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来

1980年，腊月二十八，奶奶揉着大瓦盆里的面团。快过年了，我发面蒸馒头，你去副食店买花生瓜子儿。

不去，一会儿和同学捉麻雀，让弟弟去买吧。我皱着眉头，手里摆弄着用粗铁丝做的鸟夹子。

去年腊月二十三，让你弟弟去买，回来一看，少了半袋子。嘴馋，吃点也就算了，还充大方，和同学躲到大柳树后边吃。每人半斤花生，三两瓜子儿，一年就买这一回，你是老大，别只顾自己玩儿，帮家里干点活儿。奶奶的拳头，揣打得面团噼啪响。

富强面粉加温水，补面揉成胖脸蛋。

一层纱布盖上边，面团发好蒸馒头。

两个馍馍吃得香，孩子听话快快长。

半大小子干活好，爸妈开心才安康。

奶奶唱起了自编的《发面歌》，她的智慧是希望我能自觉自愿地帮家里干活儿。

十三岁的大小伙，该帮家里干活了。我从床下拿出一双新棉鞋，把鞋底儿快要磨穿了的旧鞋，扔到一边。

今年的花生瓜子儿怎么买晚了？

早买，还没到正日子，就被你们三个孩子吃完了，大年初一拿啥招待客人？

奶奶的满头白发和岁月雕刻的面庞，催促着我行动起来，穿上一件半长不短的棉衣，快步出了门儿。

回来，丢三落四，空手去，拿什么装？奶奶把两个布袋子递给我：“大袋子装花生，小的装瓜子儿。”

寒鸦在干枯的柳树上抖动了一下羽毛，飞到别的地方去捕食了。

风似乎比前些年都大，我把棉帽的护耳放了下来，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被周围的人们叫作“学联社”的大卖场。这个方圆三公里内，唯一的大卖场，鸡鸭鱼肉，服装鞋帽，文化用品，无所不卖，我做鸟夹子的粗铁丝，也是在这里买到的。北师、北邮的师生和延安大院推着四轮竹车的大妈，都热衷到这里采买。去年腊月，妈妈让买鲤鱼，被我错买成了黄花鱼，省下的钱就买关东糖吃了。

腊月里的学联社，人头攒动的大爷大妈，围在一米高的玻璃柜台前，争相购买过年所需的物品。柜台的后面是木制的货架，上边摆着两个巨大的草编笸箩，一个装花生，一个装瓜子儿。买这两样的人最多，因为一年就卖这一回，快要排到门口的长队，让人心烦。当然，玻璃柜里，还有五香花生米可以买，但价格比带壳的炒花生要贵。我家不富裕，除非爸爸的朋友来，没有下酒菜，才买二三两，我们弟弟妹妹也跟着解馋。

排在前边，穿着带补丁外衣的大爷大妈，他们一定也不会买五香花生米。

花生多少钱一斤？大妈问。

五毛钱一斤。穿素花棉袄，系着白围裙的售货员，辫子一甩，声音比大妈高了三倍。

我又不聋，你干吗那么大声？

大声说话是让后面排队的人也能听到，省得有人再问。话说多了，拿秤杆的手就不稳当了，给少了你有意见，给多了，领导有意见。说话时，售货员细眉下的一双丹凤眼咄咄逼人。

有人问你就答，也不至于说话像打雷。秤杆拿不稳，是你功夫不到家，算盘打得利索，秤杆拿得稳当，是店员的基本功，有空多学学百货大楼的张秉贵，人家是“一把抓”。

张秉贵干多少年啦？我才来几天，丹凤眼不服气。

基本功可以慢慢练，但对待顾客也不能没笑模样。大妈的连珠炮，让丹凤眼没了话语，脸也泛起了红晕。

这嘴仗，让我起急：“赶紧买吧，脚丫子都站麻了。”

大妈回头瞪了我一眼。

真心希望前边的人能少买点，排到我卖完了，回家又该被奶奶数落：“是不是路上开了小差儿？叫你干的事情，总是办不成”，我伸直了脖子往货架上张望。

丹凤眼红着脸，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接过我递上的副食本看了看，抓起挂在货架上，用牛皮纸卷起的圆珠笔芯，在副食本上，只有过年才供应的花生一栏，画了一个勾。

