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忆军旅

窗外的蝉鸣撕扯着盛夏的热浪。又逢“八一”建军节，我站在阳台上擦拭着相框里的军装照。照片里的年轻人身穿草绿色六五式军装，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红五星和红领章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泽，青涩的脸庞上写满对未来的憧憬。这张拍摄于一九八四年元月的照片，像一把钥匙，轻轻转动，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一九八三年十月，我带着天水老家的黄土气息，在临潼新兵连开始了三个月的摸爬滚打。清晨五公里越野时，渭河的风卷着沙砾扑在脸上，磨得皮肤生疼；正午站军姿时，汗水顺着帽檐在水泥地上画出蜿蜒的溪流；深夜紧急集合，背包带勒得肩膀火辣辣地疼，却不敢发出一丝声响。三个月后，当我穿上崭新的军装站在照相馆里，镜子中的自己早已不是那个会因为想家偷偷抹眼泪的少年，挺直的脊梁和坚定的眼神，是新兵连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兰州军区某部地炮团三营八连二排四班，成了一名威武的炮兵战士。当炮兵的日子，每天与八十五毫米加农炮为伴。清晨的薄雾里，我跟着班长拆解炮栓，油渍浸透的帆布手套散发着金属的冷冽。夜晚的灯光下，我手捧书本认真学习炮兵理论知识，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关于膛线，关于射击诸元的点点滴滴。那时总觉得炮弹的弧线里藏着星辰大海，直到政治部主任李广生带着新闻干事杨越朝找到我，说要调我到部队政治部宣传处从事新闻写作，而且，可以先送我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文学与新闻系进修一段时间。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李广生主任拍着我肩膀时的温度：“笔杆子也是战斗力啊！”

在野战部队当新闻报道员的日子，自行车轮碾过部队驻地的每一道沟壑。凌晨三点的暗房里，显影液泛着幽蓝的光，老鼠顺着裤管爬上脚背，我却浑然不知，满心满眼都是前线传来的战报。那些在抗洪大堤上扛沙袋的身影，在抗震废墟里扒钢筋的手掌，都化作铅字，在军报的版面上开出了血色花朵。

一九八五年百万大裁军，我们这支从长征路上走来的英雄部队被幸运保留。同年深秋，一纸命令将我们推向老山前线。火车在云贵高原的夜色里穿行，我趴在闷罐车厢里写战地日记，钢笔尖划破纸张，如同划破亚热带丛林的迷雾。

老山的雨是带着獠牙的。猫耳洞里，雨水顺着炮弹炸开的裂缝滴落，在脚边积成漂着老鼠屎的臭水坑。雨季里最可怕的不是越军的冷枪冷炮，而是烂裆病。裤衩与化脓的皮肉粘成血痂，每次换药都像在揭一层人皮。有个四川籍的战友，疼得用烟头烫自己大腿，嘶嘶的青烟里，他咬着牙说：“这比挠出血痛快多了！”

旱季的老山又是另一番炼狱。地表温度四十多度，钢盔晒得能煎鸡蛋，夜间却骤降到十度以下。我们裹着潮湿的军毯，听着远处传来的零星炮声，数着星星盼天明。最难忘一九八六年的八里河东山，盘龙江暴涨的浊流中，我们用背包绳串成生命之链，在齐胸的泥水中运送四位烈士遗体。江水卷着枯枝败叶，一次次将我们冲散。守在江边的三天两夜，我看着战友们布满血丝的眼睛，突然明白：有些告别，要用整个青春来偿还。

凯旋那天，昆明火车站的月台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捧着鸡蛋挨个往我们兜里塞。她儿子是成都军区某部的烈士，是在收复老山战斗中牺牲的。老人家双眼噙满泪水：“看到你们，就像看到我儿回家”。我摸着胸前的军功章，突然觉得它重逾千钧。这不是我的荣耀，是长眠在麻栗坡的战友们，用生命为我们换来的勋章。

退伍时，我把军装叠得整整齐齐，红领章和红五星依然鲜艳如初。回到地方，从记者到国企高管，我始终带着军人的犟劲。在国企改革改制最艰难的时刻，我带着工作人员在办公室打地铺，啃着馒头研究方案，有人笑我傻，我却说：“当年在猫耳洞都没怕过，这点困难算什么？”

如今退休在家，每天清晨仍会习惯性地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客厅里摆放着那张泛黄的军装照，旁边是从老山前线带回来的被卸去火药的炮弹。每当“八一”建军节临近，电话总会响起，那头传来战友们熟悉的西北口音：“老伙计，今年的聚会可别缺席啊。”

前几日整理旧物，翻出当年的战地日记。泛黄的纸页上，那句“文字救不了人命，却能托住灵魂的重量”依然清晰。窗外的蝉鸣渐歇，夕阳为军装照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边。我知道，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褪色，就像老山上的红土，永远渗着英雄的血，永远开着不败的木棉花。

暮色里，我仿佛又看见二十岁的自己，穿着崭新的军装，站在渭水河畔，向着军旗敬礼。那个瞬间，是青春的定格，是军魂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