好奇装异服、搬家狂等等，惟独在这部小说里她以梦的方式深沉地表达了对家的美好期许，让我们看到她曾有着跟全天下普通女人一样的憧憬：漂亮的房子，好几个小孩，还有陪伴在身边的爱人。

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多岁，第二任丈夫赖雅已去世，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美国洛杉矶。现实生活中她一样都未曾拥有过，只好付诸笔端将它写成一场梦，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晚年的时候，她不断地搬家，就像传记作家刘川鄂先生描写的：她把自己关在“老鼠洞”里，虽然“老鼠”也搬来搬去有好几个“洞”，但每一个“洞”都没有离开洛杉矶。

追溯她的成长经历，其实在她出生后，她的家庭就不断地再搬家。两岁时，全家搬到天津一座漂亮宽敞的花园洋房。她时常在夏日的中午，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的纱短衫、红裤子，坐在小板凳上，看谜语书、儿歌和外国童话。绿茵茵的草地、红艳艳的太阳、清幽幽的树荫，真像童话世界一样。四岁时，她的母亲黄逸梵和姑姑张茂渊出国留学了。因为难得母爱，儿时的她对母亲的感情是生疏的，母亲是辽远而神秘的。她曾对着自己当年穿着大花棉袍坐在姑姑身上没有笑容的照片说：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

八岁那年随家迁居到上海。他们住在一幢较小的石库门房子里，红色的木板壁，使她乐不开支，她以为告别了天津的家，也就告别了忧郁。因为母亲和姑姑要回来，全家又搬到陕西南路宝隆花园的一幢洋房，尖屋顶、小花园、大客厅，还有壁炉。姐弟俩在上下四层的楼梯跑上跑下，在玫瑰红地毯上蹦蹦跳跳。这里有狗、有花、有新衣服、有童话书，她喜欢。

可是这种快乐并没有维持多久，她的父母离婚了，由于离婚的打击，她的父亲不仅抽鸦片，还打吗啡，全家又搬到延安中路原名康乐村10号的一所小洋房里。她曾在《对照记》里写道：“他们离婚了，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是惆怅的，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她出生后搬家的次数太多，生母常不在家，父亲常不顾家，因此搬来搬去都是残破的家。她极少感觉到家的安全感、稳固感和温暖感，她的作品中总是不断地在寻找着家，寻找着精神家园，连电车下班回厂也被她形容为回家。

对于父亲张廷重的再婚，她恨得咬牙切齿，她曾说过：“如果那个女人就在阳台上，一定要把她推下去，一了百了。”，然而她阻止不了任何事情。父亲再婚的那一年， 她升入了中学。她曾在《流言》中写道：“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捡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色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成年后，她常以奇装炫人，她自己说：“不过我那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

有一次在饭桌上为一点儿小事父亲打了弟弟子静一巴掌，她心疼地以碗遮脸，眼泪直流。继母不仅没有安慰她，反而还用语言激怒她。她吃不下饭，夺门而出，在浴室里对镜而泣，并发誓要报仇。然而，正在她伤心的时候，却听见“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踢到浴室的玻璃上，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记刚才挨打的事了。她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类事，我没有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虽然没有家的温暖，但她依然畅想着美好的未来：“我要穿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中学快毕业时，因跟继母发生口角之争，继母诬告她打他，父亲就像疯了一样揪住她的头发，拳脚相加，一阵乱踢，过了很长时间她才恢复了记忆和知觉。她对父亲充满了仇恨，准备去巡捕房报案，结果被父亲监禁，随后又患痢疾，在死亡线上挣扎过后，对这个家，她彻底绝望了。尽管在逃出之前，生母曾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分钱也没有，你要吃得这个苦，没有反悔的。”，这一年她十八岁，在她的《小团圆》《雷峰塔》里，每写到十八岁，总笼罩着阴森森的死亡黑影，爱玲从此无家。

母亲对她的爱呢？她在《小团圆》里描写过几段故事情节：有一次因为家里来了客人，她在她母亲订做的一套仿毕加索抽象画的地毯上搬椅子，移动时，不小心卷起一角，她母亲直接当着客人的面冲她吼道：“你这是干什么？猪！”。一次因为她生病了，她母亲竟然发火对她说：“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她听着像诅咒，没敢作声。她一直因为花了母亲的钱在港大读书心怀愧疚，只好拼命读书，她的历史老师布雷斯代好心资助了她一笔800元的学费。这时她母亲刚好从国外回来，她把这笔钱交给了母亲，结果被母亲在当晚的牌桌上输掉了，她以为她必然是以身体做了交换，还催促她前往老师处道歉，之后还偷窥她洗澡，想发现异状，这件事情使她感到羞辱极了。母亲就像贴在她皮肤上的虱子，她不敢去抓，一抓，就会抓出血来。

有句俗话说：“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她会报复她父亲和后母，欠母亲的将来也都会还。父母罩在她身上的阴影，她一辈子都没有驱散。人之不自由，挣不脱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所有别人为你的付出。然后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生于温情，死于温情。她也想爱一个人，特别想，但所有她试图靠近的人都乌泱泱地塌在她面前，溃不成军。人生中若发生了某些事，便有一道心门被永久关闭，这就是损伤。母亲在她成长过程中是缺席的，但长期却被她当作“圣女”一样存在。母亲是她命途之中的一个巨大地埑，黑的裂缝触目惊心地横在路上，深不可测，一直劈入地心去。

她生活在一个无情而苍白的世界，她相信亲情，亲情欺骗她，她相信爱情，爱情背叛她。她在《小团圆》里袒露：她是最不容易多愁善感的，抵抗力很强。事实上只有母亲与胡兰成给她受过罪。那时候她想死给母亲看，对于胡兰成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只是没有让它露面，因为自己也知道太笨了。将生命与爱情合为一体，这极端的爱恨都是她最深刻最浓烈的感情，她无法摆脱掉，离开胡后，痛苦就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她每天靠吃美军罐头的西柚汁度日，两个月下来，瘦成骷髅，甚至有好几个月都没有来月经。她中年时曾向自己的好友爱丽丝谈过这段感情：“他离开后，我就将心门关起，从此与爱无缘了！”。

晚年的张爱玲幽闭茧居，爱的覆亡，使她成了守墓人。于火树银花的冷凉夜色中，彻头彻尾的昏闷、心酸、幻灭，像脏玻璃上的一层厚厚的雾气，叫她看不见回去的路。她对那个蓝的红的家的期望最后只简化为一间单人房，只要有浴室、有冰箱，在市区或者郊区，不要有家具、炉灶，最好附近有火车，以便她下次搬家方便。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洛杉矶的汽车旅馆里搬来搬去，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要搬一次，据说是因为虱子引起的皮肤搔痒症的折磨。

她曾向她的一位朋友说：“我常常觉得我像是一个岛”。岛相对于高山和大海始终是孤立的。她的生活也一直按照这个规格走，一年比一年更把自己隔离起来，更不愿同世间人打交道，直到她死，伴着她的是她自己，以及她塑造的，别人忘不了的、她自己不能忘的诸多人物。

著名评论家夏志清先生曾发表过这样的评价：“爱玲童年时是胖嘟嘟的，十八岁父亲把她关起来，虽不能说在她患痢疾后，心硬得见死不救，但爱玲身体虚弱，甚至晚年那些病症都可溯源到那场灾难。她的第一任丈夫伤了她的心，第二任丈夫在婚前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和乐趣，而且因堕胎而病的很重。张爱玲生命里最重要的三个男人都是对不住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