卖花生瓜子儿的秤盘和卖水果的不同，卖水果用得是圆形的，就像一个大汤盆儿，这样秤杆晃动或倾斜，水果就不会滚到地上，卖花生瓜子儿，自然是要用簸箕形的了。

搓起一“簸箕”花生，细长的手指提起秤毫，丹凤眼瞄着秤星，把被砣绳吊起的秤砣，往左挪了一下，秤杆微微抬起，她轻轻抖了两下秤盘，一把花生散落到柜台上的小铁盘里。

抖个啥？就不能多给点？我心里发狠。

三斤正好六口人的，她把外壳微黄，飘着香味儿的花生，倒进了我撑起的布袋子，又把货架上所剩不多的瓜子也如此操作一番。丹凤眼抖秤盘的动作，让我心增不满。

提着两袋子年货，完成了奶奶布置的“光荣”任务，带着寒风进了家门，把两个布袋子放到了八仙桌上。

刚才忘记了，再去买趟芝麻酱，不然，过年抹馒头、涮锅子、拌凉菜就没得吃了。

事儿真多，再买一趟芝麻酱，上午捉麻雀就泡汤了。

奶奶把一个不大的罐头瓶子递给我。这瓶子是去年生病，妈妈买黄桃罐头，桃吃完了，瓶子舍不得扔，今天派上了用场。

快到中午，学联社里的花生、瓜子儿卖完了，人少了许多。售货员还是那位“抖秤盘”的丹凤眼，我不情愿地把副食本和罐头瓶递给她：“买一瓶芝麻酱”。

空瓶过秤，然后拿起一个勺头足有馒头大小的长柄木勺，从外边贴着红纸标签的麻酱缸里舀了一勺，浓稠的麻酱，顺着不大的瓶口，溜进了放在柜台上的罐头瓶儿。

一称重，才四两多一点，又舀了一勺，缓缓倒入再称，比副食本的定量多了一两，而且有一些滴在了瓶子外边。

丹凤眼看着快要装满的玻璃瓶儿。以往，买芝麻酱的大妈都是端着大瓷碗或搪瓷盆来，倒多了，用勺子从上一层，舀出一点，倒少了再加点都很方便。这罐头瓶口比勺子小一圈，麻酱勺，无论如何也伸不进去，倒进去容易，倒出来难。从瓶子里倒出来的麻酱，也不敢倒回麻酱缸，再卖给其他的顾客。今天运气不佳，总是碰上让人头疼的事情。

丹凤眼朝我瞟了一眼，皱着眉头说：“就这样吧，下回你最好拿个大口的瓶子买。”看着她无奈的表情，我差点笑出声，这回没法子抖秤盘了吧？她把辫子一甩，又去接待别的顾客了。

我把留在罐头瓶口的芝麻酱抹进嘴里，贪婪地咗了一下手指，才把自制的牛皮纸瓶盖儿盖上，用橡皮筋捆紧。回家吃芝麻酱抹馒头去啦，雪白的富强粉馒头，浓香的芝麻酱，再撒上一层白砂糖，做梦都会被乐醒。

回到家，把事情的经过跟奶奶说了一遍。

“老糊涂了，考虑问题不周到，你赶紧去给人家送多给的麻酱钱，不能让国家吃亏”，奶奶絮叨着，从一个旧纸盒里拿出6分钱。

我去给她，就等于逼她承认犯了错误，被领导看见也会挨批评，估计奖金也要打折扣。

店里的领导你认识，你不会先看看领导在不在，领导不在，你再给她。

奶奶说得没错，领导我还是认识的。暑假的时候，一天中午，奶奶做打卤面，没了香菜，就让在院子里跳皮筋的妹妹去买，等她跑到店里，人家已经午休了。

夏天学联社卖菜，是放在店的外边卖的，应季的菜，摆在货架上，午休时间也无人看管。妹妹拿了几根香菜，放下三分钱，跑回了家。不知道被谁家的孩子举报了，说妹妹拿菜没给钱。领导找到家里要钱，奶奶给了钱，还当着领导的面，打了妹妹的屁股，妹妹委屈地坐在地上大哭。

