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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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绍初走了，走的时候，坝羊街的风都似乎慢了半拍。在这条依山傍水、烟火缭绕的小街上，他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却是公认的“秀才”——不是科举时代的功名，是街方邻里眼里，那个识文断字、说话斯文，哪怕日子清贫，也始终挺着脊梁的读书人。他的一生，像夜合山上的野草，历经风雨却倔强生长，也像任家大桥的青石，沉默厚重，藏着坝羊街一代人的悲欢与风骨。
早些年，我总看见任绍初坐在村口的夜合山上。那山算不上巍峨，却因一个古老的传说，成了坝羊街人心中的印记——相传，夜合山是两座对峙的山梁，每到夜幕降临，两山便会悄然合拢，像一双闭合的手掌，将坝羊街紧紧裹在怀里，晚归的乡人若是赶不上时辰，便只能在山外徘徊，进不了村。后来，不知是哪一辈的先人，为了破解这个传说，也为了方便乡邻出行，在两山之间修了一座石拱桥。石桥一头稳稳架在半岩之上，石缝里还嵌着经年累月生长的青苔；另一头凿有多级石阶，层层叠叠，缓缓延伸到岸边，与山上的关帝庙紧紧相连，庙前的古榔枝桠伸展，似在守护着这座化解了“合山之阻”的石桥，也守护着世代繁衍的坝羊街人。任绍初爱坐在石桥紧邻的山坡上，手里常常攥着一本卷了边的旧书，或是望着远方的田埂，或是盯着桥下潺潺流淌的溪水，沉默不语，周身透着一股与周遭烟火格格不入的斯文气。
桥头原先长着一棵香樟树，是坝羊街的“老寿星”，树身粗壮得要四五个人手拉手才能勉强抱住，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夏天的时候，浓密的枝叶像一把巨大的绿伞，遮住了毒辣的太阳，成了街邻们乘凉闲谈的好去处。老人们坐在树荫下，摇着蒲扇，讲着夜合山的传说，讲着石桥的来历；孩子们则围着树干追逐嬉戏，或是爬上低矮的枝桠，摘几片香叶，夹在书里，留住一整个夏天的清香。可惜，这座陪伴了坝羊街几代人的香樟树，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热潮中，被无情地砍伐殆尽，只留下一个粗壮的树桩，孤零零地立在桥头，像一个沉默的老者，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也承载着街邻们的惋惜。
任绍初家就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是一栋典型的杆栏式瓦房，青瓦覆顶，木柱支撑，木楼上的木板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踩上去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透着几分古朴的乡土韵味。房前屋后，栽满了各类果树，错落有致——板栗树长得高大挺拔，秋天的时候，饱满的板栗果挂满枝头，成熟后会裂开一道缝，露出褐色的果仁；柿花树在深秋时节最是好看，满树的柿子像一个个红灯笼，沉甸甸地挂在枝桠上，映着秋日的暖阳，格外喜庆；桃树和李树则在春天开花，粉的、白的花朵缀满枝头，香气扑鼻，引得蜜蜂嗡嗡作响，等到花落结果，青涩的果子慢慢长大，成了我们这些孩子最期盼的零食。院子角落，还有一片郁郁葱葱的金竹林，风一吹，竹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家常，竹林里偶尔还会有几只麻雀跳跃嬉戏，满是生机与烟火气。每到傍晚，炊烟从任家的烟囱里袅袅升起，与林间的雾气交织在一起，温柔又静谧。
夜合山之间的那座石拱桥，我有记意便任家大桥。至于这座桥是不是任家的祖先后代所建，我无从考证，也从未听长辈们细说过——或许是，或许不是，但任家世代居住在桥头，与这座桥相伴相生，早已成了坝羊街人默认的“羁绊”。在我模糊的童年记忆里，任绍初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子俩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贫，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件衣服缝缝补补，能穿好多年。任绍初孝顺，凡事都顺着母亲，放学回家，总会帮着母亲砍柴、挑水、做饭，包揽了家里所有的重活累活。可即便如此，日子依旧艰难，等到他年纪渐长，依旧没能娶上媳妇，这也成了街上人偶尔议论的心事，有人同情，有人惋惜，也有人私下里悄悄议论，说他“书读多了，性子太闷，不接地气”。任绍初听到这些议论，从不辩解，只是默默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活，眼底却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
