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与征途

西秦岭的余脉在晨曦中缓缓舒展，稠泥河的水声穿过半个世纪的光阴，依然在我梦里潺潺流淌。一九六四年的春天，我降生于这片被黄土深深包裹的土地——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牡丹镇姚家团庄。那时的村庄，像一枚被时光遗忘的印章，深深摁在历史的褶痕里。

父亲的手掌有犁沟般的纹路，母亲的眼角刻着风霜的年轮。七个孩子的啼哭曾经在这个土坯院里此起彼伏，然而饥荒年代的寒风太过凛冽，最终只有长我二十岁的姐姐、比我大十岁的哥哥和我，在春天的荠菜、苜蓿牙、洋槐牙，夏天的榆钱、洋槐花、苦苦菜，秋天的地软、蒲公英、灰灰菜里，艰难地扎下了根。我是最弱的那个，两三岁时瘦得像秋风里的芦苇，母亲说我“连哭的力气都要攒上半天”。那些年月，生存本身就是一场庄严的仪式——每一口糊糊都要细细咀嚼，每一件补丁衣服都要翻过来再穿一季。

然而在这片物质贫瘠的土地上，精神却倔强地生长着。姚家团庄素有“文化村”的底蕴，村里老秀才家的线装书、祠堂门楣上的楹联、田间地头老农随口吟出的农谚，都是最早的启蒙。父母亲一辈子没认全自己的名字，却把“读书有用”四个字像种庄稼一样，一锄头一锄头夯进我们心里。

姐姐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过早地出嫁了。她用嫁衣换来了哥哥和我的书包。当我第一次走进那座由庙宇改成的学堂时，阳光正从破损的窗棂斜射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一个个金色的文字。从那时起，我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学时代，我是全校最早到教室的人——天还蒙蒙亮，我就着微弱的灯光背诵古文；晚自习后，我蹲在宿舍走廊的灯下演算习题。煤油灯熏黑了我的鼻孔，却照亮了《岳阳楼记》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辽阔。

作文本是我最珍视的疆域。当同学们为三百字绞尽脑汁时，我常常一挥而就，字里行间涌动着稠泥河的水声、秦岭山的风鸣。我的《故乡的秋》被语文老师用红笔密密圈点，贴在校门口的黑板报上，整整一个月不曾更换；《小草的风格》被抄录在校园广播里，随着杨树叶的沙沙声传遍每个角落。最难忘的是一九八一年那个飘雪的冬日，我收到了《中学生》杂志的用稿通知，我的散文《山路》将刊登在下一期。我握着那封信在雪地里站了许久，雪花落在信纸上，融化成一个又一个湿润的圆，像极了喜悦的泪痕。此后的四年间，我陆续有五篇作文在《中学生》杂志发表，一篇习作登上山西《作文周刊》。那些铅印的名字，是我少年时代最璀璨的星辰。

然而命运在一九八三年夏天露出了它严酷的棱角。高考考场上，我在语文试卷上尽情挥洒，根据一幅漫画自拟题目的作文《土地的馈赠》一气呵成。成绩公布时，语文一百一十六分，作文满分，总分超出录取线一点五分——我以为大学之门已经敞开。可一纸“数学零分，见零不取”的通知，像秦岭最冷的冰凌，刺穿了所有的期盼。至今我仍会在深夜惊醒，反复演算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公式，试图找出那个神秘的“零分”从何而来。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七月流火，父亲因长期劳累猝然离世。送葬的队伍走过我们一同耕过的梯田时，我知道，我的学生时代，连同那个未竟的大学梦，一起被埋进了黄土深处。

一九八三年深秋，我背着半箱子书登上了东去的军列。书箱很沉，里面除了课本，还有刊登我文章的杂志、报纸，写满批注的《古文观止》、边角卷起的《史记选读》。火车呼啸着驶出天水站时，渭河在夕阳下泛着金光，我想起父亲说过的话：“狗狗娃，地里的庄稼倒了还能再长，人心里的气不能散。”

新兵连的日子是另一种淬炼。秦岭山的孩子不怕苦——站军姿时我想起父亲锄地的身影，战术匍匐时我想起儿时在山坡放羊的匍匐前进，背条令条例时我想起那些背过的唐诗宋词。三个月后，我成为兰州军区地炮团的一名炮兵，每天与沉重的炮管、弥漫的火药味为伴，我以为自己的文学梦就要这样沉寂在军营的号声中。

