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不清这是第几次踏足王阳明文化园了。从荒坡上只有几方规划图的雏形,到青砖黛瓦渐次落成、展馆里的《传习录》抄本泛着墨香,我像看着一粒种子抽芽、展叶、成荫,也陪着我的《心学圣途》从笔尖的零星念头,慢慢长成了有血有肉的篇章。这园与这书,恰似两股缠绕的藤蔓,在 “知行合一” 的土壤里,彼此滋养着,又各自生长着。
第一次来是六年前,文化园还只是一片圈起来的荒坡。黄土被春雨浸得发黏,踩上去能陷进半只鞋,唯一的标记是几块立在坡顶的规划展板,塑料膜被风吹得哗哗响。我裹着雨衣蹲在展板前勾划,后脑勺突然被人轻拍了一下:“姑娘,这坡脚软得很,往后挪挪,别栽进泥里!”
回头一看,是个扛着铁锹的老师傅,皮肤晒得像老树皮,裤脚卷到膝盖,小腿上沾着的黄泥都快干成壳了。他是负责地基工程的老周,歇脚时从布兜里摸出个干硬的馒头啃着,含糊地跟我唠:“咱不懂啥‘心学’‘理学’,只听头儿说,这是建给王圣人的园子。圣人当年在龙场苦成那样都没撂挑子,咱现在搬几块砖、砌几道墙,算啥难事儿?” 他把铁锹往土里一扎,锹尖挑起的黄土簌簌落在规划图上,“荒芜咋了?咱一锹一锹挖,一砖一砖砌,总能把‘理’给它盖出来。”
这话像颗石子砸进心里。那天我在随身的笔记本上画了张潦草的草图:左边是文化园的黄土坡,右边是龙场的山林,中间画了个双向箭头,还写了句:“荒芜不是终点,是让‘理’落地的第一捧土。” 回去后,我把小说里王阳明初到龙场的场景改得更 “糙” 了 —— 不再写他对着山林吟诗,而是写他第一天就被毒蚊子咬得满腿包,夜里抱着破棉絮听野兽叫,却在第二天清晨,捡起苗民递来的锄头,跟着学翻地。后来再翻这本笔记,那页纸的边角还沾着当年的黄土,像给这段灵感盖了个泥印子。
四年后再去,文化园的朱漆大门已能推开,展厅里的展柜刚摆上文物复刻件,工作人员小林正戴着白手套,用软布细细擦着王阳明 “致良知” 手迹的拓片。她是学历史文献的,说起展陈设计,眼睛亮得像含了光:“您看这个‘事上磨炼’展区,我们特意把木犁和《传习录》并排放 —— 文献记载王阳明在龙场‘昼耕夜读’,这犁头的弧度、握柄的粗细,都是按明代农具形制复原的,连木柄上的握痕都参考了他右手无名指微弯的特征,就是想让参观者一眼就懂:‘知’和‘行’从来不是两回事。”
她指着玻璃柜里的木犁给我看:“您凑近点看,这握痕不是随便刻的,是我们模拟长期握持的力度,反复试了十几次才定的。想象一下,他白天握着这犁头耕地,掌心磨出茧子;晚上就着松火读书,指缝里还沾着泥 —— 这时候书里的‘理’,不就和地里的庄稼一样,有了烟火气?”
那天回去,我重写了小说里 “耕读悟道” 的章节:加了他耕地时发现土块里的草籽,顺手教苗民分辨良种;加了他晚上读书时,把犁头靠在桌角,摸着上面的木纹说 “这犁头比纸笔更懂‘知行’”;还加了苗民送他一把新磨的镰刀,他在刀柄上刻了个 “诚” 字。改完后读给朋友听,朋友说 “好像能摸到那些泥土和木纹了”,我知道,是小林这些人把 “理” 做进了细节里,才让我的文字也有了实感。
去年秋天,文化园的铜铃开始在风里作响,我的《心学圣途》也到了收尾阶段,却卡在了结尾 —— 总觉得王阳明临终前的场景太 “飘”,要么写他留下长篇遗言,要么写弟子们哭成一片,少了点 “此心光明” 的通透。直到前些天跟着美桐苑支部再访,竟在长廊下遇到了退休的老周。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夹克,正牵着小孙子的手,指着廊柱上的木牌教孩子念:“‘知行合一’—— 啥意思呢?你看那边王爷爷,他知道花要剪枝才长得好(知),现在正拿着剪刀剪(行),这就是‘知行合一’。” 孩子眨巴着眼睛问:“那爷爷建园子也是吗?” 老周笑了,摸了摸孙子的头:“对呀,爷爷知道要建园子让大家懂圣人的道理(知),就天天去搬砖、砌墙(行),这也是。”
风掠过长廊,铜铃叮当地响,我忽然就懂了。回去后,我把王阳明临终的场景改得极淡:没有长篇大论的遗言,他只是靠在枕头上,看着窗外的月光,弟子问他还有什么嘱咐,他笑了笑,指了指桌上摊开的《礼记》,又指了指窗外的菜园 —— 那是他之前和弟子一起种的,青菜刚冒芽。最后只说了句:“你们看,菜长起来了,书也还在,还有什么要说的?”
写完这句话时,窗外的天刚亮。我想起老周啃着馒头说 “一锹一锹挖”,想起小林擦着拓片说 “知和行不是两回事”,忽然明白,“此心光明” 从不是喊出来的,是像老周这样的建设者用汗水泡出来的,是像小林这样的研究者用细节磨出来的,是像王阳明那样,在耕读里、在日常里,一点一点活出来的。
如今《心学圣途》的最后一页已写满字,再看文化园,总觉得它像个热热闹闹的 “知行课堂”—— 老周的铁锹、小林的软布、长廊的铜铃,还有我写废的那些稿纸,都藏着 “心学” 的真义。下次再来,我想带着刚出版的书,坐在长廊下读一段给老周和小林听,就像和老伙计们一起,赴一场迟到了好几年的 “知行” 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