街上有个叫小润的姑娘，论起来是我的表孃，生得眉目清秀、模样周正，皮肤白皙，眼睛水灵，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听说，她和任绍初小时候，家里就为两人定下了娃娃亲，那时候，两个孩子还不懂什么是婚姻，只是偶尔在一起玩耍，任绍初会把自己攒下来的零食分给小润表孃，小润表孃则会把自己编的花环戴在任绍初的头上，日子过得单纯而美好。长辈们常常笑着说，等两个孩子长大了，就成亲，让任绍初好好照顾小润表孃，也让小润表孃陪着任绍初，好好过日子。任绍初长大后，也一直记着这门亲事，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攒够钱，风风光光地把小润表孃娶回家，让母亲和小润表孃都能过上好日子。
可命运弄人，后来，街上的青年东元表叔招工去远方进了厂——应该是当地的建筑社，一个叫在塘山的地方上班，有了稳定的工资，成了街上人人羡慕的“工人”。那时候，“工人”是个十分体面的身份，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强上太多。小润表孃渐渐对东元表叔动了心，觉得跟着东元表叔，就能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便不愿再认这门娃娃亲，不顾家里长辈的反对，也不顾任绍初的挽留，最后毅然嫁给了东元表叔。结婚那天，东元表叔用一辆自行车，载着穿着红衣的小润表孃，在街上游了一圈，街上的人都来道贺，欢声笑语，传遍了整个坝羊街，而任绍初，却躲在夜合山上，坐了整整一天一夜，手里攥着那本卷了边的旧书，眼泪无声地滑落，没人知道他心里的委屈与痛苦。
这事对任绍初的打击极大，他满心委屈与愤懑，却无处宣泄——他性子内向，不善于表达，只能把所有的情绪都憋在心里，最后，他写了一张大字报，用毛笔蘸着墨，一笔一划，写下了自己的怨气，大意是辱骂小润表孃，以此发泄心中的不甘。他把大字报贴在了街上最显眼的地方，希望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也希望能让小润表孃知道，他心里的痛苦。可实际上，小润表孃根本不知道大字报上写的是什么——她不识字，从小就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表叔东元识字也不多，大概只能看懂零星几个字，弄不清通篇的意思，就算看懂了几句，也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觉得任绍初是“输不起，在无理取闹”。后来，这事没人再提及、没人去深究，风吹日晒，大字报上的字迹渐渐模糊，最后被人随手撕掉，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不了了之了。而任绍初，也渐渐放下了这件事，只是从那以后，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坐在夜合山上，望着远方，久久不说话。
论起街方上的辈分，早些年我一直叫任绍初二叔，只因他在家中排行老二，比我父亲小几岁，性子温和，待我们这些晚辈也十分宽厚，每次见到我们，都会笑着打招呼，偶尔还会给我们讲书里的故事，教我们认几个字。后来，任绍初娶了我们同一个院落、杜奶奶抱养的姑娘长英。长英个子高挑、身姿挺拔，模样也清秀，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一双眼睛明亮有神，为人勤快能干，手脚麻利，无论是做家务，还是下地干活，都十分利落，算得上一表人才。杜奶奶无儿无女，收养了长英后，视若珍宝，把她拉扯长大，长英也十分孝顺，一直陪着杜奶奶，不离不弃。
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长英和我还有着血缘关系——她的父亲，正是我的表舅。表舅在解放初期本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家里有良田百亩，房屋数间，日子过得十分富足，可改朝换代后，他被送去劳改，家里的财产也被没收，一夜之间，从云端跌入谷底。二十年后，他留在劳改场参加工作，渐渐稳定下来，才猛然想起，自己被抓走时，家里还有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也就是长英。这些年，他一直牵挂着女儿，却因为身份特殊，无法四处寻找，只能把这份牵挂藏在心里。表舅的弟弟，也就是长英的叔叔，在水城的煤矿采煤，不幸死于矿难，留下了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表舅出狱后，四处奔波打听，辗转多个地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长英。当父女俩相见的那一刻，两人相拥而泣，所有的思念与委屈，都在泪水里宣泄而出。我们这才知晓，长英原来是我的表姐，她的年纪，比我母亲也小不了多少。就这样，辈分悄然改变，任绍初也从我的二叔，变成了我的表姐夫了，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近。
