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水磨

我的故乡，是天水市秦州区西南、西秦岭南麓的一个小小村落，名叫姚家团庄村。这里虽是西北的地界，却因了这绵延山峦的眷顾，偏偏归属了长江流域。水，便成了故乡的灵魂。村前有一条小河，自北向南，终年不歇地流着，名叫稠泥河。这名起得相当实在，河床里是滑腻腻的淤泥，水却清亮得很。两岸是蓊郁的草木，茂密的庄稼，还有几条不知名的小溪，从更幽深的山谷里羞怯地钻出来，汇入这河中。那水势便沛然起来，足以推动一两口古老的水磨了。

于是，在我的童年里，便有了那两口水磨沉雄而又温柔的声响。

它们立在村口旧大路边的西北角，像两位入了定的老僧，任凭身旁的杨树、柳树、槐树一岁一枯荣。北边的叫上磨，属邻村下店子；南边的叫下磨，是我们姚家团庄的。两座磨坊相距不过二十米，默然对望着。一条水渠蜿蜒而过，水清见底，约莫半米深，一米来宽，是水磨的血脉。水渠两岸的树，极大极高，枝桠间擎着好几个喜鹊窝，是我们这些孩童冒险的乐园。磨坊的西北面，是一片幽深的树林，夏日里我们常挎着小篮子去采蘑菇。可一到夜晚，那里便是另一个世界了，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仿佛有无名的精怪在窃窃私语，偶尔还传来野狼的嗥叫，令人毛骨悚然。那时的夜是沉实的黑，没有如今这般漫天的光污染，若非大人打着灯笼相伴，我们决计不敢在夜里靠近那里。

水磨，便成了我们白日里最堂皇的嬉戏之所。

夏天，我们赤着脚，卷起裤腿，踩进磨坊下的水洼里。那水，是沁入骨髓的凉，站上一会儿，寒气便顺着脚心往上爬，激得人直打哆嗦。水里有鲶鱼，黑滑滑的身子，拖着长长的须，在石缝间懒洋洋地摆动。那时的乡人是不兴吃鱼的，觉得腥气。我们费尽力气捉了来，也不过是养在瓦盆里，看它们呆头呆脑地游上半天，末了还是放回河中，看它们尾巴一摇，倏忽不见，心里倒有一种空落落的满足。

冬天则是另一番光景。水磨下结了厚厚的冰，成了一面天然的镜子。我们这群孩子，便成了这镜面上滚动的珠子。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或是干脆就着棉鞋的底，在冰上哧溜哧溜地滑着。小手冻得像透明的红萝卜，生了冻疮，又痒又痛，夜里捂在热炕上，更是难受。可第二天，照样往冰上跑。如今手背上那些淡白的疤痕，便是那段清贫而欢愉的岁月，盖下的永不磨灭的印章。

在那尚未通电的六、七十年代，这两口水磨，是方圆几个村庄里唯一的“粮食加工厂”。它们的年纪，连村里最老的老人也说不清，仿佛是与这村庄一同从地里生长出来的。春夏秋冬，白昼黑夜，磨坊里那轰隆隆的声响从未真正停歇，像一曲低沉而永恒的鼾声。

我至今仍能清晰地描摹出它的形貌。那是坐西向东的三间瓦房，土木结构，已被岁月和面粉熏染得通体苍黑。一间盘着阔大的土炕，烧得温热，是磨倌和等待磨面的人们歇脚、闲聊的地方。另两间，则是它真正的心脏所在。地面铺着木板，走上去有空洞的回声，像南方的木楼。木板之下，便是那驱动一切的奥秘了：一竖一横两个巨大的木轮。竖轮上装着水槽，稠泥河的水被引过来，带着一股决绝的冲力，倾泻在水槽里，那竖轮便“嘎吱”一声，不情愿似的，缓缓转动起来。它身上的木齿，咬合着横卧的小轮，于是，横轮也跟着动了，最终带动楼上那两扇沉重的石磨盘。

麦子或玉米从磨眼徐徐漏下，被石磨冷酷地咀嚼、碾碎，变成粗糙的粉末，再经过一面巨大的筛箩，反复筛滤，方才成为我们赖以活命的面粉。这过程是极其缓慢的，仿佛时光在这里也故意放慢了脚步。母亲去磨面，总要带上我。我那时小，帮不上忙，便趴在暖烘烘的土炕上，看母亲忙碌的身影在弥漫的粉尘里忽隐忽现，看她一笤帚一笤帚地将磨盘上的粮食扫拢，看她有节奏地晃动着那面大筛箩。那身影，那声音，混合着粮食的香气，成了我童年里最安心的催眠曲。

