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词典，那段情

这本词典，此刻就静默地立在我的书架上。它早已不是一件寻常的物件，而是一方沉甸甸的时光碑碣，一块我精神世界里的“界碑”。每一次目光的触碰，都仿佛能听见一声遥远的回响，从那黄土漫卷的渭河之畔，从那金戈铁马的青春岁月深处，悠悠地传来，叩击我的心扉。

我的思绪，便不由自主地被这声响牵引着，逆着时光的河流，溯回到了那个被称作“临潼马额”的地方。那是一九八三年的十月，我，一个浑身还沾满天水老家黄土气息的毛头小子，就在那里，开始了作为新兵三个月的摸爬滚打。记忆里的风，总是挟着渭河的潮润与沙砾的粗粝，在清晨五公里越野时，毫不留情地扑打在脸上，生疼。记忆里的太阳，是悬在正午操场上空一枚白炽的火球，站军姿时，能清晰地感觉到汗水如何从发根渗出，顺着帽檐，一滴，一滴，砸在脚下的水泥地上，蜿蜒出小小溪流，旋即又被烤干。而深夜的紧急集合哨声，则像一把冰冷的剪刀，骤然剪破酣甜的睡梦，手忙脚乱地打背包，那帆布带子深深勒进肩膀，留下一片火辣辣的印记，却连一声闷哼都不敢发出。

三个月，仿佛是一场漫长而专注的淬火。当新训结束，我穿着那身崭新的、带有‌涤卡布料和阳光混合气味的军装，在帽徽领章的辉映下，站在照相馆那面有些斑驳的镜子前时，我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自己。脸庞黑了，糙了，眼神里怯生生的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的、望向远方的坚定。那挺直的、仿佛再也压不弯的脊梁，是新兵连赠予我的，关于成长的第一份厚礼。

随后，我被一纸命令，分配到了兰州军区某部地炮团，成了三营八连二排四班的一名炮兵战士。那是另一种生活的开端，与钢铁巨兽为伴的日子。八十五毫米加农炮，沉默时，是匍匐在大地上冷峻的雕塑；怒吼时，则是喷吐烈焰、令大地震颤的雷霆。我迷恋于那种力量。清晨，薄雾如纱，我跟着班长，一遍遍地拆解、擦拭那复杂的炮栓，油渍浸透的帆布手套，总散发着一股金属特有的、冷冽而可靠的气息。夜晚，就在营房不甚明亮的灯光下，摊开《炮兵理论》与《射击诸元》，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关于弹道、膛线、密位的符号与数字。那时节，年轻的心是那样炽热，我总固执地认为，那炮弹划破长空的优美弧线里，定然藏着一个男儿全部的星辰与大海。

命运的转向，有时就源于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我未曾想到，政治部主任李广生和新闻干事杨越朝，会来到我们这群“炮小子”中间。更未曾想到，他们看中了我那点在学校里积攒的、微不足道的文字功底。李主任，一位面容儒雅却又不失军人威严的长者，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手掌温暖而厚重，他说：“小伙子，笔杆子，也是战斗力啊！”

这句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心中漾开层层涟漪。于是，我告别了那熟悉得如同伙伴的八五加农炮，怀着一颗忐忑而又充满憧憬的心，走进了部队政治部宣传处，成了一名新闻报道员。

政治部，于我而言，是一个崭新的、带着些许神秘色彩的世界。一切都新鲜而有序。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忆起那里每一位同志的模样，叫得出他们的名字。那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政治委员瞿绍兴，主任李广生，副主任黄锡洲。十位干事里，竟有四位姓杨——越朝、斌、彩杉……还有王、刘、赵、颉、蓝、孙诸姓。战士里，除我之外，还有一位姓张的中卫籍报道员，以及三名放映员，一名通信员。这些名字，如今念来，唇齿间仍带着当年的温度。

杨越朝干事是我的直接领导，严谨而宽和。而对我人生轨迹影响至深的，是李广生主任的一个安排——他让我与赵焕生干事同住一屋。后来我才明白，主任此举，用心何其良苦。其一，是让作为新兵、初入机关的我，能得到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干事的指导与庇护。其二，赵干事是河南孟津人，与在老家从事政法工作的妻子长期两地分居，加之他身体素来不太好，需要一个人在身边照应。