论学识，任绍初在坝羊街上，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他从小就喜欢读书，聪慧好学，哪怕家里清贫，买不起书，他也会向别人借书来读，白天帮着母亲干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研读，常常读到深夜。他的初中是在离家二三十里的区上读的，那时候，交通不便，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干粮，沿着田埂，一步步走向学校，傍晚时分，再踏着夕阳，匆匆回家，风雨无阻。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初中毕业时，他本有机会读高中、继续深造，可高中要去离家上百里的县城，不仅路途遥远，花销也大，学费、生活费，对这个清贫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只因家里太过贫寒，实在供不起他读书，母亲也年迈体衰，需要人照顾，他才被迫放弃了学业，早早辍学在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坝羊街上，和他有着相似遭遇的还有好几个，都是因家境贫寒，没能圆了读书梦，只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埂上辛勤劳作。
解放初期的第一次高考，是改变许多人命运的机会，我们县一共考上了五个大学生，其中四个都来自坝羊街——三个是高中生，一个是初中生，这份成绩在当时，已是十分难得，让坝羊街在周边十里八乡都出了名。当然，这四个人里，没有任绍初。那时有明确的规定，只有吃国家粮的居民子女，才有报考高考的资格，而任绍初是农业户口，和街上其他几个农业户口的年轻人一样，没有报考权，自然也没能参加高考，终究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每当谈起这件事，任绍初的眼底都会掠过一丝遗憾，他常常说：“我不怪命运，只怪自己生不逢时，家里太穷，没能继续读书。”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过读书，家里的旧书，被他翻了一遍又一遍，早已卷了边、泛黄，却依旧被他珍藏着，闲暇之时，总会拿出来读一读，在文字的世界里，寻找心灵的慰藉。后来我出了几本，给他送去，他说：“这是我余生的伙伴了”。
任绍初和我表姐长英成婚后，依旧住在任家大桥桥头的任家老房子里，没有翻新，也没有扩建，依旧是那栋古朴的杆栏式瓦房，却因为有了长英的打理，变得干净整洁，充满了烟火气。那时还是人民公社制，坝羊街上共分为五个生产队，家家户户都靠挣工分过日子，任绍初和长英同属新街生产队，我们家则属于城头生产队。任绍初因为有文化，被推选为新街生产队的会计，负责打理生产队的账目、记工分、分粮食。他为人勤快踏实，做事认真负责，从不敷衍了事，把生产队的账目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分一厘，都记得清清楚楚，从不贪污，也从不克扣，深得生产队队员的信任与认可。
长英的继父，也就是杜奶奶的丈夫，左腿有残疾，行动不便，后来常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全靠长英和任绍初照顾。任绍初从不嫌弃，对待老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悉心照料，无微不至。每次生产队分粮，任绍初总会主动帮忙，把属于老人的那份粮食，小心翼翼地送到家里，还会帮着老人劈柴、挑水、做饭，陪老人说话解闷。有一次，老人突发重病，高烧不退，恰逢深夜，外面下着大雨，山路泥泞，任绍初二话不说，背起老人，冒着大雨，一步步走向十几里外的卫生院，一路上，他深一脚浅一脚，浑身都被雨水打湿了，却始终紧紧护着背上的老人，生怕老人受到一丝伤害。也正因这份体贴与诚恳，任绍初和长英的感情愈发深厚，夫妻二人相濡以沫，互敬互爱，也赢得了乡亲们的一致认可与称赞。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白白胖胖、十分可爱，眼睛像极了任绍初，炯炯有神，哭声洪亮，一家人满心欢喜，日子也有了盼头，过得愈发有滋味。任绍初把这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命根子，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起孩子，轻轻抚摸着孩子的小脸蛋，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他常常抱着孩子，坐在院子里的板栗树下，给孩子讲书里的故事，教孩子认简单的字，盼着孩子长大后，能好好读书，圆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长英也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给孩子喂奶、换尿布、做衣服，每天忙前忙后，却从不抱怨，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可好景不长，孩子快一岁的时候，意外突然降临。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而来，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一整夜，整个山体都被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白茫茫，银装素裹，看不到一丝杂色，寒风呼啸，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第二天清晨，街上的人都早早起床，扫雪、取暖，议论着这场罕见的大雪，可任家，却没有一丝动静。直到中午时分，才有邻居发现不对劲，敲门询问，任绍初才缓缓打开门，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声音沙哑地说：“孩子，没了。”
