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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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30日，莱州湾畔一个叫曲家的小村子里，一农户家继长孙之后，迎来了第二个孩子——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在哈尔滨当账房先生的父亲，望着窗外攀援的花藤,看着襁褓中的孩子，高兴地说：“就叫花藤吧。”这个叫花藤的小姑娘就是我的母亲。
我不知道外祖父当时的深意，只觉得“花藤”这个名字，象极了母亲的一生。花藤无骨，却能顺势攀援，无论风雨多烈，它只管生长，不言放弃。
三岁那年，这株稚嫩的花藤便遭受了人生的第一场霜雪。还没来得及记住生母的样子，母亲便成了没娘的孩子。我记得母亲提起过，十二岁的大舅穿着孝服，跪在灵前，街坊的婶子大娘哭着“盘根儿娘”， 三岁的她也跟着哭“盘根儿娘”，年迈的祖母一把抱住这个三岁的小闺女儿，老泪纵横：“苦命的孩子啊，没了娘，你可怎么活啊？”三岁的孩子 ，哪懂生死离别？哪知道没了娘是什么概念？
好在继母进门，给了她些许温暖。但随着姨妈和小舅的降生，继母病倒，身为党员的外祖父在村里担任村干部，工作积极，家里的大小事务便落到了母亲这个未成年的小姑娘身上。从此，教室里的有个座位常常空着，因为要回家生火做饭；庭院里多了一个喂鸡喂猪的身影，因为要贴补家用；井台边，总能看到一个瘦弱的女孩，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费力地提水。井台结了厚厚的冰，大人走在上面都心惊胆战，她不敢靠近，只能站在离井口一米多远的地方，把水桶甩下去，再一点点把绳子拽上来。那绳子勒进肉里的疼，她从未喊过。
十七岁，花藤刚要伸展枝叶，厄运再度降临。继母病逝，十二岁的妹妹和九岁的弟弟揪着她的衣角嘤嘤地哭泣，从此，她活成了弟弟妹妹的娘！
真难啊，哥哥在哈尔滨工作，弟弟妹妹还小，父亲又很忙，还有一个年迈的祖母需要照顾……母亲是怎么扛过来的？我不知道，母亲只是说了两件事，轻描淡写地，我却听得惊心动魄。
那年修房压屋脊，本是成年男人干的活，至少需要两个人，一个在地下负责把和好的草泥团成团扔给屋脊上的那个人，屋脊上的那个人接住草泥，再把草泥用双手均匀地码放到屋脊上。母亲是个姑娘家，身子单薄，力气有限，成团的草泥扔不到屋顶，外祖父就负责在地上扔，母亲负责在屋脊上压。邻居都说：“这个闺女真能干。”可我知道，这能干的背后是怎样的艰辛，又是怎样的倔强和坚韧?寒风中她跨坐在屋脊上，接住的岂止是一团团沉重的草泥，更是在接住一家人的生计。
还有那个冬天，一家人的棉衣无人缝制，外祖父抱着早已准备好的布料和棉花去找邻村的姑姥姥求助。天阴沉得厉害，姑姥姥面露难色：“二哥，不是我不帮你，我实在是顾不过来……”外祖父没有多说话，他体谅妹妹的难处：妹夫在青岛工作，妹妹一人拉着四个孩子，还得伺候婆婆。他知道妹妹的不易，只好抱着布料往回走。天更阴沉了，刚开始的雪粒子已经变成了鹅毛大雪，落在头上、肩上，也落在怀中那沉重的包袱上，回家的路并不远，但他走得很慢很慢……。母亲说，外祖父到家时，已变成一个雪人，眉毛胡子上挂满了冰碴子。那是雪水，还是泪水？母亲没说，但我知道，那一刻，她心里的那根弦，断了。
母亲是倔强的，那天晚上就开始对着油灯学针线。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练就了一手好针线。小时候我和弟弟穿的衣服邻居都夸板正，爷爷奶奶穿的鞋子老人都说周正。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春天打壳子，秋天纳鞋底，灯光下，她的手指上总是缠着胶布。
后来，在哈尔滨兵工厂担任车间主任的大舅，给母亲找了工作，但她放心不下家里，只上了两个月的班就回了老家，也就是这次回来，她遇见了我的父亲。那是母亲这辈子最明媚的日子。父亲是代课老师，儒雅帅气，外祖父很欣赏他。两人相爱、结婚，生下了我和弟弟。花藤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大树，开出了最美的花。
可是，上天似乎总爱嫉妒这株花藤的生机。弟弟不满周岁时，母亲突发腰腿疼，卧床不起。父亲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载着母亲奔波在求医问药的路上。母亲说：“不管遭多少罪，我都得活下去，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妈妈。”西药一把一把地吃，中药一碗一碗地喝，针炙拔罐加推拿，都不见效。当时 ，我们村里有一个回乡的老中医，姓林，是个右派，父亲找他说明情况，他偷偷地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纸包，递给父亲，说：“放到中药里，一起煎。”