就这样，我走进了那间位于二楼楼道里侧的宿舍，也走进了赵焕生干事，我后来的焕生大哥，那如兄长般温厚的人生里。

初见时，他正伏案写着什么，闻声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露出一抹温和的笑意。他的面容清癯，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文气，眼神里是全然的善意与坦诚。那间屋子不大，两张单人床，两张书桌，却因他的存在，而显得无比敞亮、温暖。

他待我，真如亲兄弟一般。我白天下到各个连队采访，收集素材，晚上便埋首案牍，与稿纸搏斗。每当夜深人静，我因文思枯竭而抓耳挠腮时，他总会悄无声息地起身，为我续上一杯滚烫的热水，有时，还会变戏法似的端来一碗他亲手煮的面条，或是两个热乎乎的馒头。最让我赧然的，是我睡相不佳，西北的冬夜寒凉，我常常在梦中将被子踢开。好几次半梦半醒间，我感觉到一个轻柔的身影来到床边，轻轻地将被子重新为我掖好，那动作，小心得如同呵护一件易碎的瓷器。我知道，那是焕生大哥。

然而，所有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都比不上他送我的那一份礼物，那份伴随我一生，至今仍立于我书架之上的厚礼。

那是我和他共住一屋的头一天晚上。他走到我的书桌前，将一本崭新的、浅黄色封皮的《现代汉语词典》郑重地放在我面前。封面上那几个端庄的宋体字，在灯下泛着沉静的光泽。

“搞新闻，笔头子要硬，字词句章是根基。”他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这里面装着咱们语言的江河湖海，够你取用一辈子的。遇到拿不准的，多问问它，比问谁都可靠。”

我双手接过，那沉甸甸的分量，不仅是纸张的重量，更是一份期许，一份嘱托。在那个没有网络、讯息闭塞的年代，这本词典，就是我写作道路上唯一且全能的导师。写稿，改稿，再一笔一画地誊写到稿纸上，这个过程里，每一个犹疑的字形，每一个涵义模糊的词语，最终的裁决权，都归于它。它的书页，从最初的挺括，被我翻得逐渐柔软、起毛；它的书脊，被一次次的按压而出现细微的裂痕。那密密麻麻的铅字，仿佛不是印在纸上，而是最早刻入我职业信念的铭文。

在焕生大哥的悉心指点与这本无言“老师”的辅助下，我的稿子渐渐从青涩走向成熟，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军区乃至全军的报纸上。每一次小小的成功，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最真诚的鼓励。我们常在夜晚的灯光下，泡两杯清茶，他谈他在河南老家的妻子，谈他未来的打算；我则诉说我的困惑，我的梦想。那些夜晚，茶香氤氲，话语投机，窗外是沉静的军营，星垂平野，我觉得那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富足、最安宁的时光。

可是，命运的残酷，总喜欢在最幸福的时刻，露出它狰狞的爪牙。

那是一个看似与往常无异的上午，焕生大哥参加完干部例行体检回来，脸色比平日更显苍白些，却依旧对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直到几天后，政治部里的气氛忽然变得凝重，李主任找我谈话，我才如遭雷殛般得知：焕生大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晚期”两个字，像两把冰冷的铁锥，狠狠扎进我的耳膜，直贯心脏。我呆立在原地，半晌，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凝固了，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脑海里一片空白，只有焕生大哥为我盖被子、为我端来夜宵、与我灯下长谈的那些画面，一帧帧地闪过，那么清晰，却又那么遥远，仿佛已是上个世纪的故事。

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先送他去了军医院，随后又转往医疗条件更好的西安三二三医院。那一个月，于我而言，是人生中最漫长、最煎熬的等待。我照常下连队，照常写稿子，却总觉得魂丢了一半，做什么都心不在焉。夜里回到那间熟悉的宿舍，另一张床空着，整洁得让人心慌。那本词典还放在我的桌上，我抚摸着它微凉的封面，仿佛能从中汲取一丝力量，却又感到更深的无力。

终于，我得到了去西安看望他的机会。走进病房的那一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我的心还是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疼得几乎无法呼吸。他躺在雪白的病床上，整个人仿佛缩水了一圈，嶙峋的骨头隔着松弛的皮肤清晰可见。那张曾经温文尔雅、充满生气的脸，如今已被病魔折磨得脱了形，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只有那双眼睛，在看到我时，努力地弯了弯，依稀还是旧日那温和的笑意。

