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的寒,是裹着烟火气的,一丝丝、一缕缕,从记忆的巷口漫出来,渗进衣裳的纤维,更钻进游子的心里去。这寒,不独是风霜的凛冽,更是乡愁浸透的凉意与温热交织的体感。站在异乡的街头,看霓虹渐次点亮,替代了记忆中那暖融融、颤巍巍的红灯笼的光晕,心底便有一角,无声地塌陷下去,软软的,潮潮的,盛满了唤作“故乡”的泥沙。年,这枚从农耕文明的厚土里生长出的、带着霜雪与禾香的印记,终究是我们这一脉人,无论走得多远,都无从注销的文化基因。
我的故乡,藏在西秦岭南麓一片寻常的村落里。那里的年,不是日历上一个轻飘飘的符号,而是一整套被儒家礼乐文化细细熏染过的、庄重而温存的仪式。它自有其严整的节律与悠长的呼吸,仿佛一场历时半月、全民参与的盛大戏剧。腊月二十三,祭灶的糖瓜粘住了灶王爷的嘴,也正式拉开了“忙年”的序幕。自此,日子的脚步便踩在了一首古老的顺口溜上:“三祭灶,四扫舍,五蒸馒头六杀猪,七八乒啪(剁扁食馅、切下酒菜、炸油锅等),九十煮肉。”这音韵拙朴的谣谚,是一道无声的动员令。家家户户的院落里,随之腾起一片热腾腾的声浪与气味。
扫舍的尘土在冬阳下飞扬,带着陈年旧岁的气味;蒸笼揭开时,白茫茫的蒸汽混着新麦的甜香,瞬间吞没了半间厨房;杀猪时的喧嚣与短暂的热烈,很快被更持久的、文火慢炖的肉香所覆盖。最是那“七八乒啪”的日子,刀与砧板急促的亲吻声,从各家窗棂溢出,在清冷的空气里碰撞、交织,奏响一年的富足与期盼;滚油遇见裹面食材时激起的“刺啦”一声,是年节交响乐里最华美、最令人心安的乐章。这便是我儿时年的序曲,每一个音符,都落在饥饿的感官与殷切的盼望上。
那时的盼,是具体的,是可以用指尖触摸、用舌尖品尝的。盼那一身或许只是粗布、但定然崭新的衣裳,浆洗得硬挺,带着阳光和皂角的味道,穿上身,连走路都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盼那一碗除夕夜才能得见的、油花晶亮的猪肉白菜扁食,咬破薄皮,滚热的汤汁烫了舌尖,便是无上的幸福。盼那整挂的鞭炮拆散了,一个个装在口袋里,用一支线香小心地点燃,听那一声脆响在掌心炸开,空气里弥漫开硝石特有的、辛辣而喜庆的气息。也盼初一清早,跟着父亲,在尚未散尽的晨霭与鞭炮硝烟里,走家串户,对着一张张被寒风与笑意揉皱的脸,大声道“过年好”,而后收获一把瓜子、几颗糖,或是一张折叠整齐、带着长辈体温的毛票压岁钱。那钱,是要在口袋里揣上许久,反复摩挲,连上面的纹路都记得分明,才舍得换成几本小人书或一把玩具枪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底色是灰黄而坚韧的。玉米饼子的粗粝,杂粮粥的稀薄,是日子的常态。一件衣裳,从哥哥姐姐传到弟弟妹妹,肘膝处补丁叠着补丁,针脚细密,是母亲在油灯下无声的辛劳。自行车铃铛的脆响,是村里最动听的音乐,载着走亲戚的人,在土路上颠簸出一路的羡慕眼光。就在这物质极其简朴的画卷里,父母硬是用他们的双手,为我们兄弟涂上了一层温暖明亮的油彩。他们仿佛有着神奇的魔法,能从拮据里变出丰盛,从劳碌里榨出欢愉。父亲不识字,看着我和哥哥写春联,研墨裁纸,一笔一划,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落于红纸;母亲剪窗花,红纸在她手中翻转,不一会儿,活泼的鱼儿、饱满的仙桃便跃然桌上,贴上窗,阳光透过来,满屋都是吉祥的影子。
平日里,他们是沉默而严厉的,生活的重担压弯了他们的脊梁,也磨糙了他们的脾气。我们的顽劣,常招来呵斥甚至责打。唯独到了年关,那层坚硬的壳仿佛被热气熏软了,被烛光融化了。他们变得异常耐心、异常温和。父亲会允许我们在他扫舍时在一旁捣乱,母亲会在蒸馍时,揪下一小团面,给我们捏成小猪、小兔的形状。他们的眼角眉梢,那时总漾着一种我后来才懂得的、混合着疲惫与欣慰的柔光。那光,照亮了我整个童年关于年的记忆,让我懵懂地感知到,有一种爱,比新衣更暖,比猪肉更香,它深沉无声,却足以抵御整个冬天的严寒。
