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兄弟

一九八五年的渭河，载着深秋的寒意，将又一个秦州儿郎送到了我的面前。张建清——这个比我晚两年入伍的老乡，站在耀县军营的操场上，用熟悉的乡音喊出“班长”时，我看见他眼中闪烁着故乡的星光，也映照着即将奔赴战场的坚毅。

我们所在的四十七集团军刚刚接到开赴老山前线的命令。命运就这样把我们两个天水老乡紧紧联系在一起。建清分到了集团军炮兵旅七营，原本的一零零滑膛炮营，按计划是要配属步兵在前沿打直瞄的。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就在开拔前夕，集团军指挥部一纸命令，七营改为军工营。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是操纵火炮的炮兵，而是要在炮火中穿梭的军工。

在耀县的两个月备战期，我们把所有的思乡之情都化作了训练的动力。每一个战术动作，每一次负重奔跑，都关乎着未来在战场上的生死。临行前的夜晚，建清悄悄把我拉到一旁，从行囊里掏出两个花牛苹果：“班长，家里刚寄来的，咱哥俩一人一个。”

铜川市黄堡火车站的那个黎明，白杨树在晨风中挺立如哨兵。我们背着沉重的行囊登上南下的军列，车窗外的月台上，送行的人群挥动着双手。列车启动的刹那，我们一同轻声哼起了秦腔，那苍凉的调子伴随着车轮的轰鸣，载着我们奔向遥远的南疆。

“士气高昂军威壮，齐装满员赴南疆”——部队总部授予的这面锦旗，真实记录了我们南下的精神状态。列车每停靠一站，当地军民送茶送水的热情，更加坚定了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在云南砚山县平远街的三个月临战训练，亚热带的烈日把我们每个人都晒脱了几层皮。建清总是最刻苦的那个，他的肩上磨出了血泡，血水黏住衬衣，晚上脱衣时总要咬紧牙关。但我从未听他抱怨过半句。“今日兵精志坚，明朝杀敌建功”——当我们营被评为“临战训练先进单位”，接过这面锦旗时，建清的眼睛湿润了。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我们比其他部队提前一个月进入阵地。从此，五百四十八个日夜的生死考验开始了。

作为军工，要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为前沿阵地修筑工事、运送弹药、给养，后送伤员、抬运烈士遗体。猫耳洞的烛光里，建清总是细心地把压缩饼干分成均匀的小块：“班长，咱们得省着吃。”阵地上最缺的是水，每次运送物资，我们都要额外背负几十斤重的储水袋。有一次，建清把自己水壶里最后一口水让给了一个受伤的战士，自己却因为脱水险些晕倒在路上。

最难忘的是那个雨季，山路泥泞得寸步难行。建清和我要往最前沿的阵地送弹药。在通过敌人炮火封锁区时，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气浪把我们掀倒在地。建清的第一反应是扑到弹药箱上，用身体护住物资。“班长，弹药比命重要！”他抹去脸上的泥水，咧嘴一笑。

在枪林弹雨中，我们七营的官兵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条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战后，我们连队被成都军区云南前指授予“模范军工队”荣誉称号，并荣立集体二等功。这份荣誉，是用汗水、鲜血，还有那份对战友生命负责的信念换来的。

战场的硝烟终于散去。我先行退伍，先是在《天水报》工作了三个月，用笔记录着和平生活的珍贵。随后的人生旅程带我走过白银戈壁深处的甘肃稀土公司，在那里我见识到“三线”建设者的坚韧；在北京国家发改委的工作经历，让我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最终，我在兰州的黄河之滨找到了归宿。

建清晚我一年退伍，选择回到生他养他的秦州古城，在天水第三监狱继续他的守护使命。“班长，这里也是阵地。”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我要用在前线学会的坚守，让那些迷失的灵魂找到归途。”四十年间，每个月通一次电话成了我们雷打不动的约定。他总是先问外面世界的变化，再问彼此的身体，那口秦州乡音从未改变。

去年深秋，建清在电话里的声音依然带着天水人特有的豁达：“班长，查出来肺癌晚期。老山下来的兵，还能让这点病吓住？”可我听得出来，那爽朗的笑声背后，是一个战士最后的倔强。我知道，他正在另一个“战场”上奋战。

从确诊到离世，建清始终保持着军人本色。他像当年在阵地上一样沉着应战，积极配合治疗，直到耗尽最后的力气。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时五十分，五十九岁的建清在西安永远合上了双眼。

今夜，我独坐黄河畔，听着潺潺水声，仿佛又听到了建清的乡音。手机里还存着他最后发来的语音：“班长，下辈子还当你的兵。”恍惚间，我看见他走在秦州古城的青石板路上，身影永远定格在最好的年华。

建清，我的好兄弟！你只是换了个地方守望——在渭河的晨雾里，在老山的晚霞中，在我和战友们永不褪色的记忆里。这世间最深的离别，不过是生命换了个姿态继续相伴。

当永恒的军号响起，我们一定会整队集合。以秦州儿郎的名义，以“模范军工队”的名义，以永恒兄弟的名义。

来世，我们还做战友，还做同饮一江水的故乡人。到那时，我们一定要坐在渭河岸边，就着温暖的黄酒，细细品味那碗欠了半生的天水呱呱，慢慢诉说这段穿越生死的兄弟情谊。那时的我们，不再有别离，不再有伤痛，只有永恒的兄弟情谊，如渭河水般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