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楼的变迁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只要闭上双眼，我依然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座老戏楼的模样。它坐落在故乡的镇子上，与我的村庄相距不足二里，稠泥河由北向南蜿蜒流淌。这河的名字虽然不雅，水流却温柔得很，静静地环抱着我们姚家团庄和镇政府所在的牡丹村，像一条褪了色的浅黄绸带，将两个村子系在一处，一衣带水，亲厚得几乎成了一个村子。而那座古老的戏楼，便成了这亲厚关系里，最堂皇也最温情的一座坐标。

那时的牡丹镇，是四里八乡的中心。赶集、逢会，所有要紧的热闹，都汇聚在牡丹那条长长的街上。老戏楼，就立在当时的公社大门正前方，是坐南朝北的格局，紧紧地依偎着那条小河，旁边是那棵至今仍屹立的百年柳树。楼座是拿一方方青郁郁的石条精心砌起来的，沉着，稳重，仿佛从地里生长出来的一般。上面的楼身，却是全木的结构，斗拱层叠，飞檐如翼，梁枋间还残留着些彩绘的痕迹，繁复的云纹，或是几笔褪了色的花鸟，在风日里沉默着，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精致与寥落。戏楼下是一个宽大的门洞，高约三米，能容得下骡马大车与熙攘的人流穿过。这位置也巧妙，恰是牡丹与下店子两村的结合部，戏楼口正对着牡丹村，背靠着下店子，而下店子的南边，便是我们姚家团庄了。后来行政区划变动，下店子并入了牡丹，我们姚家团庄，便直接与这繁华的镇子做了邻居。戏楼的背后，紧挨着的，便是我就读过的牡丹中学。

我记忆里的戏楼，是与一个特殊的年代捆绑在一起的。那正是“破四旧，立四新”的岁月，锣鼓喧天的古装戏是见不着了。戏楼上演绎的，是另一种激昂。学校的孩子们，或者城里来的文艺队，在这里演唱革命样板戏，清亮的、带着童稚的嗓音，或是那些训练有素的唱腔，在空旷的场地上回荡。夜里，公社也常在这里放电影，银幕往戏台正中间一挂，几束光打在白色幕布上，便是另一个世界。更多的时候，这里是群众大会的所在，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一种严肃的热闹。此外，还有一样令我至今心悸的景象——那时故乡野狼猖獗，时有伤及牲畜甚至乡人的事，公社便悬赏打狼。偶尔，会有人拖着打死的野狼来，那灰扑扑的、软塌塌的狼尸，便被高高地悬挂在戏楼的檐下示众。我总不敢多看，只觉得那沉默的、精致的雕梁，与这血淋淋的野蛮成果摆在一处，有种说不出的怪异与悲凉。

那时故乡还未通电，夜里的戏楼，是靠马灯与汽灯照亮的。汽灯点亮时，会发出一种“嘶嘶”的、如叹息般的声音。雪亮的光芒泼洒开来，将戏台照得如同白昼，却也投下更浓重的黑影。演员们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在石条的墙壁上晃动，像一出无声的皮影。台下的人脸，在晃动的光晕里，明一半，暗一半，看得不甚真切，只听得见一片嗡嗡的人语，还有偶尔爆发出的、被表演牵引的掌声与喝彩。那光景，现在想来，真像一场浮在现实之上的、不大真切的梦。

这梦，终究有醒的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股“破四旧”的风潮终究没有放过它。我不知具体是哪一天，只记得有一次从学校出来，看见那座精致的、承载了我无数童年目光的建筑，已成了一片废墟。石条散落，木椽折断，许多雕花的构件，有的被运走，有的就混杂在泥土里。我站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仿佛故乡的一道眉目，被人硬生生地剜去了。

老戏楼拆了，但日子总要过，戏也总要唱。不久之后，在离旧址不远的学校操场边上，一座新的戏台立了起来。那是座简易的砖混结构，方方正正，全无美感可言，只是大了许多。它的方位也调转了过来，成了坐北朝南，戏台口，正正地对着我们姚家团庄村。那时我已上中学，课间常和同学们跑到那光秃秃的水泥台子上追逐嬉戏。夏天的午后，戏台后台那水泥抹的化妆台，被太阳晒得温热，我们便躺在上面纳凉，身子下面是粗糙而实在的触感，仰面是西北高而蓝的天，心里是少年人特有的、茫然的惬意。

