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原创）

闫会作

我站在老家大门前的老皂角树下，在它两人合抱的躯干跟前，我显得太瘦弱了；在它十多米的身高下面，我更显得矮小很多，抬头看着已经落光了叶子的树冠上，挂满了一拃来长，乌黑饱满的皂角，更是感慨，千百年的老树还能结出这么繁密的皂角，这足以证明，它并不是很老，生命力仍然很旺盛。

原来在皂角树的西南约十多米的地方还有一颗更老更高的老槐树，粗约三人合抱，高约五六丈。在我的印象里，老槐树枝繁叶茂，冠大如盖，恣意地向四周和高空蔓延，茂密似亭，挤压着皂角树的树冠，只能顺着槐树冠的边缘向东北方向生长，其它方向只有短粗的树叶，这就让皂角树就长成了一个一边倒的发型。可惜的是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老槐树被挖掉了，现在只有皂角树还守望着村子。

这两颗树确实很老，老得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年月、什么人栽的，多大年龄了。我小时候曾看着遮挡了天空的树冠，问爷爷辈的人，两棵树多大年龄了？回答是谁知道呢，他小的时候，他爷爷的爷爷小时候，就这么粗，这么高，这么大了。有的老人甚至说，到底是先有的村子，还是先有这两棵树，都说不清楚。我离家的四十多年里，每次短暂的回家，都能看到村里、家里和乡亲在不断地变化，唯独两棵老树始终是老样子，一直都是那么高那么粗那么大，看不出有丝毫的变化，直到现在看着老皂角树，除了树冠圆了些，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树老得已经懒得理会时光的流逝，也不在乎风吹雨打了，四十年的时光风雨，于人确实已是“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于时代也会“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唯有老树仿佛忘记了时光的流逝，依然葳蕤独秀。

老树不会走动，它们生在这里，就在这里长大长高，长得时间都停滞了似的。村子也没有走动，依村子现在两大姓氏的家族分支情况看，往上三四十代，也就是三五户人家的样子。他们落脚于此后，就在老树下繁衍生息，现在二三百户了，还是在老树的周围。照这样估算，应该是先有老树后有村子才对。人没有树高，看不全河川塬上的全貌；人没有树的命长，也不知过往和未来的全程。人不知树的前世，而树却静静地看着村里新树幼苗一点点长大长高，看着田里的庄稼一茬茬成长成熟，也看着村里的人一代一代的生息繁衍，并把这一切清楚地镌刻在自己的年轮里，老树长成了村子的历史。尽管老槐树早已带着一部分历史变成了农具、家具、房屋栋梁，在时光里慢慢消失了，但皂角树还见证着村子的变化，续写着村子的历史。

两棵老树长在村子的中间，是村子的标志，也是天然的议事厅。我小时候，老树下是村里开会议事的地方，也是我们玩耍的场所。村里上下工的大钟就挂在老槐树向西伸出的，垂向地面的粗枝上，不管是上工，还是召集议事，抓住钟下的绳子，一拽一松，宏亮悠长的钟声，前街后巷和坡下窑洞里所有的耳朵都能听得到。大喇叭也架在树上，每天早晚、中午饭时，从公社、县上，到省里和中央的新闻、通知、戏剧、歌曲，仿佛两颗老树在说话一样，宏亮悠扬的声音从枝叶间荡漾出来。在树冠西侧砌了一面高约两米，长约三米的语录墙，砖石砌的底座和周边比中间的胡基（土坯）墙面高出约十公分，顶上有仿亭式的遮雨檐，墙面抹平刷白，经常用红笔写上最新或最高指示、通知告示、财物分配和人员工分公示。村里或者是大队、公社来讲政策、部署工作、搞选举，或是其他什么事，在语录墙前摆一张桌子，就是主席台，村里人往树下一坐，就是现成的会场。

村里自己的会也多在老树下开，无论是财物分配、农具添置、牲口买卖、评选先进、自留地调整，还是每季种什么、种多少、种到哪块地等，就连每日浇水施肥、修渠平路、间苗除草等具体活路也都在老树下商议安排。老树下还是平日“老碗会”约定俗成的场地。农闲时间，天气暖和，男人们端着大而深的老碗，盛上自家的饭，不约而同地聚到老树下，边吃边谝，外出带回来的见闻、路边听到的趣事、远近传说的绯闻、戏剧电影的故事，以及东家长西家短的琐事、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老人肚子里的古记等等，漫无边际，啥话都敢说，啥事都能议，说者口若悬河，毫无顾忌；议论者交头低语，未知可否；听者埋头吃饭，不为所动，说笑喧哗之声与树上的喇叭声混成了日常烟火的交响。

大人们下地干活后，哥哥姐姐上学了，老树下就成了小孩和老人的世界，老人们或拿上小板凳、或靠着语录墙圪蹴着，东拉西扯地闲谝，而孩子们则围着老树，在周围的柴垛、土堆中捉迷藏、滚铁环、打弹弓、踢毽子、跳绳、打牛（陀螺），如一群麻雀，叽叽喳喳，追逐嬉戏，打闹不止，虽是一身土，一身汗，却欢快无比。

