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死”》

我的“大爷爷”死了。不在今天，也不在昨天。在许多天以前，不久，也不近。

或许我应该叫他“伯祖父”，或许不应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我的祖父的长兄，我是他的弟弟的孙子。或许我不应该说“死”，该说“走”——以作为一种传统和礼仪上的讳称。

无论如何，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事实是：一位高龄老人，由于器官衰竭而死亡，换言之，“自然”死亡、“寿终正寝”。

总而言之，无论如何，他“死”了。

我的父亲在第二天夜给我打来电话。

我质问他，为什么当天不告诉我。

“恁妈跟我说别跟你说，我想想还是跟你说声儿。”声音像啤酒喝多了，逞劲儿压着嗝儿——我知道他没喝酒，从小到大，他喝没喝酒、喝了多少，只消他说完第一句话我就知道。

我说我买张车票，明儿回去。

他说不用，回去干嘛？后事快安排好了，后天就殡了。

我说，中，好。

我把电话挂掉。我并未向他强调，后事需要我来参与处理，事实上，我也根本没学过怎么处理后事。

我把衣服穿好，尽量穿正式一点，问我的舍友借了两根烟，一只打火机；我想出去走走。

晚秋的晚上有些冷。没有风，没有彻心透骨的寒气，只是让肢端慢慢变得有些冷，慢得让人来不及打寒颤，跟一个人的岁数一样。

我点上第一支烟。

打火机像烟花那样骤亮，点着一小片黑漆漆的影子，又快速且安静地变暗，留下若有若无的火星，在烟头，或者在夜里的其他影子上……

那是早春的夜里，兴许是什么节日，漆黑的窗户骤亮，长出一朵焰花，马上枯萎，又骤地长出另一朵……屋里有些冷。

我妈，或者说我的母亲喝了一些酒——不是因为节日——但不多，她酒量并不好。

我姥爷死了，或者按讳称，我的外祖父“走”了。同样因为“器官衰竭”而死，但并不“自然”，因为“肺气肿”。现在，我的母亲并不喜欢我喝酒，更不喜欢我抽烟；我基本已戒烟，但酒没有。

屋里有些冷，灯又有些昏黄，我记不太清她的脸，兴许落泪了，兴许没有，总而言之，她抽了一下鼻子，我听得很清楚。

在她与我父亲曾因为种种原因争吵的厉害时，我的“大爷爷”跨街横巷，站在窗外大声咒骂她——他有个诨名叫“大彪”，因为行事粗莽。人们不习惯于相互理解，越熟悉的人越习惯于忽视这一点，越陌生的人越习惯于践行这一点。

她因此而不愿让我知道一个老人的死讯？不太可能。除了亲身经历死亡的人可能得以“解脱”，“死”对所有人都是种负担，特别是处理后事的人——“办事儿”，一听就很麻烦。

晚秋的晚上有些冷，路灯又有些昏黄。我把烟头丢到地上，它接着被我的影子压灭。我把第二支烟点上，开始往回走，宿舍快要关门了。

我踩到一堆枯叶。“咔嚓”一声，像是老旧的木门被快速地关上。

那是腊月，或者是正月，我记不太清楚。

言而总之，人们在为节日忙碌，也为节日而休憩。老屋内被打扫得很干净。

下午的阳光把尘灰抓起又撒下，起起落落，气味闻起来很奇怪——像我抖下去的烟灰，既浊旧又清新。

大门响起狗吠。有人在呼喊我父亲的名字；接着是乱步踏上台阶的声音……他们简短急促地交谈了什么，然后我的父亲惊讶地大叫，快速披上外衣，转过头，喘着粗气，跟我说让我千万看好我奶奶——老旧的木门被快速地关上，发出“咔嚓”的声音。

后来我知道，我的一位“舅爷”，我的祖母的二哥，在冬天的一个下午，同样因为“肺气肿”之类的疾病而死，或者说“逝世”、或者说“走”了。在他们的大哥、我的“大舅爷”之后，没有几年。老人的独子曾因盗窃入狱，待他出狱时父亲年事已高，且爱抽烟。他们的家庭氛围并不和睦，那年轻人的恶习似乎是出于母亲的溺爱或父亲管教的不严，最终需要用许多年的青春去修正——尽管出狱时他依然年轻，兴许刚至壮年。

我听见大人们的议论，他们说，那老人因病住院，出院后家人却任其置于一间背阴的厢房，除一日三餐鲜有看护。老人似乎发病死亡后才被发现断气。

同样的疾病，我的姥爷，或者说我的外祖父，于医院中死去。尽管有人看护，同样的疾病依然带来同样的后果；许多年后，我的母亲告诉我，这是他年轻时，每每冬日到齐胸的冰水间挖藕、收网，过劳而落下的病根——为了支撑他的兄弟们的学业：兄弟三人，老大成了大学物理教授，老三参军而后从政，且仕途坦荡。只有他（我的母亲同他一样在兄弟姊妹间排第二）一辈子是个任劳任怨的农夫与渔民；且略有些玩味儿的是，他的二女儿人生亦多坎而平庸，尽管她好学、努力、吃苦耐劳、坚强，为了早些工作不惜伪报登记自己的出生日期，且早早地随兄弟姊妹一同从济宁来到青岛打拼……