原来，孩子一直安安静静地睡在夫妻俩中间，因为夜里天气太冷，屋子里没有取暖的东西，孩子不幸被冻死了。什么时候没了气息，他们全然不知，直到天亮起床，才发现孩子的身体早已僵硬冰冷，没了一丝生机。任绍初抱着孩子冰冷的身体，哭得撕心裂肺，长英也瘫倒在地，悲痛欲绝，夫妻俩的哭声，在寂静的雪地里，显得格外凄凉，让人心疼。后来有人说，半夜里曾听到任家有人敲门，敲了很久，却没人应声，等到天亮，孩子就没了气；还有人说，是夜合山的“怨气”没散，带走了孩子。这事越传越玄乎，添了许多离奇的说法，可最终也没能查出究竟，成了一桩未了的心事，也成了任绍初和长英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经历了丧子之痛，任绍初满心悲痛，再也不愿住在那座老房子里——那里装满了他的欢喜与绝望，每一处角落都能勾起他的伤心回忆，每一件物品，都能让他想起孩子可爱的模样。于是，那座老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渐渐落满灰尘，木柱上的油漆慢慢脱落，院子里的果树也没人打理，渐渐枯萎，只剩下一片荒芜。他则搬到了我家后面、长英家原来的住处，远远离开了那段伤心之地，可即便如此，他也常常在深夜里，梦见孩子，醒来后，泪流满面，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长英也一直沉浸在悲痛中，日渐消瘦，夫妻俩常常沉默相对，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气息，直到后来，他们又有了孩子，这份悲痛，才渐渐被冲淡了一些。
一九七一年，坝羊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火势凶猛、蔓延极快，天干物燥，加上街上的房子大多是木质结构，一点火星，就燃起了熊熊大火，浓烟滚滚，遮住了半边天，火光冲天，映红了整个夜空。街上的人惊慌失措，纷纷收拾东西，四处逃窜，有人喊着救火，有人喊着救人，哭声、喊声、火光、浓烟，交织在一起，一片混乱。这场大火，烧毁了半条街八十多户人家的房子，家园尽毁，乡亲们损失惨重，许多人无家可归，只能暂时住在亲戚朋友家，或是搭建的简易棚子里，脸上满是绝望与无助。
任绍初家因在村南口，又拐了一个弯，加上房子周边有一片金竹林，起到了一定的防火作用，侥幸躲过一劫——虽说离他家二十多米远的两户人家，也被大火烧成一片狼藉，房屋倒塌，杂物堆积，一片废墟，有一户就是邓东元家。可任绍初家的房子却完好无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大火过后，任绍初没有只顾着庆幸自己的房子没事，而是主动站了出来，带领着家里人，帮助受灾的乡亲们清理废墟、寻找物品、搭建简易棚子，还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衣物，分给那些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乡亲们。他白天忙着帮忙，晚上还要打理自己的家务，照顾家人，累得浑身酸痛，却从不抱怨，用自己的行动，温暖着每一个受灾的乡亲，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与爱戴。这当中也少了去钟小润家帮忙。
我小时候十分调皮贪玩，是街上出了名的“皮猴子”，每逢刮风下雨过后，总会早早起床，约上几个小伙伴，上山捡核桃、捡柿子；等到春天竹笋冒尖，就上山拔竹笋，尽情享受山野间的乐趣。任绍初家房后的竹林和果园，是我们这些孩子最爱的去处——那里草木繁茂、品种繁多，想要捡的、想要拔的，几乎都能找到，有时候运气好，还能捡到珍贵的竹荪。我就曾在他家房后的金竹林里，采到过几朵洁白鲜嫩的竹荪，像一把把小小的伞，可爱极了，我小心翼翼地把竹荪摘下来，揣在怀里，带回家，交给奶奶，奶奶用竹荪炖鸡汤，味道十分鲜美，鲜香浓郁，是我童年记忆里，最难忘的味道。
采来的竹笋，我们会串起来，挂在屋檐下晒干，等到过年的时候，用来炖猪头肉、炖猪脚，味道十分鲜美，肉质软糯、笋香浓郁，还不容易变质。奶奶常说，这是老祖公最爱的吃法，是刻在骨子里的乡土味道，也是坝羊街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捡来的柿子，剥了皮串起来，放在火炕上慢慢烘干，烘干后的柿子，软糯香甜，咬一口，满口生津、回味无穷，是我们小时候最珍贵的零食，每次拿到烘干的柿子，我们都会舍不得吃，一点点品尝，把这份香甜，藏在心里。
