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恒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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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耳朵的耙子触到耳廓柔软的褶皱时，忽然就被一缕麦香拽回了四十七八年前的春天。
那年我七八岁，日头把田垄上的麦穗晒得金黄透亮，风一吹，满世界都是青涩的麦香。穷日子里的快乐简单得很，一群半大的孩子钻进麦田，捋几把快熟的麦穗，揣进怀里就往家里的灶膛跑。火苗舔着麦穗，噼啪作响，焦香混着热气涌出来，搓掉麦壳，把鼓鼓的麦粒丢进嘴里，甜香能从舌尖漫到心里。
疯闹间，不知是谁把一颗烤得温热的麦粒，笑着塞进了我的耳朵。起初是只觉得痒，伸手去掏，那麦粒却像皮球一般顺着耳道滑了进去。很快，耳朵里胀得发疼，嗡嗡的响声裹着慌乱，在小小的脑袋里炸开。伙伴们的笑声戛然而止，你看我，我看你，脸上满是后怕。
消息传到叔叔耳朵里时，他刚从田里回来，裤脚还沾着泥点子。他一声不吭，直接把我送到了乡卫生院，医生看了摆摆手，说没本事取出来，再耽搁，耳朵怕是要废掉。叔叔没多说什么，推起他那辆半新的“永久”牌自行车——那可是当时他家里最金贵的物件——弯腰把我抱上后座，还用布条把我牢牢绑在他身上，跨上车子就往县城赶。
二十七八公里的路，全是坑洼不平的石子路，车辙印深得能卡住自行车轮。春日的风裹着尘土，吹得人睁不开眼，叔叔弓着背，双脚用力蹬着脚踏板，车轮碾过碎石，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震得我屁股发麻、耳朵轰鸣，也震得他的身子微微发颤。我趴在叔叔的背上，能清晰听见他粗重的喘息，一呼一吸间，带着汗水的咸涩味。他的脊背不算宽厚，却像一座稳稳的山，挡住了扑面的风。遇到陡坡，他就跳下车，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托着后座，一步一步往上挪，额头上的汗珠滚落下来，砸在土路上，瞬间就没了踪影。
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县城的影子终于在远处晃悠着出现。县人民医院的灯光，在那个午后，亮得像救星。医生用细细的镊子，小心翼翼地夹出那颗惹祸的麦粒时，我耳朵里的胀痛倏地消散，世界又变回了清亮亮的模样。
返程的路依旧漫长，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叔叔的脚步慢了些，却依旧稳稳地踩着车蹬。路过一片麦田时，晚风掀起麦浪，送来阵阵甜香。我坐在后座，攥着他汗湿的衣角，看着他被风吹乱的头发，忽然觉得，那一路的颠簸，竟成了这辈子最安稳的一程。
后来的日子里，叔叔渐渐老了。他变得健忘，常常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他也变得有些小气，会为了几毛钱的菜钱和小贩讨价还价。可我却记得他七十岁大寿那年，摆了满满几桌酒席，请了亲戚朋友来热闹，席间有人递上红包，他却一概摆手推了回去，笑着说：“人来就好，要啥礼钱，今天就图个乐。”那一刻，我忽然又看见当年那个蹬着自行车，载着我穿过麦浪的身影，藏在岁月夹层里的温柔，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如今，再掏耳朵时，指尖划过耳廓，总能想起那颗烤得金黄的麦粒，想起那程三十公里的石子路，想起那个弓着背蹬车的身影。有些恩情，从来都不会被岁月磨淡，就像灶火里的麦香，时隔多年，依旧能在记忆里，漾出暖暖的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