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与戎装的肖像

这幅画像，如今便静静地立在我书房的案头。画中的少年，穿着那身崭新笔挺的“六五式”军装，领章是两点纯净的朱红，帽徽是一枚饱满的晨星。他的脸庞尚存着圆润的弧线，眼神却已学着望向一个辽远而坚毅的方向。阳光——或许是画室里那盏温暖的人造光，被画家巧妙地晕染成关中平原深秋的质地，柔和地镀在他的侧脸与衣领上。颜料在亚麻布上堆叠出生命的肌理，也堆叠出四十二年前，那个天水少年与一套军装初次相认时，那微小而又庄严的战栗。画布不语，我却总觉那年轻的唇角，噙着一丝欲言又止的、属于渭河岸边的风。

那时，风是从家乡的方向吹来的。一九八三年十月，陇上的秋已深，天水城里的梧桐该是落了一地金黄。十九岁的行囊简单，一颗心却被憧憬与离别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撑得又满又涨。火车穿过秦岭的腹地，像一枚针，将我与故土越拉越远的线，缝进连绵的群山。当关中平原那坦荡无垠的土地豁然展开在眼前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感，与一种渺小无依的茫然感，同时攫住了我。军营就坐落在这片厚土之上。最初的记忆，是营房里永远弥漫的、混合了汗味、尘灰与皂角的气息；是黎明时分尖锐的、能将梦境瞬间刺穿的哨音；是被褥必须叠成的、刀刃般锋利的“豆腐块”；是军姿站立时，从脚踝蔓延至全身的、蚂蚁啃噬般的酸麻。

然而，青春的身体与意志，正是在这近乎严苛的秩序里，被迅速锻打成型。我成了一名炮兵。与大地最为亲近，那冰凉的、沉默的钢铁巨兽，是我们的战友。测算、装填、发射，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绝对的精确与协同。震耳欲聋的轰鸣过后，是短暂的、世界被抽空般的寂静，随后，泥土与硝烟特有的辛辣气息，才慢悠悠地飘散过来。这不再是隔着银幕的遥想，而是真实地、将身体的每一丝震颤都与一种磅礴力量联结在一起的体验。我被这力量震撼，也被这力量里蕴含的、冰冷的诗性所吸引。于是，在操炮的间隙，我拿起了另一种“武器”——笔。连队的黑板报、军营广播站的小喇叭，成了我最初的阵地。我将战友们被汗渍浸透的脊背、训练场上涨红的脸膛、深夜哨位上凝着霜花的睫毛，变成稚嫩却滚烫的文字。或许是这点微光被上级看见，我竟有机会摇身一变，成为了新闻报道员，后来又扛起了相机与笔记本，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走向一个更炽热也更残酷的舞台。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关中平原正步入肃杀的寒冬，我们却奉命开拔，向南，一直向南。老山，这个在此之前于我仅是一个地理名词的地方，就这样以它焦灼的红土、狰狞的雷场、被亚热带雨林疯长的植被所覆盖的陡峭山脊，闯入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青春在这里被迅速褪去所有浪漫的遐思，露出最本真、也最坚硬的质地。这里没有“壮美”，只有生存与战斗最赤裸的法则；没有“热血”的抒情，只有真实流淌的、滚烫的液体。作为战地记者，我的镜头与笔，必须直面这一切。我记录下炮火犁过的、像被巨兽抓挠过的山岭；记录下战友们蜷缩在猫耳洞里，被湿气和疲倦折磨得消瘦却依旧明亮的眼睛；记录下冲锋前，那些被默默传递的、写满数字与家乡地址的小纸条；也记录下胜利时刻，那嘶哑的、混杂着泪水与泥土的欢呼。

我的身份是多重的：我仍是战斗部队的一员，在需要时前送弹药后运伤员，保障那复仇的雷霆持续倾泻；我是记者，在硝烟中穿行，捕捉那些瞬间即逝的英勇与脆弱；同时，我也是一班之长，必须将几个年轻的生命扛在肩上，带领他们在死亡的缝隙里寻找生机。我们完成过许多任务，那些被地图上的箭头冷酷标示出的“高地”、“通道”、“据点”，其背后是沼泽般的泥泞、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寂静、是猝然爆开的死亡焰火。受过表彰，立过战功，证书与奖章的金属边缘，在岁月里已渐失光泽，但烙在记忆深处的那些面孔与名字，却愈发清晰，像夜空里永不坠落的星子。

战场的砂轮，将我们打磨得粗粝而锋利。然而，当战争的车轮缓缓碾过那段血色的岁月，我们这些被它塑造过的人，又必须学会重新嵌入和平生活的轨道。告别军营，就像又一次离开故乡。国企的工作安稳而琐碎，我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几乎尝遍了国有企业的所有角色；也曾被抽调到国家机关和省直机关挂职，见识过另一套体系的运行逻辑。然而，无论在会议室里，在谈判桌前，还是在冗长的文件堆中，我灵魂的某个部分，似乎永远滞留在那片军营与战场。那里有最纯粹的生死相依，有最直白的使命必达，有将个人完全融入集体的、近乎疼痛的归属感。那是我精神上的原乡。

去年那个偶然的午后，我遇见了她，那位美丽善良的重庆姑娘。言谈间，她得知我的过去，眼眸倏然一亮，那光亮里有一种我熟悉的、对军人与历史的天然亲近。她提议为我作画，画那张十九岁的军装照。她说：“叔叔，我把你的青春留住。”

一周后，在她的画室，我见到了“他”。时间在那一刻坍缩了。我，而今已两鬓霜华，与画布上那个唇上绒毛未褪的少年，默然相对。画家不仅复刻了影像，更用色彩与笔触，注入了理解与敬意。那身军装被她处理得极为精心，粗粝的布纹质感下，竟泛着一种柔软的、内在的光泽。仿佛那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层正在呼吸的、忠诚的皮肤。最触动我的，是她对眼神的刻画：那里有少年的清澈，却也有超越年龄的、沉静的决绝。那不是一张留影，那是一座用油彩筑起的、通往过去的桥梁。

如今，这幅画像立在我的书房。它身后，是林立的书架与各种材质的奖章；它面前，是一杯清茶与一副待用的老花镜。两个世界，在此对峙，也在此和解。我时常望着他，望着那个将青春典当给烽火与使命的自己。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开：是故乡路口母亲强忍的泪眼，是关中军营里那床总也叠不齐的被褥，是老山阵地上混合着硝烟与木棉花香的晨雾，是退伍时，首长那重重拍在肩上、无言的一掌……

画像不语，我却仿佛能听见当年的风声、炮声、以及那首我们曾无数次压着嗓子哼唱的军歌。我的青春，确乎是留在军营了，留在边关的月色与南疆的红土里了。但它们果真“留”下了么？它们更像一粒火种，被那段岁月点燃，此后便在我生命的血管里恒久地燃烧，照着我走过所有平凡的、不平凡的路。这身军装，我早已脱下；但这军装所代表的那个少年，他对家园毫无保留的热爱，对使命不容置疑的忠诚，对艰难一笑而过的勇毅，却早已长成我的骨骼。

画中的少年，永远十九岁。画外的我，正走向人生的深秋。我们隔着四十二年的滔滔光阴对望。我在他眼中，看到自己来时的路；他或许也能在我此刻平静的凝望里，看到他那段青春，最终长成的模样。那不是消逝，而是一种完成；不是告别，而是一种永恒的伴随。戎装的肖像，凝固了时光；而肖像里的精神，却奔流在我的每一声心跳里，至今，仍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