走村串巷的货郎担、卖桃李杏苹果梨柿子和西瓜甜瓜摊贩的扁担或车子，都会不约而同地停放在老树下，既是大人不给买，孩子们也要围挤在周围解解眼馋。还有四处寻活的补席的篾匠、錾石磨的石匠、做家具的木匠、补内胎胶鞋的火补匠、锔锅碗盆缸的小炉匠等等，都会把摊子摆在老树下，拿出烟袋锅与老人们一袋烟抽完，人也熟了，活也有了，就这么边闲话边干活。而一旦有数爆米花的来了，看到那一根扁担，一头风箱，一头火炉和爆米花机，一个圆嘟嘟的大肚子黑铁葫芦，孩子们更是兴奋得不得了，纷纷端来玉米，排起长队，看着师傅把玉米倒进黑铁葫芦里，喜欢甜味的还给加一点糖精，一手拉风箱，一手转动黑铁葫芦，随着火苗的升腾，师傅不时看一眼压力表，几分钟后，便把黑铁葫芦歪到一边，顺手拉来一条长口袋，裹紧出口一头，一手稳住摇把，一手插上撬棍，用脚猛的一踩，“嘭”的一声巨响，口袋缝隙喷出一团白色的烟雾后，一碗玉米就变成了一盆爆米花了，随着一阵阵玉米香气在老树的枝叶间弥漫缭绕，也带来了几天的美味和快乐。

老树对村子来说，除了日常的陪伴，更有危难时的庇护。我清楚地记得，在惊心动魄的1976年，先是朱老总和周总理去世，接着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更不幸的是毛主席逝世，这让村人跟全国人民一样，原已极其沉痛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悲痛、惊恐、忧虑的情绪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而那一年的秋天，关中阴雨连绵，地震预报不断，两颗老树下，搭满了防震棚，一些回家住的，就把瓶子倒放在柜子、饭桌、窗台上，结果常常是被猫鼠撞了，或风吹倒，惊得一村人半夜三更跑到老树下，惊魂难定，有的说看到了灯泡摆动，有的说听到了房梁的响声，可没有人看到老树有一丝一毫的异常，依然平静地敞开怀抱，稳如泰山般护佑着搭满树下的抗震棚，给忧虑惊恐的村人一个躲雨避震的安全场所。

不光是寻常烟火，老树还见证了村里的沧桑变迁，土改时，分地分牲口分农具的热闹、三五家自愿结成“互助组”、初级社的温暖、按土地分红的高级社的喜庆、土地牲口家具全都归公的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分地分牲口分农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都是在老树的注视下完成的。许多事情，不管是习以为常的琐事，还是左右命运的大事，随着人的生老病死许多都渐渐地淡忘了，但老树都清楚的记在它的年轮里。

老树与村子在共同的风雨里，自然而然地成了相惜相依的生存共同体。它们静静地看着村人为一季庄稼，怎样一滴汗水摔八瓣地把黄土打成烟尘；怎样为盖一间房子，把栽种的小树苗，精心侍弄着一点点长高长大长成檩条栋梁；怎样为娶一门媳妇，省吃俭用，托媒人、备彩礼，忙前忙后的奔走；怎样把人口由少过多、把家由小过大，又分成小家，让村里又多了一户人家。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里，老树不光分享了村子里祖祖辈辈长久以来无穷的幸福快乐，也眼见了家家户户世代不息的吵闹、纠葛和纷争，只是它在迎送了不尽的人来人往，经见了太多人情世故后，早已涵养出见怪不怪的淡定和从容，面对村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并非无动于衷，而是让他们在自愈自度中得以珍惜相容和互敬互让。因为它清楚地知道身边的这些人，如何繁衍生息了数十甚至上百代，对他们的生活习性、脾气性格、彼此如同血缘般难以割舍的关系，以及他们一路走来所经历的灾难、战火、磨难都了如指掌。老树和村子相互护佑着，已经到了谁也离不开谁了的程度了，有它们在，村里的四季烟火方显得悠久而醇厚；有村子在，它们才没有成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于黄土塬上的孤树。它们的躯干给村里人世代的踏实，它们的繁茂让村人有了可靠的阴凉。而村人世代繁衍不息的烟火，又给老树多了一层生命的活力和安全的护卫。

老树就这样屹立在村子中间，一半在泥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雨中摇曳，永远都是那么的牢靠从容，从没有悲伤萎靡的样子，大旱，它们不会枯萎；大涝，它们也不会倾倒；雷电，也只是偶尔击断些枯死的残枝，四季如常，风云不动。斑驳的树皮，皴裂如层层盔甲，如岁月镌刻出村里的沧桑故事，层层叠叠，琐碎而绵长。每天早上出门，看见老树，生活依旧安稳如常，心情就平静似水。

我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原因，挖了老槐树。当我回到村子时，突然觉得空荡荡的，剩下皂角树孤独的立在老地方，只是在原来被槐树遮挡压迫着的西南方长出了新枝，树冠慢慢地圆了起来。我也多次试图打问原因，但多是一声无奈的“唉——”。如今看到皂角树，大家说的最多的还是老槐树的事，看来地上的老槐树没有了，心里的老槐树还在。好在村人在时常怀念老槐树之余，对皂角树越来越珍惜了，大家相信，老树在，村子就有了根；村子在，也会让老树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