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高考

高考，对于我们这些五〇后来说，既充满神圣和神秘，又是遥不可及和高不可攀。

可无论怎样，像我这样刚上完小学五年级课程，便进入大革文化命非常时期的农家子弟，也麻起胆子参加了20世纪1977年冬季那场举国欢呼雀跃的高考，并从此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

按说，当年的我若不过分自信，认真听取她人忠告，本应成为有资格考入大学的那批幸运儿。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标志着中断了整整11年的高考制度即将恢复。

然而，地处重庆市长寿县偏远农村的我，却提早一年多就听到过要恢复高考的利好消息。怪只怪被“读书无用论”浸蚀了周身肌体的我，仅将朋友的好言相劝，当作耳边风不予采信。

当年，我所在的龙河公社龙河大队，因粮食亩产量过了“黄河”又跃“长江”，以及声势浩大的“人造海棉田”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工作成效显著，连续多年被评为四川省、重庆市先进集体，备受省市两级领导关注。

因此，1975年初，龙河大队迎来了一批身份特殊的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一一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干子弟，并拨专款为其修建了一幢可供十余人共同食宿的知青楼，其后被村民们称之为知青点。

1976年春节刚过，回家吃团年饭陆续返乡上班的知识青年们，又恢复到先前的白天劳动，晚上集中在大队办公室排练文艺节目的常态。

四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八点过，与我相好的知青点知青某某萍，将我拉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悄悄对我说：“铁城，我爸妈春节期间去北京拜年，听她们老首长说根据周恩来总理“我国一定要重视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的遗嘱推论，全国可能要恢复高考了，我们知青点的知青都在通过各种渠道找复习资料，你也可以安排出时间与我们一起复习，待恢复高考文件正式下发后，与我们一道参加高考多好呀！”

听完某某萍的话，我有些不屑地回了句：“高考，是你们这些读过高中的人的事，与我们这些祖辈都是抽起泥巴翻身的人没有半毛钱关系！”这话一出，呛得那知青朋友白了我一眼就转身而去，一个多星期都未与我主动答话。

其实，我不答应与青年点知青们一道参加复习和高考，除去身份玄疏和知识基础相差太大外，还另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重要原因。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话的含义大家都明白。此时的我，正在一步一步朝着自己所向往的“高处”前行着！

在我出任大队团支部书记之前，我们大队党支部的刘书记以及我的前两任团支部书记，都是因为对党忠诚、能说会道，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努力工作而被上级党组织相中当上国家干部，捧上了铁饭碗。

其实，我当年有过那种过于自信的幢景，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那时的我，能够不折不扣的办好公社团委和大队党支部交办的任何一项工作，还开长寿县之先河，创造性地自筹自办起大队政治夜校，坚持每周一个半天为村组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补习文化，普及农业技术知识和农业机械常识。

1976年底，我所创办的政治夜校，获评四川省先进政治夜校。同时，我也获评四川省政治夜校先进工作者，受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和四川省农业牧业厅的表彰奖励。

第二年初夏，在出席县里召开的《农村政治夜校经验交流大会》上与一好心领导相识，并经他竭力荐举得以离开龙河，到长寿县范家桥水库指挥部后勤处负责移民农户房屋拆迁赔偿和43个连队后勤用工等管理工作。因此，我报名参加高考，是在距老家20多公里以外的长堰（后更名为石堰）中学。

在范家桥水库指挥部，各处室领导都十分重视那次来之不易的高考，巴心不得自己属下符合条件的人都能报名参加，也希望每个报名的人都能如愿以偿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

我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未查阅任何复习资料，随波逐流凑热闹，看稀奇式的报名参加了那次高考。

高考的具体时间大致是12月下旬，此时正值隆冬季节，漫天浓雾也赶来凑了个热闹。

那天清晨，我从距考场十余里地的石堰公社板桥大队出发，头顶毛毛细雨般的浓雾，在两米开外就黑咕隆咚、茫茫如海的山间小道上独自前行，至今回想起仍有些后怕。

当我紧赶慢赶，深一脚浅一脚地迈进考室后，背上的冷汗就一股股地直冒。

一头雾水的我，怎么也没搞明白是由于过分紧张，还是赶路过急而造成的？

接过监考老师发来的语文试卷大致浏览之后，先前紧张的情绪顿时舒展开来，这试题也莫过如此！

原来，在这份语文试卷里，绝大多数考题都是我较为熟悉的“面孔”！在那无时无刻不讲政治的年代，身为共青团基层干部的我，无论是编写黑板报，还是提起灰桶漫山遍野刷石灰标语，都必须涉及“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相关词汇或字眼。尤其是作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更是我的拿手好戏。

我虽然没上多少学，没读多少书，但作文却是我从小的偏好，加之写得一手人见人夸的钢笔字。

为写好这篇作文，我花较短时间在脑海里编织了一个“一天清晨，我走在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的路上，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痛苦不堪的白发老人蜷缩在路边。当得知是肠炎病复发肚痛难忍之后，我义不容辞地将其背在背上，急三火四向四里多地以外的公社卫生院奔去。

返回工地，当现场总指挥一一大队民兵连长弄清我迟到的缘由后，不但没扣我工分，反而在下班时集中200余名民兵对我进行了公开表扬”的故事。

写完作文，我正打算搁笔起身喘口粗气时，忽见有人用手叩着桌子，压着嗓门低声细语地对我说：“我看这几个考室，你是最有希望考上的一个！”听这一说，受宠若惊的我抬眼一看，心里咯噔了一下：“啊！这人不正是昨下午高考动员会上讲话那考场主任、长堰中学校长邓承贤啦？”

稍示冷静之后，心知肚明的我自嘲着嘀咕道： 领导吔领导，你莫把我夸得流出尿来，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我自己才清楚！高考第二天，雾还是那么大，那么浓。

当我从监考老师手上接过数学试卷的瞬间，一股心火直冲脑门，与头天穿戴得一模一样的我顿时周身发热，汗水直冒。

我知道，这才是真正被吓出来的一身冷汗！

看到那两页八开四版密密麻麻，它认识我、我却不认识它的数学试卷，我心里那个急呀，迄今为止也算得上是前所未有。

至今我都记得，在那两张数学试卷中，仅只第一道四则混合运算题我能做之外，其余那些题，基本上都是见都未见过。

面对一抹不顶手的数学题，束手无策的我情急之下想了一个歪方，学着电影《决裂》中交白卷主人公江大年那样，给相关领导写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情真意切的恳请信，试图以情感人、打动领导，对我等未学过数理化的考生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高考成绩公布后，老家知青点报名参加高考的六名知青，除一人被中等专科学校录取外，其余五人均被四川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录取，命中率达100%。此时，我才深知“悔之晚矣”这句话，是专为我这个犟牛脑壳设计而成的。

47年过去了，当年高考后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悲喜情境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尤其是像笔者这样有机会，却眼睁睁地将接受高等教育的良机白白丢失，使之失去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和服务人民的大好时机，真是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