时代的风，到底是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了，被禁锢了许久的古装秦腔戏，像解冻的稠泥河水，一下子在乡间汹涌起来。那些底蕴厚实的大村子，自己就能拉起一个秦剧团。我们的邻居牡丹村，就组建了自己的剧团，在这座简易的戏台上，唱了一出又一出的《劈山救母》《铡美案》《窦娥冤》《十五贯》……。逢年过节，或是庙会的大日子，乡里还会从陕西、天水请来专业的秦腔剧团。那时节，真可谓是四乡齐聚，人山人海。戏台上，王侯将相，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演得淋漓尽致；戏台下，卖吃食的，耍把戏的，人声鼎沸，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我那时已快要离家，站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听着那高亢悲凉的秦腔响彻云霄，心里便涌起一股对这片土地和这热闹光景的深深眷恋。

后来，我参军离开了故乡。在异地的夜晚，偶尔会想起那座简陋却热闹的戏台。再后来，几次回乡，却忽然发现，那座戏台也不见了踪影。问起乡人，他们便带着一种神秘的、半是调侃的笑容告诉我缘故。原来，邻村牡丹有人讲起了迷信，说村里这么多年，出不了人物，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反观我们姚家团庄，却是人才辈出，大学生越来越多，在外工作的人一年比一年强。这缘故，竟被归咎于那座戏台——说是当年建台时，请的风水先生是我们姚家团庄的人，他存了私心，将戏台口朝着本村，这一唱，便把兴旺唱给了姚家团庄，把衰败唱给了牡丹。

这自然是一些无稽的戏言。乡邻们谁不知道，我们姚家团庄，本就是秦州有名的“文化村”，祖辈便有重教苦读之风。村里那些有出息的后生，哪一个不是靠着一盏孤灯、几箱书本，凭着勤奋与实干打拼出去的？哪里是一场戏能唱出来的运道呢？然而，在牡丹村，竟真有人把这些无稽的戏言当了真，并且付诸行动了。那座简易的戏台，便在这样的流言里，被彻底拆除了。

他们在原戏台的正对面，新建了一座。这一回，戏台口彻底调转了方位，正对着牡丹村，而将背影，冷冷地留给了我们姚家团庄。新建的戏台，我是特意去看过的。的确比之前那座砖混的台子漂亮多了，飞檐斗拱，碧瓦朱甍，尽力模仿着古制的样子，颇有些“刘老根大舞台”那般光鲜的气派。只是，它太新了，新得少了岁月该有的温存与包浆。我站在台下，望着那空空的舞台，想象着锣鼓响起时的热闹。这么多年过去了，戏，自然是越唱越好，越唱越精了。可我也听说，牡丹村里的人才输送，似乎并未因这戏台口的转向，而有怎样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默默地走开，心里并无半分因本村得胜的欣喜，反而漫上一股淡淡的悲悯与哀伤。我悲悯的，不是某个村子的兴衰，而是那种向外寻求缘由的惰性。那老戏楼若有知，该会发笑吧？它历经沧桑，看过真正的兴衰，也沉默地承载过一个时代的狂热与荒诞。它知道，无论是它的精致，还是后来者的粗陋，抑或是眼前这座新台的浮华，都不过是舞台罢了。戏文里的忠奸善恶，悲欢离合，是演给人看的；而舞台下的日子，那田里的耕种，灯下的苦读，人世间的踏实奋进，才是真正决定一方水土、一村人家命运的“正戏”。

风水的罗盘，哪里转得动这铁一般的现实呢？那真正能“唱兴”一个地方的，从来不是戏台上的帝王将相，也不是台口的朝向，而是台下那一颗颗不甘平庸、向往光明的，人的心。老戏楼不在了，简易戏台也不在了，但稠泥河的水还在流，河畔的乡亲还在生生不息地活着、奔着。这，才是人间永不落幕的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