有时候，我们也会趁大人们下地干活、不在家时，偷偷去摘别人家的水果解馋逗乐。尤其是任绍初搬到街上后，他家的果园没人时常照看，去那里偷水果的孩子就更多了。我们常常趁着中午，大人们午休的时候，偷偷溜到果园里，摘几个桃子、李子，或是摘几颗柿子，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生怕被人发现。有一次，我们偷摘桃子的时候，被任绍初发现了，我们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跑，可任绍初并没有追我们，也没有骂我们，只是站在果园门口，笑着对我们说：“慢点跑，别摔着了，想吃，就过来摘，不用偷偷摸摸的，只是别摘太多，留一些，给家里人吃。”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偷偷去偷摘他家里的水果了，有时候，任绍初还会主动摘一些水果，分给我们这些孩子，看着我们吃得开心，他也会露出温柔的笑容。
那时，任家大桥下游不远处，我们城头生产队筑了一道坝，建了一个提水站，专门把河里的水提到二祥沟，用来灌溉田里的水稻，保障收成。那时候，坝羊街任家大桥下游的水稻，全靠这道坝、这个提水站供水，每到灌溉的季节，提水站就会不停运转，“嗡嗡”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坝羊街，也传遍了田间地头。提水站排出的水，缓缓流回大桥下方，积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潭，水色清澈，能看到水底的鹅卵石和小鱼小虾，成了我们这些孩子夏天游泳、纳凉的好地方。
每到夏天，天气炎热，我们就会瞒着家里人，偷偷跑到水潭边，脱掉衣服，跳进水里，尽情地玩耍、嬉戏，打水仗、摸小鱼、捉小虾，欢声笑语回荡在岸边，玩得不亦乐乎。胆子大的孩子，会爬上石桥，纵身跳下去，溅起一大片水花，引得我们阵阵欢呼；胆子小的孩子，就坐在岸边，把脚伸进水里，感受着河水的清凉，看着其他小伙伴玩耍。后来有一年，天降暴雨，引发了大洪水，洪水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像一头咆哮的巨兽，席卷而来，不仅冲毁了那道坝，冲毁了提水站，也淹没、冲平了水潭，当年的热闹景象，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只留下一片荒芜的河滩，冲现了大树下的蛇窝，上百成千的蛇，垮到洪水里。承载着我们童年的欢乐与回忆。
我的额头上，至今还留着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记，那是小时候在任绍初家房后偷枇杷时，不小心磕伤留下的。那应该是我读四年级的夏天，那天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热浪滚滚、让人难以忍受，连风吹过来，都是热的，街上的狗，都趴在地上，吐着舌头，喘着粗气，不愿意动弹。我们几个孩子在大桥下的水潭里洗完澡，驱散了炎热，其他伙伴都陆续回家了，我却跟着一个比我大填下多岁的小伙，偷偷摸到了任绍初家房后的枇杷树下。彼时，黄澄澄的枇杷挂满枝头，饱满圆润、十分诱人，看得人直流口水，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枇杷香。
那个大孩子身手敏捷，几下就爬上了树，伸手摘起了枇杷，一边摘，一边往嘴里塞，还不忘扔几个给我；我则在树下等着，捡起他不小心掉下来的果子，飞快地塞进嘴里，枇杷的香甜，瞬间在嘴里蔓延开来，好吃极了。就在这时，路上突然有人回头看到了我们，大声喊了起来：“有人偷枇杷！有人偷枇杷！”我们吓得惊慌失措、魂飞魄散，树上的孩子赶紧跳下来，拔腿就跑，生怕被人抓住。我也跟着他拼命跑，根本不敢走原路，更不敢回头看，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赶紧逃跑。他往哪里跑，我就往哪里跑，见他纵身从田埂上跳下去，我也学着他的样子，闭着眼睛跳了下去。他年纪大、身子稳，跳下去安然无恙；可我年纪小、身子轻，既没掌握好分寸，也没看清脚下的路，一头扑在了田埂下的一块大火石上，额头顿时磕出了一个坑，鲜血瞬间涌了出来，钻心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大叫一声，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当时，村里一个右眼有残疾、同辈人都叫他杨瞎子的人（我一直叫他杨叔）也是我们同倓之一，他虽然右眼看不见，可耳朵却很灵，听到我的哭声，又看到我头在流血，吓得赶紧跑倒回来。他随手掏出身上揣着的蓝雁烟盒，抽出里面剩下的几支烟放在荷包里，把空烟盒紧紧按在我的伤口上，一边按，一边安慰我说：“别哭，别哭，没事的，很快就不流血了。”我赶紧用左手按住烟盒，后来又换成右手，手上很快就沾满了鲜红的血，黏糊糊的，十分吓人，我吓得哭得更厉害了。杨叔牵着我往我家跑，一边跑，一边不停地安慰我。
回到家后，奶奶看到我头在流血，吓得脸色苍白，赶紧找来了草药，给我包扎伤口，一边包扎，一边不停地责备我，可眼里的心疼，却藏不住。我慌慌张张地跟家里人撒谎，说自己是拔竹笋时不小心摔倒摔伤的，不敢说自己是偷枇杷时摔伤的，生怕被家里人打得更厉害。奶奶虽然半信半疑，可也没有再多问，只是不停地叮嘱我，以后不要再这么调皮了，要小心一点。就这样，我侥幸蒙混过关，没被家里人责备，可额头上的伤口，却留下了一个疤痕，这个疤痕，陪伴了我一辈子，也时时刻刻提醒着我，童年时的调皮，提醒着我，坝羊街的那些烟火往事，提醒着我，任绍初家房后的那片枇杷树。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民风淳朴却也带着几分粗粝，那时候，没有太多的规矩，也没有太多的约束，谁家兄弟多、劳力足，谁家在村里就有势力，常常会欺负弱小、横行霸道、强取豪夺，没人敢轻易招惹。新街生产队有家三兄弟，性子蛮横、行事嚣张，身材高大，力气也大，在生产队里横行无忌，特别是最小的一个，常常欺负那些老实巴交的乡亲，抢别人的粮食，占别人的田地，谁要是不小心得罪了他们，准没好果子吃，轻则被辱骂，重则被殴打，乡亲们大多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忍受。