后来,我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鸟,先是顺着求学的路,飞离了那个巢,后来又向着军营的路离开了故乡。再后来,工作,成家,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扎根。年,似乎也跟着我进了城,贴上了电梯公寓光洁的门楣,响彻在小区空旷的广场上空。然而,它的味道,却不知不觉地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只需翘首以盼的孩子,转而成了那个需要张罗、需要担当的“大人”。老话说:“孩子过年,大人过‘关’。”从前听来是谚语,如今品来,字字都是亲尝的滋味。
这“关”,是时间的险隘。仿佛才忙完中秋,元旦的红绿装饰还未撤尽,年的脚步便已兵临城下,催着人盘点得失,规划新程。这“关”,是情感的迷宫。上有白发日增的父母,需要体恤陪伴;下有稚气未脱的儿女,需要呵护引领;中间是配偶,是亲友,是一张庞大而精细的人情网络,需要用心维系。这“关”,是经济的掂量。年终的红包、往来的节礼、团聚的开销,像一道道算术题,考验着平衡的智慧。这“关”,更是身心的跋涉。春运的奔波,酒席的应酬,熬夜的守岁,在欢腾的底色下,是深深的疲惫。我像极了那个逆水行舟的纤夫,肩头勒着生活的绳索,低头前行,耳边是哗哗的流水声——那是光阴逝去的声音。两岸并非没有风景,只是我常常忙得,忘了抬头。
就在这年复一年的“过关”中,岁月悄无声息地偷换着人间。母亲是在一个飘雪的十月里走的,岳父紧随其后。接着,几位堂兄表姐的身影,也渐渐淡出了团圆的席面。死亡,这个我童年时在年节禁忌里模糊感知的词汇,如今如此具体而冰冷地,横亘在生命的必经之路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少年时背诵的句子,此刻成了心头一块无法熔化的冰,每到年关,便寒意森然。祭祖时的香火明明灭灭,青烟袅袅上升,我望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牌位,忽然懂得,所谓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记忆的负重前行。我们怀念的,又何止是亲人?更是那个有他们在的、完整无缺的旧日世界。
如今,我终于从“过关”的激流中退至岸上,退休的光阴,舒缓如冬日午后的溪流。生活的担子轻了许多,可心里,却空出了一大块。九年前,女儿背上行囊,飞向了大洋彼岸。从此,我的年,便缺了一角。视频通话再清晰,也穿不透那碗本该由她捧着的、团圆饭升腾起的热气。看着邻家孩童穿着新衣追逐嬉闹,看着商场里人们兴高采烈地购置年货,我像一个置身事外的看客,热闹是他们的,我只有一片寂静的、无从安置的牵挂。
然而,也正是这寂静,让我得以更清晰地听见年的脉搏,看见它的本质。年,或许从来就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团圆。它是农耕文明留给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灵刻度,是我们在时间河流中共同系下的一个绳结。它让我们暂停,回望来路,感念恩情;它让我们在仪式中确认自己属于一个更悠长的序列,从先祖到儿孙。那些祭祀,是对根的叩问;那些祝福,是对枝叶的期许;那顿团圆饭,是此刻的凝聚。即便人各天涯,只要在同一时刻,心中升起同样的情愫,遵循着同样的仪轨,我们便仍在同一个“年”里,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团圆。
窗外的夜色浓了,远处有零星的烟花绽开,刹那芳华,映亮一角天空。我仿佛又闻到了童年老屋里,那混合着蒸馍香、炸货香、檀香与寒气的、独一无二的“年味”。我看见母亲在灶前忙碌的侧影,父亲张贴春联时认真的模样,还有那个小小的我,捂着耳朵,既怕又盼地等待鞭炮炸响的瞬间。
年关的寒,依旧在。但那寒里,分明生长着无尽的暖。那是记忆的余温,是文化的薪火,是血脉深处永不冷却的惦念。它告诉我,无论走了多远,故乡,永远是你灵魂出发与归巢的坐标;无论身边是否喧嚣,心中有念,有爱,有传承,便是圆满。
岁月长长,温情常在。这便是我们的年,我们永恒的乡愁与皈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