我相信妹妹一定在货架上放了钱，估计是被别的孩子拿去买冰棍吃了，也可能是被风吹走了。因此，学联社领导的长脸，我不会忘记。

领导不在，也不能补交钱，被旁边的售货员看见，议论开，麻烦更大。

给不是，不给也不是，手里捏着六分钱的奶奶，犯了难。下回咱们拿个大碗去买，不能再犯错了，让人家为难，奶奶一声叹息。

大年三十很快就降临了，除夕之夜，外面飘起了雪花。“明年一定是个好年景”，奶奶把茶盘里的茶壶和茶杯从八仙桌挪到卧室里。我从桌子下边，把铜火锅搬到桌子上，倒入开水。木炭是早就在学联社买好的，添炭点火，不大一会儿，水就开了。爸爸和弟弟妹妹应声围坐在桌子周围，妈妈把麻酱用香油搅拌，撒上韭菜花和酱豆腐汁，然后分成了六小碗，摆在我们的面前。

奶奶端上刚烙好，还烫手的芝麻饼。她的手艺和早点铺里，做芝麻烧饼的大师傅不同，奶奶烙的两面都有芝麻，吃起来特别香，皮酥、里边软。她说，从前老北京的芝麻烧饼都是两面粘芝麻，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单面粘芝麻了。

羊肉还没开涮，我拿起一个热烧饼，嚼了起来。嘴边的芝麻粒掉进了桌缝，抠不出来，我学着相声段子里的表演，像敲鼓那般，两掌使劲拍在桌子上，芝麻粒儿从桌缝里，不情愿地蹦了出来，被我和弟弟抢着吃掉了。

不错，不错，吃了烧饼，省了羊肉，爸爸笑着打开一瓶过年才喝的桂花陈，妹妹抢着给奶奶和爸妈倒酒，我和弟弟也分了一杯。

一家人举杯欢庆，笑语欢颜。忽然，门外传来敲门声。没有亲戚投奔，年三十更不会有人来拜年。一开门，是一位头上落满雪花的姑娘。脖子上围着一尺宽，用粗毛线编织的大红围巾，遮住了半张脸，但明亮的丹凤眼，让我认出，她就是卖芝麻酱的售货员。

买麻酱，没给够钱，被人家大年三十找上门儿来，丢死人了，我面红耳赤，不知所措。

我是来送副食本的，腊月二十八那天，你只顾拿麻酱，把副食本落在店里，等了你两天，没见来找，怕耽误你家过节用，就按本上的地址找你，结果人去楼空，向左邻右舍打听，才知道你家两年前就搬走了。又去了居委会，如果再打听不到，就要跑派出所了。

丹凤眼的话，让我羞愧难当。

给你添麻烦了，以前在两间筒子楼里住，孩子大了，就搬到大院的东头，三间平房住了，离学联社可就远多了。

不远，也就三公里。

副食本上的地址忘记变更了，实在是抱歉，妈妈替我解释说。

这孩子粗心，丢三落四，老话说了，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还不谢谢姐姐，奶奶一边说，一边拿出六分钱递给她：“这是欠店里的麻酱钱”。

是我业务不精犯的错，麻酱钱，我当天就付给店里了，并向领导做了检讨，争取练成“一勺准”。

奶奶抹了一下发红了的眼圈，这姑娘心肠真好，快坐下喝杯茶，暖和暖和。

爸爸倒了一杯老北京人爱喝的茉莉花茶，递了过去。

“不了，快过年了，学联社工作特忙，下班也晚，等关了店门，才有空去打听你家的地址，打扰你们一家子吃年夜饭了”。丹凤眼扫了一下我家墙上的挂钟，还差五分钟就九点了。

我站在旁边，盯着那双温暖的丹凤眼。

老大，你去送送人家，雪大，路滑，她爸妈一定着急了。

门外的街上，已经有人在放鞭炮和礼花了。雪打着花灯，她远去的背影，消失在灯火阑珊的夜幕里。

明年腊月，一定端一个大碗去找她，不为买麻酱，只为看丹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