任绍初却是个正直善良、刚正不阿的人，最看不惯这种恃强凌弱、欺压乡邻的事，他虽然性子温和，可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退让，早就想好好治治这家三兄弟，杀杀他们的嚣张气焰，为乡亲们出口气。他常常对乡亲们说：“我们都是坝羊街的人，应该互相帮助、互相体谅，而不是互相欺负，他们越是嚣张，我们就越不能怕他们，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治住他们。”乡亲们都很佩服任绍初的勇气，可也有人劝他，不要多管闲事，免得惹祸上身，可任绍初却笑着说：“我不怕，我是生产队的会计，有责任保护乡亲们的利益，不能看着乡亲们被欺负。”
有一天，因为生产队分粮食的事，这家三兄弟又寻衅滋事，故意刁难乡亲们，把好的粮食都留给自己，把差的粮食分给乡亲们，还辱骂那些提出异议的乡亲，甚至还动了手，把一个老实巴交的老人推倒在地。任绍初见状，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带领生产队的乡亲们站了出来，一同反对这家三兄弟，大声斥责他们的恶行，扬言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知道欺负乡邻的下场。
大家拿起身边的棍棒、农具，追着唐家三兄弟满街跑，街上的人都围了过来，为我们呐喊助威，唐家三兄弟吓得魂飞魄散，再也没了往日的嚣张，拼命往家里跑，躲进屋里后，紧紧关上门、插上栓，还搬来桌子、椅子，顶在门上，生怕他们闯进去。无论外面的人怎么骂、怎么推门、打门，他们都躲在屋里大气不敢出，更不敢开门，只能在屋里瑟瑟发抖。从那以后，唐家三兄弟收敛了许多，再也不敢随意欺压乡邻，甚至见到任绍初，都会主动躲开；街上那些原本也爱仗着兄弟多、横行霸道的人家，看到这家三兄弟的下场，也纷纷收敛了气焰，不敢再肆意妄为，村里的风气，渐渐好了起来，乡亲们也终于能安心过日子了。
后来，响应国家“初高中不出乡，小学不出村”的号召，村里要办小学，需要一位有文化、负责任的民办教师，乡亲们第一个就想到了任绍初。任绍初凭借扎实的学识，顺利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成为了坝羊街上新阳小学的第一位老师。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教学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为人师表、严于律己，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教育事业上，倾注在了村里的孩子们身上。
那时候，村里的小学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像样的教室，只是一间破旧的瓦房，墙壁斑驳，屋顶漏雨，桌子和椅子都是破旧的，有的桌子腿断了，就用石头垫着；有的椅子缺了扶手，就用木板钉一下，勉强能用。没有黑板，任绍初就用墨汁，在墙上刷了一块黑板；没有课本，他就自己动手，用毛笔，把课文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分给孩子们；没有粉笔，他就用木炭，代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可即便条件如此艰苦，任绍初也从未抱怨过，每天早早起床，来到学校，打扫教室，备课、上课，晚上，还要批改孩子们的作业，常常忙到深夜。
他不愧是老三届的初中生——学识扎实、态度诚恳，对每一个学生都悉心教导、关怀备至，无论学生的资质好坏，他都一视同仁，耐心讲解，从不敷衍了事。对于那些家庭贫寒、买不起文具的孩子，他会自己掏钱，给孩子们买铅笔、本子；对于那些调皮捣蛋、不爱学习的孩子，他不会打骂他们，而是耐心地开导他们，教育他们，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走出坝羊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孩子们的眼里，任绍初不仅是一位老师，更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一位亲密的朋友。孩子们有什么心事，都会愿意跟他说；有什么困难，都会找他帮忙；放学回家，孩子们会牵着他的手，跟他一起走在田埂上，一边走，一边听他讲书里的故事，讲外面的世界。任绍初也十分疼爱这些孩子，常常把自己家里的零食，分给孩子们，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一起玩耍，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