说也奇怪，母亲喝了以后竟然有轻松的感觉，林大夫说：“腰肌劳损，需要补。”然后开了方子：熟杜仲一斤，补骨脂半斤，核桃仁一斤，研末炼蜜为丸。母亲吃了一个冬天，竟能下地，来年春天，母亲竟康复了。此后的每个寒冬，母亲都会服上一整个冬天的“大补丸”。那是大舅从哈尔滨买回的野生杜仲，一粒粒药丸，盛着全家人沉甸甸的希望。这个方子救了母亲，也救了我们家。
病愈后的母亲，又一次焕发了无限生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她带着我们还清了生产队的赤字，有了存款，盖了新房，买了村里第一台电视机。日子像藤蔓上的叶子，一片片舒展开来。
母亲的生日是农历五月二十八，母亲的六十大寿，是父亲张罗的，那时父亲已退休，我和弟弟也早已结婚生子，三代同堂，其乐融融，那天母亲笑得象个孩子。可谁曾想那年腊月初八，父亲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一下子苍老了十岁，临近年关，她强撑着说：“炸点鱼，炸点丸子吧。大人孩子得过年，你爸也不愿看着我们哭。”我烧火，她掌锅。油锅烧热，发出滋滋的声响。我偶尔抬头，看见一滴泪从她脸颊滑落，“嗞”的一声，在滚烫的油锅里炸开一朵小小的花。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眼泪掉进油锅里，是会响的。
之后的二十多年，母亲独自生活，她把自己的心思都放在了我和弟弟身上。她在院子里开辟小菜园，只为我和弟弟能吃上无公害蔬菜；她编着玉米皮小绳卖钱，只为晚年能少花点儿女的钱。在她眼里，我和弟弟永远是需要被她呵护的孩子。小白菜包子给我们包好 ，大馒头给我们蒸好，小院的菜给我们摘好，只等周末我们回家去拿。
朋友们都说我心灵手巧，我知道我是遗传了母亲。母亲是花藤，我便是那藤上延展出的叶；母亲是花藤，我便是那藤上开出来的花；母亲是花藤，我便是那藤上结出来的果。在妈妈眼里，我是最好的那个，我做了西红柿炒鸡蛋，母亲说“好吃”；我织了毛衣，母亲说“好看”；我写了文章，读给母亲听，母亲说“写得好”。
我的倔强坚韧来自母亲的遗传和教导，我受伤骨折，母亲照顾我一百多天，她告诉我：“这是硬伤，不是生病，过一天就好一天。”我生病手术，她守在床边，对我说：“年轻人有点小病小灾是正常，挺过去就好了。”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乐观豁达，顽强坚韧。在我的心里，那株属于她的花藤会长青不衰，一直在我生命里，枝繁叶茂。她八十三岁，耳不聋眼不花，我总天真地认为，还能陪伴她十年八年。直到那个诊断书砸下来——胰腺癌。
武警医院、齐鲁医院、省立医院、省肿瘤医院……我疯了似地到处跑、到处咨询，只想从死神手里把她抢回来。可医生的话冰冷得像刀：“年纪太大，不能手术，只能引流。”
手术后的母亲起初还很乐观的，她说：“我会好起来的。”我也幻想她会好起来，有时看着她和我家孙女玩乐的场面，我不相信她是生病的；可看着她腊黄的脸，我又不得不相信她是病着的。
渐渐地，母亲吃不下饭，开始腹涨、呕吐，她说：“我这不是好病，哪有天天吃药不见好转的？”从此，母亲再也没说过她的病情。她说：“我不怕死，这个岁数了 ，够本儿；儿女都孝顺，我知足。” 。”
接下来就是不断地嘱咐：
“院子里的菜该浇了。”
“天井自来水的塑料布该揭了。”
“柜子里有五千六百块钱，给我办事用。”
“存款你俩分开。”
……
最后几天，母亲已不能说话，我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这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啊!皮包骨头，冰凉得像冬天的井台。她睁着眼，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眼神空洞却又极力聚焦，仿佛要把我的模样刻进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八十四载光阴在藤须间流转成河，藤枯了，光尽了，母亲的生命定格在2026年3月26日下午4时30分！
那一刻，我才惊觉:原来,母亲就是大地上最沉默的那类人。她用一生的劳碌侍奉娘家，供养婆家；她的爱从不喧哗，只藏在针线与灶台的光阴里，藏在场院地头的汗水里。她对待公婆的孝顺，对待弟弟妹妹的关爱，对待父亲的扶持，以及对待我和弟弟无尽的疼爱，从来不需要任何理由。
这冰冷的定格，让我不得不重新拼凑母亲的一生，让我真正读懂了外祖父给她取名的深意。
花藤，母亲！她没有伟岸的身躯，却有着最顽强的根系。无论风雨如何肆虐，她只管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哪怕被压弯了腰，也绝不折断。
母亲院里的菜又收了一茬，弟弟每周回家打理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