直到一九八四年那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政治处李广生主任在训练场找到我时，我正用尽全身力气推动着八五加农炮的炮轮。“听说你文章写的不错？”他问。我怔住了，那些黑板报上的范文、杂志上的铅字，原来并没有被黄土完全掩埋。不久，我接到了去团政治处担任新闻报道员的通知，几个月后，又接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进修通知。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这个日期从此镌刻在我的生命里。关中平原的春天比故乡天水来得稍早，梧桐树已经萌出嫩芽。中文系的教室宽敞明亮，一位姓陈的老教授正在讲授《写作与人生》。他讲到年轻时在边疆采风的经历，讲到文字如何记录一个时代的风骨，讲到“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千年传统。忽然间，我浑身颤抖起来——那种久违的、对文字的饥渴，像春天的稠泥河般汹涌而至。教授的目光扫过教室：“你们要写，要多多地写。不是为发表，是为这个时代留下见证。”

那天课后，我冲回宿舍，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在稿纸的第一行，我写下诗歌：《辛勤酝酿在军营》。当我把这首诗交给陈教授时，他仔细读完，抬头说：“你有生活的厚度，也有文字的灵性。不要停，继续写。”

从此，我的军旅生涯展开了全新的维度。白天，我背着相机和采访本穿梭在军营：记录新兵第一次打靶时颤抖的睫毛，记录老兵退役前最后一次擦拭钢枪的专注，记录抗洪抢险时士兵们筑起的人墙，记录军民共建时老大娘塞进战士口袋的热鸡蛋。夜晚，我在简陋的办公桌前整理素材，灯光常常亮到拂晓。有次在暗房冲洗照片，老鼠从脚边窜过，我却浑然不觉——镜头里的那些面孔太过鲜活，他们需要被看见，被记住。

文章一篇篇变成铅字，《解放军报》《人民军队报》《陕西日报》《甘肃日报》上开始频繁出现我的名字。嘉奖令来了，立功证书来了，但我最珍视的，是战士们拿着刊有自己故事的报纸时，那羞涩而自豪的笑容。文学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它成了连接我与这片绿色军营的血脉。

一九八五年秋天，枫叶正红时，部队接到了赴滇轮战的命令。个人的理想在国家的需要面前，轻如鸿毛。我默默收起刚刚写了一半的军校毕业论文，打包行装。临行前，我又去了一次学院，陈教授送给我一套《战争与和平》：“真正的写作不在书斋，在人间。去吧，用你的笔记录真实。”

前线的生活是另一部教科书。作为炮兵旅七营二连三班班长，我要带领战士们穿越生死线，抢修阵地、运送弹药、保障炮火支援；作为战地记者，我要在炮火间隙记录那些最真实的故事。猫耳洞里的蜡烛熏黑了笔记本，雨水常常打湿墨迹，但我写下了军工战士冒死为前沿阵地运送物资的细节，在炮火中抢救伤员的瞬间，也写下了边疆老乡给阵地送菜的深情。有一篇题为《青山深处的回响》的通讯，记录了一位少数民族大妈三十年如一日为边防战士缝补衣服的故事，后来被多家报纸转载。文字在这里有了重量——它不仅是记录，更是对生命的礼赞，对牺牲的缅怀，对和平的渴望。

如今，当我回首来路，看见的是一个从黄土坡走向广阔天地的身影。故土给了我生命的韧性——那些与饥饿抗争的岁月，让我懂得珍惜；那些煤油灯下的苦读，让我相信知识的力量；父亲佝偻的背影和母亲期盼的眼神，让我明白责任的含义。

而征途给了我生命的广度——军装让我理解了奉献，钢枪让我懂得了守护，而手中的笔，让我找到了连接个体与时代、苦难与辉煌的方式。从姚家团庄到西南前线，从作文本到战地笔记，这条路是用脚步丈量、用汗水浇灌、用文字照亮的。

稠泥河依旧日夜奔流，它见证了一个放羊娃如何成为执笔的战士。那些散落在田埂上的梦想，终究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生根发芽。故土是征途的起点，征途是故土的延伸，而贯穿其中的，是永不停歇的行走、记录与歌唱——对土地深沉的眷恋，对生命执着的追问，对这个伟大时代虔诚的书写。

这，就是我的故土与征途。这，也是一代人的精神印记，在黄土地与绿军装之间，在个人梦想与家国大义之间，写就的平凡而壮美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