我们村因了这水磨，算是得了方便的。周边那些建在山上的村落，因缺水而建不起磨坊，那里的乡亲，若要磨面，便得翻山越岭而来。我常见他们背着沉重的粮食口袋，步履蹒跚地走进磨坊，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口袋粮食，五六十斤，已是壮劳力的极限。我也常见父子同来的，那十二三岁的男孩，背着一个较小的口袋，脸上是混合着疲惫与自豪的神情。来时背的是沉甸甸的粮食，回去时，大人心疼孩子，便让他们背轻些的麸皮。看着他们，我小小的心里，便会生出一种莫名的庆幸，庆幸自己生在水磨边，免了这跋涉之苦。

这水磨，相比于更原始的手推磨，自然是先进的。但它也脆弱，受制于天时。逢着大旱，河里水浅，那木轮便转得无精打采，甚至完全停摆，任人干着急。而最磨人的，是冬天。天寒地冻，磨轮上结了厚厚的冰，像一个坚硬的铠甲，将它死死封住。这时节，磨坊里堆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多，人们你进我出，脸上都罩着一层愁云。

于是，便有了那悲壮而又智慧的“烫冰化冻”。不知是谁第一个想出的法子，大伙儿寻来一口弃用的大铁锅，用三块大石头在磨渠边支起，锅里盛满冰雪，燃起柴火。一个多时辰，水沸了，人们便用水桶、脸盆，端着滚烫的开水，一遍遍去浇那木轮上的坚冰。热气遇冷，化作白茫茫的蒸汽，人的头发、眉毛上，顷刻间结满了白霜。火不能熄，水要不断地添，若是冰薄，忙活大半天或许能化开；若是冰冻得厚实，常常要折腾一整天。朔风凛冽，吹在湿漉漉的衣服上，寒冷彻骨，但没有一个人抱怨。为了生活，乡民们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坚韧。磨倌在冬日里，更要时常拿着铁锨，去打磨渠里的冰，保证水流畅通。那些会过日子的细心人家，总是一入冬就多磨些面存着，这实在是一种源于生活苦难的智慧了。

掌管这下磨的，是我们村的姚文汉，小名叫“球娃”。他是一位真正的匠人，铁、木、石三样活儿，没有能难住他的。一年四季，我见到的他，总是从头到脚，一身雪白，连眉毛、胡须都像是用面粉染过。他不仅要守着这磨，熬得了夜，还得心细手巧。每家人磨完面，他都要拿着笤帚，将木楼板上残留的面粉，一丝不苟地扫起来。那筛面的箩破了，也是他飞针走线地缝补。生产队那会儿，这些扫来的“交堂面”，经队长同意，会分给各户。多时两碗，少时一碗，也不用秤，全凭一份乡里的信任。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这一两碗混杂着木屑、尘土的“交堂面”，掺和些野菜，便能煮一锅糊糊，聊慰饥肠。那已不是面粉，是苦难里生出的一点相濡以沫的温情。

历史的车轮，终究是向前滚动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故乡终于通了电。电，这个神奇的东西，一下子照亮了千百年的黑夜。电磨也随即出现，它那刺耳的轰鸣，却意味着效率的千百倍提升。村村都有了电磨，乡亲们起早贪黑地耕田种地，却再不用为磨面这件事犯愁了。那两座水磨，仿佛一夜间就老了，被遗忘了。

一九八三年深秋，我穿上军装，告别故乡。那时，两座磨坊的门都已上了锁，静默地立在秋风里，再没有昔日的喧嚣与繁忙。几年后，我回乡探亲，它们到底是被拆除了。遗址上，空空荡荡，只有那两扇巨大的磨盘，被遗弃在荒草中，像一双疲惫而盲目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天空。我抚着那冰凉而粗糙的石面，心中百感交集。我知道，一个时代，连同它那缓慢、沉重而又充满人情味的生活节奏，是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我坐在明亮的书房里，写下这些文字。窗外是都市不夜的灯火与车马的喧嚣。我合上眼，那轰隆隆、轰隆隆的水磨声，却又清晰地，从记忆的最深处响起，混合着稠泥河潺潺的水声，像一首古老的、永无终了的催眠曲。

故乡的水磨啊，你同那朗润的青山、清凌的绿水一道，已永远地、静静地，珍藏在我记忆的深处，闪耀着属于一个逝去年代的、温暖而质朴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