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硝烟吻过的日记

四十年了。这个数字沉甸甸的，像一枚浸透了时光的弹壳，落在心湖里，激起无声却汹涌的波澜。

我坐下，将那三本用牛皮纸仔细包裹的战地日记本在膝头摊开。一本是上前线之前，兰州军区政治部为每位参战官兵配发的，蓝色封皮，烫有“战地日记”四个金色大字。一本是琳琳姐临别时赠予我的，封皮是那种最普通的软塑胶，粉色封面上印有竹子和骏马图案，寓意宁折不弯，一马当先。还有一本是总政治部歌舞团女歌唱家刘敏来我部慰问演出时赠我的，是当年最流行的硬皮本。三本战地日记边缘都已被摩挲得泛白、起毛，触手有一种温润的粗粝感，像极了当年猫耳洞里，被我们汗水浸透又风干了的岩石壁。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第一本。纸张已然泛黄、发脆，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惊扰沉睡在字里行间的魂灵。字迹是蓝黑色的墨水，因潮湿而多有晕染，有些地方，墨迹的边缘呈现出一种暗褐色的斑痕，我已分不清，那究竟是南疆雨季的水渍，还是当年不经意滴落其上的血点。一股混合着纸张霉味、淡淡土腥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四十年前老山前线的味道。它像一个沉默的开关，瞬间将我推入了那条漫长的时光隧道。

我的指尖抚过一行字：“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阴，猫耳洞。” 只这几个字，那被压缩的、潮湿的、闷热的整个世界，便轰然重启。

猫耳洞，那哪里是洞，那是大地肌肤上一道浅浅的褶皱，是我们临时的巢穴，也是我们与死神比邻而居的囚笼。记忆里的空气永远是粘稠的，饱和着水汽、汗臭和硝烟味。外面是连绵的雨，或是能将石头晒烫的烈日，洞里却是永恒的阴湿。军毯永远是潮的，贴在皮肤上，像一层冰冷的第二肌肤。鞋袜几乎从未干爽过，许多弟兄的脚趾被泡得发白、溃烂，我们戏称为“阵地足”。夜里，不能有光，我们便蜷缩在黑暗里，听着山风、虫鸣，以及不知来自何处的、令人神经紧绷的声响。寂静，有时比炮火更可怕。

然而，青春的生命力是任何恶劣环境都无法彻底扼杀的。日记里，我记下了小李子——那个来自陕西旬阳、一脸稚气的小兵，在战斗间隙，用捡来的炮弹壳精心打磨成了一只小小的和平鸽；记下了大个子排长，用他粗哑的喉咙，在深夜低声哼唱家乡的民歌，那旋律混着泥土味，抚慰了多少颗思乡惊惧的心；记下了我们分享最后一支烟，一人深深吸一口，传下去，那一点点星火，在黑暗中传递着无声的慰藉。这些，是镶嵌在残酷底色上，温柔而坚韧的光点。

但日记的下一页，笔迹陡然变得急促、凌乱，仿佛书写者的手在剧烈地颤抖。“今日战斗，激烈……王……牺牲。” 那个“王”字，墨水洇开了一大片。我闭上眼睛，炮火的尖啸、子弹的呼啸、战友声嘶力竭的呐喊、身体倒下的闷响……种种声音交织成一片，瞬间将我淹没。那个叫“王”的战友，他的面容在我眼前清晰起来，爱笑，一笑露出两颗虎牙，他说打完仗要回家娶媳妇，给娘盖间新瓦房。可他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十九岁。像他一样，把生命留在那片红土地上的兄弟，有多少？日记里，一个个名字，或清晰，或已被泪水模糊，他们不是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炽热，与我同吃一锅饭、同守一道堑壕的生命。他们的呐喊声，仿佛穿透了纸背，直接撞击在我的耳膜上：“冲啊！为了胜利！”

“不怕苦，不怕死，不怕亏”——这九个字，是后来被人们总结的“老山精神”。可在那时，我们哪里懂得这样宏大的词汇。我们只是坚守着，因为身后是祖国，是家园，是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那种“不怕”，是一种被责任和情谊淬炼出的本能，是看到身边倒下的兄弟后，从胸腔里迸发出的血性与决绝。这精神，不在教科书里，它就熔铸在这五百四十八个昼夜的每一个细节里，镌刻在这发黄的日记每一页的褶皱中。

一页一页地翻，一字一句地读。时光在阅读中失去了线性，我时而置身于四十年前的硝烟，时而又被拉回四十年后安宁的书房。窗外的车水马龙，与日记里的枪林弹雨，形成了无比尖锐又无比虚幻的对照。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永远留在了老山，留在了二十岁左右的年华里，未能看见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平凡而珍贵的日出日落。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带着他们的记忆，非常幸运地走了四十年。

这三本战地日记，于我，早已超越了个人记忆的范畴。它是一座微缩的纪念碑，上面刻着所有并肩作战的兄弟的名字；它是一张无声的“大合照”，定格了我们在国旗下最庄严的青春群像。它比任何照片都更真实，因为它记录着呼吸、心跳、恐惧、勇敢和思念。它，就是我的命。四十年来，我辗转多地，身边许多物件都已丢弃，唯有它们，我走在哪里，就带到哪里，精心呵护，如同呵护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呵护一群永不老去的灵魂。

合上日记，室内一片寂静。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温柔地洒在封面上，将那抹岁月的昏黄镀上了一层金光。我仿佛看到，那光晕中，有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在微笑，有虎牙，有粗眉，有清澈的眼神。他们，都在这本被硝烟吻过的日记里，获得了永生。

老山不老，精神长青。这薄薄的纸页，重若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