我强忍着几乎要夺眶而出的泪水，走到床边，握住他枯瘦的手，想说些安慰的话，喉咙却哽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似乎明白，只是轻轻地回握了我一下，那力道，微弱得如同风中残烛。

那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不久之后，噩耗传来，焕生大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追悼会在部队的小礼堂举行。那天，天色阴沉，哀乐低回，像沉重的铅块，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我胸戴小白花，站在队列里，随着人流，一步一步，挪到他的灵柩前。透过朦胧的泪眼，我向他，我的好领导，我的好兄长，做最后的告别。我看见站在一旁的嫂子，一身缟素，悲痛欲绝，几乎无法站立，全靠旁人搀扶。那一刻，巨大的悲伤与无力感如同潮水，将我彻底淹没。一个那么好的人，一段那么真的情，怎么就这样，被无情地斩断了呢？

焕生大哥走了。他带走了他的温和，他的才学，他对未来的所有憧憬，却把那本《现代汉语词典》，和他那份如兄如父的情谊，永远地留给了我。

人生的聚散，时代的洪流，其后接踵而至。部队经历了那场著名的“百万大裁军”，精兵简政，面貌一新。再后来，我们奉命开赴遥远的南疆，执行老山地区的对越防御作战任务。枪炮声取代了号令声，猫耳洞的潮湿闷热取代了西北营房的干爽清凉。战火纷飞中，生命显得如此脆弱，又如此坚韧。我常常在战斗间隙，在摇曳的烛光下，翻开那本词典，它硬挺的封面，在阴湿的洞穴里，给我一种奇异的支撑。它让我想起焕生大哥的嘱托，想起那些在和平军营里挑灯夜读的夜晚。通信员孟文军，那位曾经在政治部里跑前跑后、生机勃勃的年轻战友，就在那场战争中，为了给前沿炮兵修筑直瞄火炮阵地，夜遇暴雨泥石流，英勇地牺牲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南疆的青山之上。逝去的，又何止是焕生大哥一人？一本词典，关联着多少无法言说的痛与怀念。

战争结束，我最终脱下穿了多年的军装，告别了那片浸透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土地，回到地方工作。人生的舞台几经变换，工作的单位也数次更迭，生活的城市换了一座又一座。在一次次搬迁徙居中，许多旧物，连同附着其上的记忆，都被迫舍弃了，丢的丢，扔的扔。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轻装上阵，奔赴下一个未知的旅程。

唯独这本词典，我始终带在身边。它跟着我，从西北到南疆，再从军营到地方，挤过绿皮火车的行李架，躺过长途汽车颠簸的座位底，如今，安然立于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如今的它，确实是老了。浅黄色的封面早已褪色发黑，边缘被岁月磨得起皮、发毛，像一件穿了大半生的旧军装，满是风霜的痕迹。书脊也用透明的宽胶带细心地缠了又缠，仿佛在竭力维系着一种精神的完整。唯有扉页上，赵焕生干事当年用钢笔签下的名字，墨迹虽已随岁月微微晕开，却依然清晰、挺立，一如他当年清癯而风骨自在的模样。

它不再仅仅是一本工具书。它是一位故友，沉默地见证着我的浮沉悲欢；它是一位智慧的老者，腹笥充盈，却静默不言；它更是一块精神的界碑，标识着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何处。每每目光掠过它，我的指尖便会涌起一种触摸的冲动。当我的手指轻轻拂过那粗糙的封面，仿佛就能触碰到临潼马额训练场上粗粝的风沙，触碰到八五加农炮身上冰凉的钢铁，触碰到政治部夜晚那盏温暖的台灯，最终，定格在焕生大哥那双温热而带着鼓励的眼睛上。

他们——瞿绍兴政委，李广生主任，杨越朝干事，赵焕生兄长，孟文军战友，以及所有那些名字和面容——他们不仅仅是我的领导、同事，他们是我人生荒原上的引路人，是淬炼我精神骨骼的匠人。他们的教诲，他们的情谊，早已在不知不觉间，如盐溶入水般，深深融进我的血脉，成为我品格的一部分，成为我面对这个世界时，心底那份不变的底气与温情。

窗外，是今夜的万家灯火，车水马龙。而窗内，这本词典静静地立着，仿佛一个永恒的坐标。它告诉我，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总有一段情，铁马冰河，铸进风骨；总有一些人，青山埋骨，却永远活在心间。

那本词典，那段情，此生此世，不敢或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