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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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青的小说《决斗》（发《长江文艺》2025年第12期）将叙事时间点设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左右，同时设置了故事的历史叙事空间。当时，社会混乱，政务废弛，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各种政权与秩序都处于激烈斗争当中，“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仍丝丝缕缕地影响着山村的秩序重构。
小说关于因复仇而决斗的主体故事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相契合。作者把主人公白怀恩和反面人物樊莽子的前史，以及白怀恩的后路都交待得很清楚，次要人物乡绅代表吕忠知（忠知老儿）的过往也简略提及，故事的背景时间线设置得很恰当。这场决斗也因此具有了双重象征：这不仅是肉体的毁灭与降维打击，更是尊严与存在美学的较量。
首先，作者在书写中建构起独特的“空间诗学”。这个故事发生在山里一个叫麻池的村庄，体现出作家对地域精神源流的深度溯寻。这个地方偏僻落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容易形成独特的习俗。比如从大年初一到初三，所有人都关在家里不能出门。作家让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发生在合家欢聚、万家团圆的时间点。家家户户关门闭户过大年，樊莽子却在荒郊野岭因重伤无人发现而惨死，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本应是幸福的新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时节，所有人却在惊恐中度过，嘀咕、盼望——这恶人什么时候物理消失、这仇什么时候得报的时候，这个人果真就因果报应而惨死。作家以麻池为地域，将故乡扭曲成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象征空间，让封闭的地理环境与压抑的人性相互映照，同时承袭因果相陈的哲学叙事，将因果报应定义为人类生存经验，令人心大快。
其次，小说巧用了有意味的叙事工具。就像电影《金福南杀人事件》中，笛子是演员的道具，也是写作者的工具，笛子出场，关键细节呈现，不仅推动了叙事进程、前后映照，更令观众感怀一切易逝难久，催人泪下。《隐秘的角落》里“小白船” 从童谣变成 “死亡序曲” 的隐喻设计，也让观众记忆深刻。这篇小说中，作家设计竹筒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线索和工具，被反复使用。一众乡邻谨小慎微，却仍饱受欺凌，全力自保又保不了。竹筒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危险时刻存在。他们趁黑摸进白怀恩家，“全麻池的人都在等着看这事究竟如何了局”。他们想借势除恶，作者让竹筒从作恶者樊莽子手中，传到复仇得胜者白怀恩之手，最终转至忠知老儿，几经辗转，意味着恶业的消除，罪与罚“留此存照”，记录在案，以警后人。
如果说竹筒的设计意味着消除人间恶业，那么猎枪则象征着功业的建立；如果说竹筒在小说中起着推动情节的作用，那么猎枪则增强了人物底色。白怀恩十二岁时就敢用家里囤的粮食从四川人手里换猎枪，胆魄非凡。他的猎枪不仅满足了麻池人的口腹之欲，还守护着麻池人的生命，就像一个民间英雄。他奔走外乡前把猎枪交给吕忠知的孙子吕博笃。他是悲壮的，渴望民间认同，以求美名留。他也是豪气的，自有幼小的吕博笃传承他的精神。猎枪与竹筒两相对照，一暗一明。英雄侠气与恶徒戾气终极对决，正义必定战胜邪恶。
另外，小说人物设置层层嵌套。白怀恩这个人物，无疑是小说的主人公。樊莽子这个反面人物则恶得彻底和张扬，所以他的死也是事先张扬的，所有人都知道是迟早的事。那么，从哪里看得出白怀恩一定会报复呢？作家没有明说。但作家细细娓娓述说他的前史，赶仗、用粮食换猎枪……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就立了起来：他出身贫寒，胆大，坚韧，命硬，心细，当然不会放过欺压百姓、强暴爱女的大恶人樊莽子。而樊莽子比他年轻力壮、身量高大，决斗明显对白怀恩不利，也许只有用计谋杀死才更容易得逞。
在一众的怀疑揣测中，白怀恩用留给忠知老儿的信物证明了自己在那场看不见的决斗中的坦荡与清白，寄托着对老秀才的信任与情义。但他为什么要向忠知老儿暗示樊莽子是因决斗战败而死，而不是被人用计谋杀死呢？为什么他在离乡远走前，还是要把竹筒放置在忠知老儿面前，暗示他是决斗取胜呢？因为忠知老儿的身份是乡贤，借助儒学影响着一方百姓。这个人物的典型性在于他把麻池每个人的过往都记得细致，当一众乡邻“乐于在公开场合”喧嚷白怀恩的“恶行”，“声讨和詈骂”“诬蔑和中伤”白怀恩时，他敢于朝喜宴扔菜盘，敢于高声叱责。白怀恩正是利用他为自己洗白声名，他用竹筒宣告他与樊莽子不是一路人。他不愿当众多缩头懦弱乡邻的炮灰，在奔逃中与自己和解，重新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他构建起远离非议的内在价值体系，彰显出时代激荡中沉稳而又坚韧的精神力量。他从外乡来，又回到外乡去，构成了小说的叙事闭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