至今我不太清楚我的这位“舅爷”是如何面对他的儿子入狱的事实又如何面对他出狱的独子；我不太清楚，他是否也为生计，或者为亲人的命运而“过劳”——无论身心。

我相当清楚的，是另两件事。

一件是我的“大舅爷”死时的场景。我在之前的一篇手稿里如下写道：

“我被叫醒，让我赶紧穿好衣服，陪我奶奶去我的舅爷家。

清晨天很凉快，云高高的，稀稀薄薄的，走过一堵废砖墙和墙边的一棵老槐树，晨光透过墙缝，斜斜地直照下来，在很凉快的空气中，画下很有层次感的影子，把枝杈上的鸟鸣也画上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但我很开心。

到了地方，我奶奶带着我走进里屋，一屋都是妇女，我舅爷躺在炕上，还没醒么？我叫他舅爷，他似乎应了一声儿。

有人示意我小声些，又很小声的说了什么，我没听请，于是随便答应两声。她们让我把一个小孩领出去，让我陪她玩儿，那是个上幼儿园的小姑娘，我的一个年龄很小的表妹。小女孩玩得很开心，不小心碰到了一株仙人球也没哭，就像我在一个凉爽的早晨散步那样开心。晨光透过窗户，斜斜地直照下来，在很凉快的空气中，画下很有层次感的影子，把小孩儿的笑声也画上去了。

后来我知道，我奶奶的哥哥走了，寿终正寝。那是个鼻子很大的老人，说话浑厚而沉稳。头发花白，有一颗很大的痣，脸也很宽，与我奶奶一样，有着他们那个村庄的面型——我奶奶嫁到了我们村，他是入赘到我们村的，他的儿子随的是母姓。那个清晨是他的弥留之刻……”

另一件事，也是在那个冬天，在之后的节日间的另一个下午，我的父亲喝得半醉，他执意要独自去海边——这意味着一个半醉的人在寒冬腊月里独自踉跄过几乎整个村庄的巷子。因参与处理后事、兼照看我的祖母而来的我的姑姑、他的姊妹，与我的祖母与我，都极力地阻拦他。人们从不相信喝醉的人有足够的理智，与他们从不习惯于相互理解一样。

我冲到街上拽他的衣服，往后拖，他把我推开，指着他不懂事又硬要在成人间装作懂事的儿子，一同来到巷子口的、他那患有帕金森而行动不便的母亲，几乎跳起来，让我们“别烦他”，骂道“都是傻逼”（胶东的方言传统中实则并不常用这一词来辱骂），几乎要哭出来。

我拿着他落在家里的手机，隔着几条巷子的距离，跟在他的身后，跟了一路，跟到海边。

我看到他与熟人打招呼，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滩涂边的沙坡上的水泥矮堤上，隔着很远，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海水一如既往邃蓝透青远望几乎凝固不动，滩涂一如既往是棕灰色且泛着黏腻腻的光。我只知道夏天可以来着“赶海”，我还知道，他跟我讲过我的祖父与我的伯祖父壮年时一夜间在这片滩涂上如何挖出整车的蛤蜊一袋又一袋直至天明……他在幼年时每至夏季的傍晚如何为他的祖父我的曾祖父去搜集下酒的海鲜……

但那天是冬天。

我回家时，他已然坐在炉前，同我的一位伯父喝茶聊天，神态安然，平静且没有醉意。他看到我，说他知道我在后面跟着。我应了一声，跑到另一间屋去玩手机。

许多年后，父子对饮间，二人略有醉意。

他说起当时，他很害怕。

他说我奶奶的两个兄弟都走了，就剩“柳花坡（地名）”那个了。

他说我奶奶一直有病，身体不好，年纪大了，他怕有个万一……

云云，后来我喝醉了，想不起来，也没必要。

我把第二支烟也抽完了。烟头在手中捻灭，指尖像时间一样泛黄。

我的“大爷爷”走了，我爷爷的姊妹们也只剩一个兄弟了。他们兄弟姊妹多人，除去两人早夭，大姐远嫁黑龙江，小妹丈夫早逝不得以再改嫁，三妹亲历过89年黄岛油库的大火，大哥（我那死去的大爷爷）与儿子的关系紧张以至于砌墙隔院而居，二哥（我的爷爷）的儿媳与儿子离婚带走孙女分居留下孙子……与我祖母兄妹几人那宽而方大的脸盘、浓密的眉毛不同，他们兄弟姊妹几人都有着上圆下窄更立体些的面庞与更稀疏细短的眉毛；两支族系不过相隔二十余里，前者居于山中世代务农，后者紧邻浅海，务农之余更以渔为生。

我回到宿舍，把打火机还给我的舍友。他正准备上床休息。

我睡不太着。

在我的“伯祖父”、即我的“大爷爷”死前差不多一个月，他的几个兄弟姊妹，正在我的父辈的照顾下，坐车从青岛远跨两千公里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看望他们那远嫁的大姐，我的“大姑妈”；其中的一个缘由是，老人（我的大姑妈）虽身体康泰、生活安乐，但年事已高，他们的子女便安排他们再聚一次。任一个冬天，兴许就是最后一次。