因为工作出色，教学认真，任绍初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彰，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多年，默默奉献、教书育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许多学生，都在他的教导下，走出了坝羊街，考上了初中、高中，甚至考上了大学，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每当谈起自己的学生，任绍初的脸上，都会露出骄傲的笑容，他常常说：“能看着孩子们有出息，能为坝羊街培养出人才，我就心满意足了。”
等到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那阵子，是任绍初最期待的时候，他盼着自己能转正，能一直坚守在教师岗位上，继续教书育人。可命运再次捉弄了他，他因为年龄超龄，失去了转正的机会，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热爱的教师岗位，告别了那些朝夕相处的学生，告别了他坚守了十多年的校园。离开学校的那天，孩子们都哭了，围着他，拉着他的手，舍不得让他走，任绍初也哭了，他抱着孩子们，哽咽着说：“孩子们，别哭，老师虽然走了，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不要辜负老师的期望。”那天，他站在学校门口，看了很久很久，才缓缓转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后来，村委换届选举，任绍初因为为人正直、有学识、有担当，深受乡亲们的信任与爱戴，被乡亲们一致推选为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当上村主任，村支书后，他更加忙碌了，每天走村串户，了解乡亲们的生活情况，帮助乡亲们解决困难，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牢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全心全意为乡亲们服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坝羊花灯，是坝羊街上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坝羊街上人过年时，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每逢春节，街上的人都会穿着鲜艳的服装，唱着花灯调，跳着花灯舞，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可随着时代的变迁，加上老一辈的艺人渐渐老去，年轻一辈的人又不愿意学习，坝羊花灯渐渐走向失传，街上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坝羊花灯是什么，更不会唱、不会跳。
任绍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深知，坝羊花灯是坝羊街的文化瑰宝，是坝羊街人的精神寄托，不能就这么失传。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抢救、保护坝羊花灯，让这项古老的非遗文化，重新焕发生机。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四处寻找那些还健在的老一辈花灯艺人，虚心向他们请教，记录下花灯的曲调、歌词、舞蹈动作，一点点整理、完善。他还组织村里的年轻人，成立了花灯队，亲自教他们唱花灯调、跳花灯舞，耐心讲解花灯的历史与文化，鼓励他们传承和发扬坝羊花灯。
在他的带领下，原本在坝羊街近乎失传的坝羊花灯，重新焕发了生机——每到春节，坝羊街上就挂满了灯笼，响起了悠扬的花灯调，穿着鲜艳服装的乡亲们，跳着欢快的花灯舞，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欢声笑语，传遍了整个坝羊街，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与喜庆。后来，坝羊花灯还被选送到县城参加会演和县庆，凭借着独特的乡土韵味、悠扬的曲调、欢快的舞蹈，赢得了上级领导和乡亲们的一致好评，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坝羊花灯，了解了坝羊街的文化。
任绍初还特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将失散多年、濒临失传的花灯调一一整理出来，一字一句仔细记录好，亲手传给了我。我为这本花灯调写了序言，整理成册后打印出来，分发给乡亲们，也送给了上级文化部门，也算为保护坝羊街这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出了一份微薄之力。如今，坝羊花灯已经成为了我们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春节，都会在县城和村里表演，传承着坝羊街的文化，也承载着坝羊街人的乡愁。
