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十五年没有真真切切地见到她了,但在深夜她却总出现在脑中,我仿佛仍旧躺卧在她那苍翠的臂弯中,感受她最清澈、最柔弱的目光。我恍然大悟,原来与她的重逢,已不再需要车票,只需要一次次深沉的、安宁的思念。
砖瓦在轰隆的喧嚣中蔓延,一座座新城崛起,一条条道路伸展,而她始终在那个角落,就那样睡着,用亘古的静谧,等待着她亲手送走的孩子。
她的名字叫银山,我常无端猜想这名字的由来——或许,只源于某个先人,在推门迎向隆冬的刹那,被一整座山寂静的银光晃了心神,便脱口而出。她太微小了,被两座高山紧紧搂在怀中,只占据着方圆一公里许的、珍贵而平坦的胸膛。那两座山也因此有了名字,直接得近乎温柔:一座叫前山,一座叫后山,像两位沉默的卫士,为她隔开了全世界的喧嚣。
她太安静了,安静得仿佛一年四季,都在欣赏一场自然的交响曲。春天是啄木鸟当当当的架子鼓,清脆、跳跃,将沉睡的人们敲醒;夏天是溪流哗哗哗的电吉他,酣畅淋漓地即兴solo,永不知疲倦;秋天是风穿树梢的萨克斯,辽阔而苍凉,吹散所有热度;冬天则是雪落无声的三角铁,“叮”的一声清响,晶莹剔透。
可这样盛大的演出,观众却不算多,满打满算,只坐了三排,一百多个。
他们坐得整齐,每五个连在一起,相互之间留出了一条小走廊,仿佛为了听到忘情处,能侧身交换一个会心的眼神。他们个头相仿,像一母所生的兄弟,都戴着褪了色的、红色格格的帽子。他们一天总要抽上两三次烟,烟雾咕嘟咕嘟地,只愿往天上冒。若是傍晚,那烟气便给橙红的夕阳,蒙上一层朦胧的、忧郁的面纱。
就这样,青草泛黄而又发芽,野花枯萎而又怒放,溪流冰冻而又融化。不知从何时起,观众们开始一个一个地少了。他们不是离席,而是以一种缓慢的、永恒的姿势,蹲伏了下去,或是卧倒。空出来的座位,让风穿过时,发出空旷的呜咽。唯一确定的是,他们不会再站起来了。
而她,始终静谧地卧在那里。她的静默,并非漠然。那是一种历经了太多轮枯荣后,所沉淀下的、母性的耐心。她静默谛听的,是山外那些砖瓦森林里,一季便更迭的潮流与口号;她伤心无言的,是孩子们在喧嚣中,渐渐听不见溪流与心跳同频的声响。
但她依旧在等。用青草泛黄又发芽的耐心,用野花枯萎又怒放的韧性,用溪流冰冻又融化的执拗。她把等待本身,活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风景。两条蜿蜒而出、渐渐被荒草淹没的山路,仿佛是她永远微微张开的臂弯。
直到某个时刻,一个在千里之外、被玻璃幕墙折射的霓虹晃了眼的孩子,在深夜里蓦然回首。终于在记忆的褶皱里,在一片澄澈的寂静中,他终于,听懂了她全部无声的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