我的大爷爷同样年事已高，不知是因为酗酒过多还是年轻时就惯于粗莽，老来神志已有些不清，照料不便，便未一同前往。一个月后他很自然地就死了，或者按好听些的讳称他“走”了，然而事实是他死了。

两千公里之外，年龄最长的姐弟二人并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这有点……荒诞，我睡不太着。在有些昏黄的台灯下反复地想，有点荒诞。同我在一路上想起的所有“死”人一样。

他们性格迥异，生活祸长祸短、或喜或悲，然后突然就“死”了。像晚秋有些冷的晚上，慢慢地变冷，让那些“活”人，那些无论与他们熟悉还是陌生的人，连打寒颤的时间都没有。

这太荒诞了。我不想再想，打开电脑去玩游戏。熬夜令人麻木，我操作失误了。角色死去，系统又让他的子嗣继承王冠。

太他妈荒诞了！承担死者的遗物——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总是成为生者的“道义”，这他妈甚至不一定是遵于死者生前的夙愿。

我想发怒，捶墙，所有我想到的死人生前待我都很好。

我像我的父亲那样感到害怕，关于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我身边没有酒，而海在数百公里之外。

幸好熬夜令人麻木。

天有些亮了。我把衣服穿好，尽量穿正式一点。我的手上没有烟，就像在昨晚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但我还是想出去走走。

没有风。空气有些冷。路灯有些昏黄。半枯的枝杈间尚未长出鸟鸣。

我走过几栋楼下，抬头看到窗户与露台过道。当我在高处俯瞰时，我常会想象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她是谁总而言之他/她不是我——从这个高度“自由”地坠下，他/她会死吗？是头先着地还是双脚？如若是前者，是颅骨先碎裂还是颈椎先断裂、是皮肤先破碎还是大脑与神经先被碎骨刺穿……然后我告诉我自己，就这么几个步骤，人就会“死”；就好像一个人用锐器划开大血管创口先会发热胀痛——因为快速的出血，然后全身感觉寒冷头脑困倦——因为快速的出血……接着他/她就会死，就这么几个步骤。

是的，“死”。我高中的一位教语文的老先生，曾在一次班会上分享自己的心路。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莫名其妙地想“死”；想着，日子就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

他没有死。尽管后来有一次，体检误查出胸口多了一个“肿瘤”，把这个做教书先生的青年吓个半死。

许多年后他给一群半大的青年教书。其中有一个，在离开他之后也经常想“死”，不过是自己“想”死，而非想“自己死”。

但这只是些许想象。根据些少得不能再少的常识做的假想。

没人真正知道一个具体且鲜活的人在变成一个具体且沉默的死人前最后一刻想的是什么感受到什么。从这一点上讲，死者比活着的人们——那些从不习惯于相互理解的人们——知道的多、聪明得多。我不止一次见过一个自以为是的蠢货喋喋不休地向我灌他们的琐事——恕我直言那甚至不如一打劣质的工业调制酒有滋有味但他们就是乐此不疲，如此执着就像他们从不会去关注除了自己仍活着且如何向他人彰明这一点外的另一个活人怎样去“死”另一个死人怎样沉默，那般。

我走过有些昏黄的路灯，半绿半枯、半生半死的灌丛。我看到一只动物，相隔甚远，黎明又影影绰绰，我看不清那到底是什么，它不像猫也不像狗。小东西很警觉，在我设法凑得更近前跑掉了。

我把照片发给我的父亲。

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们略有兴致地讨论那是什么？我说那是狐狸，他说不能是果子狸？我说不像。他半开玩笑，说我可能发现了一个新物种。

我听见汽车行驶的声音，他已经开始工作了。

他问我，咋起这么早？

我说昨晚没睡着，熬了个通宵。

他责怪我为什么熬夜。让我想起与一位挚友的闲聊：

我问过那位伙计，你高中为什么会用小刀割自己小臂？是像老师（我们的那位老先生）说的那样想“死”吗？难道没有考虑过风险是导致“自杀”的后果吗？

他说没想那么多，他想不起来了。然后他反问我，那你熬夜、抽烟、酗酒，不也都算慢性自杀吗？

我知道他在转移话题，但我没有继续追问。

我知道我的父亲也在转移话题，于是我跟他说，人死了，不得守一夜吗？

说完我们都有些想笑，他笑了出来，我没有。

路灯把它们仅有的昏黄全部汇集到东天，浓缩得鲜亮了好几番。群鸟开始晨鸣，嘁嘁喳喳，唤出一点赤红，灼出几缕青紫色的烟霞，抖下几片灰蓝色的云。

晨光透过残夜，微斜地直照下来，在有些冷的空气中，洒下淡而模糊的影子，把枝杈上的鸟鸣也洒上去了。

熬夜令人饥饿。我走向餐厅，我很久没有认真吃过早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