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瓶装的六神花露水

水木清华苑是个老小区，车库在地上一层，几栋楼合拢处安置了一间公共厕所。车库大多是卷帘门，住人的车库怕潮气太重，总是半开着，像一张永远合不拢的嘴。当年我和母亲就蜷缩在这张嘴里，八平方米，刚好塞下一张床，一个煤气灶，和两个活人。

我在县重点中学读高三，母亲特地从乡下上来陪读，母亲不认得字，但母亲和我在住址上的表达出奇的一致。倘若同学问我住哪，我就说我住在水木清华苑，如果他再深问，我就告诉他从东门延着路直往里走就到了。母亲老乡问她，她也是如此模棱两可地回答。确实，按路线就能到，只是不上楼，门牌上也没有几栋几单元几零几，是从一楼楼梯口拐里去第二间。

父亲在我初中时患癌走了，家里本就是靠着几亩薄地生活，一滴积蓄没有。来到县城，母亲照顾我生活起居的同时，也不得不找一份工作维持生计。我模糊地记得那时的房租加水电大概是三百元每月。

母亲找了份快捷酒店的客房保洁工作。每天清晨五点，她窸窸窣窣地爬起来为我做早饭，怕吵醒我，水龙头会开的很小。等锅里的粥熟了，就盛到碗里，放在桌上凉，鸡蛋也都是剥了壳放在我的碗里。早上一般都是就着咸菜喝粥，吃个鸡蛋，有时候也买点油条和米饭饼，母亲把它们裹在马甲里，等我醒来吃时，还是温热的。如果我还没起床，她就轻手轻脚地拾掇昨天的衣物，端着大红塑料盆，拿着小板凳到公共厕所那里洗衣服。

酒店离得有些远，学校离得并不远，但出发前我们母子的一套流程是一致的，拿着绿瓶装的六神花露水在领口喷一下，朝后背喷一下，在薄薄的水雾中再轻轻地抖一抖自己的外套。花露水的味道混着身上永远散不去的油烟味，成了我记忆里最鲜明的气息。母亲将花露水放回狭窄的窗台，那瓶绿色玻璃瓶在晨光里闪着廉价的光。下完一半卷帘，我步行上学，母亲也骑着二手市场淘来的破旧电瓶车出发了。

那家快捷酒店我就去过一次，是个周六，母亲说肩膀疼得厉害，酒店早晨需要打扫的退房也比较多，就问我能不能去帮忙一起套被子。我第一次看到母亲穿工服的样子，就愣住了，比平日里的她还要寒酸得多。她推着清洁车从杂物间出来，车轮在厚地毯上闷闷地碾过。我跟着母亲，学着她的样子将塑料手套“啪”地绷紧在指缝间。母亲站在床沿，膝盖陷进床垫里。她先是揪住被套的两个角，像抖落一张巨大的渔网那样，手腕一翻，整条被子便“哗”地腾空而起，旧被套一把就扯扔旁边去。然后捏住被角，往新被套里塞进一个角，再熟练地一折、一翻。麻烦的是最后两个角。她不得不俯身，半边身子几乎压进被窝里，手臂伸得笔直，指尖在被套深处摸索，直到勾住被芯的角落。她轻轻一拽，被子便服帖地滑进去。

“这样就好了。”她直起身，拍了拍微微发皱的被面，顺手拂去一粒并不存在的灰尘。我跟着母亲走了七八件房间，基本上还是母亲套的，我就只能帮忙捡拾用过的毛巾、被套，把新的毛巾和洗漱用品放到台子上。她不一会儿就要捏一捏她的肩胛和手臂，我能感受她很疼。

每月十五号，母亲会把工资藏在枕头套里。薄薄一叠，她总要数三遍。“这个月多打扫了十二间退房。”她的语气里掩不住地喜悦和自豪。她总说她是她们班上房间做得最多的，这话我信。

雨季来临时，车库门堂会渗水。母亲用旧毛巾围成堤坝，半夜总要起来拧几次水。有个深夜我被“滴答”声吵醒，看见她蹲在积水前，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假装翻了个身，那抽泣声立刻停止了。第二天她眼睛肿着，却笑着说：“今天有海鲜，客人点到客房里人就走了，是一整只龙虾。”我一开始吃得不很习惯，后来逐渐习惯了。

上大学后，每当临走的前夜，母亲总把我的行李检查七八遍。每次我的行李箱里都被她塞上一包东西，是酒店的一次性牙刷和香皂。“新的，没拆封的。”每次她都小声解释，仿佛这是什么赃物。大巴离开站台，我每次隔着车窗看她，都眼中起雾。

大学宿舍里，我总在枕头下放瓶六神花露水。有时半夜醒来，恍惚还能听见卷帘门抬动的声响，闻到油烟味里飘着的淡淡香气。而母亲依然在那个八平方米的车库里，把剩菜里的肉一片片挑出来，冻在饭盒里等我寒假回去吃。

龙虾冷了就腥，但母亲永远觉得那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