后来，任绍初因常年操劳、积劳成疾，身体日渐衰弱，常年被病痛缠身、饱受折磨。他一辈子为乡亲们操劳，为坝羊街的发展付出了太多太多，却从未好好照顾过自己，年轻时，家里清贫，吃不饱、穿不暖，常年劳累；中年时，教书育人，呕心沥血；晚年时，担任村支书，四处奔波，日夜操劳，久而久之，就落下了一身的病根。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常常咳嗽、胸闷、浑身无力，连走路都变得十分艰难，可即便如此，他也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依旧牵挂着乡亲们，牵挂着坝羊街的发展，偶尔还会拄着拐杖，走村串户，了解乡亲们的生活情况。
多亏了他的初中同学胡永学——胡永学退休后，在外地自学中医，潜心研究医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医术日渐精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中医。得知任绍初的病情后，胡永学十分牵挂，放下自己手里的事情，常常专程从外地赶来，看望任绍初，为他诊脉、开药方，送医送药，悉心照料他的起居。他每天都会为任绍初熬药、喂药，陪他说话解闷，鼓励他积极治疗，安慰他不要担心，好好养病。也正是有了胡永学的悉心关照与医治，任绍初的生命才得以延长了好多年，虽然依旧被病痛折磨，却也能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最终享年八十四岁有余，也算得以安享晚年。
任绍初走的那天，坝羊街的天，阴沉沉的，下起了小雨，像是在为他送行。乡亲们都自发地来到任家，为他送别，脸上满是悲痛与不舍，许多人都哭了，想起他一辈子为乡亲们做的好事，想起他的正直与善良，想起他的温柔与宽厚，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不舍与怀念。街上的老人，一边哭，一边说：“任书记，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为我们操劳，从来没有对不起我们，他就这么走了，我们舍不得他啊。”
好在去年清明，我回乡上坟时，曾在任绍初家门口，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将近两个小时，一同聊天的还有当年的“情敌”东元表叔。那时的他，精神还算尚可，虽然身体虚弱，却依旧谈吐斯文，眼神温和。我们聊起过去的往事，聊起坝羊街的变迁，聊起小时候的趣事，聊起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的人，有说有笑、十分畅快。我们还聊起了润表孃，聊起了当年的娃娃亲，任绍初笑着说：“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早就不怪他们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她过得好，就够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竟是我们最后的闲谈。虽然没能得知他仙去的消息，也没能亲自为他送最后一程，留下了几分遗憾，但能有那一次畅快的闲聊，能再听他说起过去的点滴，能再看看他温和的笑容，也少了几分愧疚与遗憾，也算不负相识一场。
任绍初走了，可他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坝羊街的每一个角落——留在了任家大桥的青石上，留在了夜合山的山坡上，留在了村小学的教室里，留在了乡亲们的心里。他是坝羊街的秀才，是孩子们的好老师，是乡亲们的好书记，是一个正直、善良、有担当、有风骨的人。他的一生，平凡而伟大，清贫却厚重，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与担当，什么是善良与宽厚，他的精神，就像夜合山上的青松，永远挺拔，永远常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坝羊街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如今，坝羊街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新房子一栋栋拔地而起，孩子们有了宽敞明亮的教室，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足，可那些曾经的烟火往事，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人，却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再也无法忘怀。任家大桥依旧屹立在夜合山之间，石桥上的青苔，依旧翠绿，桥下的溪水，依旧潺潺流淌，像是在诉说着任绍初的故事，诉说着坝羊街的悲欢离合，诉说着一代人的乡愁与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