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银元

我有两枚民国时期的银元，一枚是我出嫁时外祖母陪送我的，一枚是母亲陪送我的。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

前些日子，我把从小时候就积攒的明信片、信件，还有一些小玩艺儿都翻了出来，看到了盒子里安安静静躺着的那两枚银元，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四岁时妹妹出生，母亲要照顾两个孩子，又要下地干活儿，忙得分不开身，于是我就被送到了十几里外的外祖母家。

外祖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曾经是一名在枪林弹雨中负过伤、立过功的军人，转业安置到外地银行从事领导工作后因身体原因自愿返乡，国家发放生活补助。又因为有些文化，回到村里后当了会计。在当时的农村，外祖母家的生活算是比较宽裕的。

每天早上，外祖母都会在粥锅里给我煮一个鹅蛋，锅里的木架子上蒸着一碗酱菜。她喜欢把鸡蛋、豆酱搅匀再放些油一起上屉蒸，十几分钟后，鸡蛋和酱混合在一起的香味引得我食欲大开。熟的肉块、咸菜条、少许酱一起蒸也是外祖母的拿手菜。看着幼小的我吃得欢畅，外祖母慈祥地笑着，目光里满是宠爱。我那瘦弱多病的身体就在她的调理下逐渐强壮起来。

那时候，农村的物资匮乏。小姑娘们穿的都是家里大人自己或请人用从供销社扯来的几尺布做的衣服。有一年，祖母因为实在买不起市面上流行的细布，给了我一块她亲手织的粗布，想让我——她的孙女做一条裤子。布拿回外祖母家时，外祖母一言不发，默默地收了起来。第二天，她去供销社给我扯了一块的确良的小花布，为我做了一条裤子，又用祖母给的粗布为我做了一件小坎肩，既全了祖母的一片心，又没让幼小的我因穿着家织的粗布做的衣服被同伴们嘲笑。

要上小学时，我被父亲接回来了家。假期，只要父母有时间，我就磨着去外祖母家，总觉得有外祖母的家才是我的家。

后来，我去外地上学、工作，和外祖母的联系只剩下偶尔拨通的电话和过年、过节时短暂的相聚。外祖母让我回家住几天的要求每每被我以工作忙为由拒绝。虽然我能明显察觉到外祖母的失望，但在那时的我看来，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还会很长，不必急于一时。

外祖母知道我爱吃酱菜，一次次地让我母亲给我带回来她亲手做的、用罐头瓶装好的豆瓣酱。只是我自己依葫芦画瓢做的酱菜却始终没有外祖母做的好吃。

我结婚前，外祖母拿出一枚银元，交给我。我知道，这是她仅剩的一枚银元了。前些年，她把她父亲遗留给她的几枚银元都分给了她的儿子、女儿们。虽然她的孙辈众多，但在她的眼里，我是与众不同的，是从还在她女儿肚子里时就被她保护、呵护长大的外孙女，是她最亲近、最挂念的人，她给我留了一枚银元当嫁妆。

母亲分到的两枚银元，一枚我结婚时给了我，另一枚妹妹结婚时给了妹妹。

生了孩子后，我的生活被填得满满的，渐渐远离了外祖母的世界。再去外祖母家，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她在急速地衰老，头发花白，牙齿掉得没剩几颗，走路颤微微的。每次见到她，我都会心痛。

虽然明知道每个人都会老去，只是面对最爱自己的亲人步入风烛残年日渐衰老仍是一种极痛苦的事。

十几年前，外祖母走了。冥冥中我老是有一种错觉，外祖母还在，还一直生活在那个农家小院。只是当我再回去时，却再看不到那棵到了夏季就开得满树紫色花朵、香气馥郁扑鼻、端午节时挂满外祖母亲手缝制的各色式样香囊的刺玫花树了，也再看不到外祖母那圆圆的笑脸了。

偶尔和母亲闲聊，听她讲从前的事。得知外祖母兄妹众多，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嫁给了隔壁村里的外祖父。外祖父在外地当兵、工作，她独自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在家，种地为生。外祖父转业后，生活条件才逐渐好转。

外曾祖父，也就是我外祖母的父亲上了年纪、失去劳动能力后，他的几个儿子儿媳因人口众多生活困难对老人疏于照管，外祖父、外祖母把他接到了自己家，独自担起了赡养的责任。在外祖母家，老人衣食无忧地度过了余生。

生了我舅舅后，外祖母患上了淋巴结核，脖子生疮溃烂，村医每天都要来给她换药。长长的纱布塞进伤口，又没有麻醉药，外祖母疼得满脸地汗，一言不发。

外祖母性格和善，乐于助人，手又极巧，谁家里有事需要帮忙，她总是乐乐呵呵地出现，在亲戚、村民中人缘极好。她在村里的辈分高，和她一起出门，人们见了她都老远就“三奶奶、三太太”地打招呼。她去世埋葬到墓地后，几个来吊唁的已经一把年纪的远房侄子、外甥回到她生前的房间里痛哭失声。他们舍不得这个慈祥和善、一直对他们关怀倍至的亲人。

中国妇女坚强、隐忍、善良、孝顺的品格在外祖母的身上完美的体现着。我的母亲也从她的母亲身上继承了这些优秀的品格，默默无语地照顾多病的婆母，带大了自己的女儿，又帮我带大了孩子。

看着眼前的这两枚银元，我的思潮翻涌。虽然这样的银元早已不在市面上流通，也并不怎么值钱，但每一枚、每一次地赠予都是长辈对晚辈未诉诸于口的期待和祝福，是尊老爱幼、淳朴家风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