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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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初升的太阳，温暖和煦。道路两旁，粉墙黛瓦的屋舍，错落有致，极具韵律感的马头墙，与苍翠山峦相映成画。山坡上层林尽染，枫赭松青，点染交织，恰似一幅幅墨彩淋漓的天然画卷在天地间徐徐展开。
车，静静行驶在前往泾县桃花潭的路上。导游是位年轻的泾县姑娘，神情却透着与年纪不相称的老练。她嗓音清亮，一开口便带着几分狡黠的笑意：“各位叔叔阿姨，你们——‘好色’吗？”
我们先是愣住，随即泛起低低的哄笑与私语。她却不急，等车内微妙的躁动稍稍平息后才从容接道：“来泾县，可不能不‘好色’呀。我们这儿，是能用四种颜色形容的——绿、红、白、灰。”
哦，原来她说的“好色”，是四种颜色。“绿是山水，满目青翠；红是热血，铁骨忠魂；白是宣纸，莹洁如雪；灰是徽韵，粉墙黛瓦。”
她抬手向窗外轻轻一指：“瞧，就连咱们走的这条路上的线条，也是四色拼成的。”果真，路边的交通线，刷着红、绿、白三种墨色，配上灰扑扑的路面，竟是意外的和谐。
我靠在车窗边，看窗外掠过的山，那是种特别的青，像上好的徽墨在生宣上淡淡地化开一层，又像是谁用极淡的赭石轻轻擦出来的。
我知道，这墨、这色彩，是我与泾县相遇的源头。五个月前，我所在的老年大学组织书画班学员，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夕阳颂”书画大赛，我学书法才二年，在老师的指导和激励下，也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参赛，居然获奖了。主办方把颁奖典礼放在泾县举办，我这才知道，原来这藏于皖南山间的小城，竟是中国宣纸的故乡，也是李白写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地方。那句诗，已被吟唱了一千两百七十一年。
大赛组委会的安排十分周到，在颁奖仪式的前一天，特意组织我们游览泾县。第一站，便是那闻名已久的桃花潭。
我们从景区东门进入，入口不远处，文昌阁静默地立在时光里。飞檐翘角依旧，只是朱漆早已斑驳，木色在风吹日晒中褪出沉稳的灰调。这沧桑，并未折损它的气韵，反倒添了几分岁月沉淀的厚重与古意。随着人潮缓步向前，我也在古树下请来一条红色的祈福带。我接过笔，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又在“学业有成，金榜题名”那行字前，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添上了小外孙的名字。每个笔画都落得缓慢而虔诚，仿佛墨迹渗入布纹的同时，心愿也正被时光悄然承接。随后，我踮起脚，将它系在千年古树的枝条上。红绸带在微风里轻轻飘荡，与无数同样鲜亮的祈愿交织在一起。不远处的香炉中青烟袅袅升起，缭绕在古阁檐角与枝桠之间。望着那抹鲜艳的红渐渐融入一片祈福的海洋，心中忽然一片澄明宁静。笔墨承载的，不过是人间最朴素也最深切的期盼，而这，或许正是我们千里而来，停驻于此的意义。
往深处走，便是翟氏宗祠了。“门当户对”，以前只在书里读过，只知是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常用语。导游告诉我们，门当户对，最早可追溯至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她指着宅门前左右一对石鼓说，这就是“门当”，象征主人身份与权力。又指着指门楣上方突出、平行于地面的木雕柱体说，这就是“户对”，数量与官职相关，一至五品为六个，六至九品为四个。我仔细一看，翟氏宗祠门楣上是四个，看来主人当时最高官位为六品。
石鼓静默，木柱无言，可纹样深处刻着家族的记忆，榫卯之间藏着礼制的密码。宗法、伦理、人间秩序，都在这建筑里凝固成另一种墨迹。而这种墨迹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进砖石、木头与光阴的肌理之中。宗祠里静静存放着几只龙舟。导游说，桃花潭年年端午都要赛龙舟，这些船，都是用深山里长成的木料造的。我忍不住伸手，抚了抚那光滑的船舷。木纹沉静，触手微凉。我想，在成为龙舟之前，它们也曾是山间的树，在风里哗哗地摇，是否摇过李白来访时的灼灼桃花，或者摇过汪伦送别时的踏歌节拍？我不知，但如今，所有的声响都沉进了木纹深处。那些见过的、听过的，都成了静默的年轮，只在每年鼓点响起时，随着一江春水，重新活过来。
穿过桃花潭老街时，石板路被晨露润得发亮。两旁的铺子有卖宣纸的，一刀一刀雪白地垒在柜台上；有卖毛笔的，一丛一丛悬在屋檐下，狼毫羊毫，参差垂帘。空气里有新磨的墨香，幽幽散着，混着自汪伦别业传来的“桃花潭”酒的醇香，墨与酒，便在这晨光里融成了奇特的气息，沾上了几分诗与酒的往事。
穿出街巷，一片宽阔的水面豁然展开，桃花潭到了。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带着墨香诗意，吸进肺里凉丝丝的，人顿时清朗起来。导游告诉我们，这是青弋江流经的一段。原来这不是潭，而是一条江。“不过，当年李白说这是潭，就是潭了！”年轻的导游诙谐地说。
我想，一千二百年前那个春天，诗人站在这里，看见的或许也不是江，而是一面能照见情意的镜子，一个能留下深情的“水潭”。
李白说它是潭，它就是潭。千真万确！
桃花潭泛着青瓷色，游人从不同角度拍照留念。我请同行的老年大学教绘画的王老师，也是书法获奖者，帮我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仿佛要把整座桃花潭收进镜头里。
景区安排了摆渡船，送游客往西岸万村去。船身划开水面时，我懂了李白为何能在此留下千古绝唱。这水不是简单的蓝或绿，而是陈年宣纸上晕染开的黛青，是徽墨在砚台里化开的层次，浓淡之间都是时光。
“看那片沙洲。”船至江心，王老师指向远处。只见江心有一片绿洲将水一分为二。“多像一方天然砚台。”他以书画家的眼光赞叹。沙洲边缘的树枝随风轻摇，宛若当年李白挥毫时饱蘸深情的笔锋。
水是沉沉的碧色，缓缓地流。该是从唐朝，一直流到今天吧！
西岸的万村，与东岸的翟村，隔着这一湾清波，曾为桃花潭的归属相持多年。最终，万村赢了——赢在李白的诗句里。当年汪伦邀李白，信中说此地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诗人翩然而至，方知“十里桃花”是潭名，“万家酒店”只是岸边有一家姓万的小酒肆。虽是一段“善意的巧言”，却成就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绝唱。自此，万村便借着这首诗穿越时空的回响，在悠悠众口与游人的想象中，成为桃花潭的“文化代表”，留下了“以诗定潭”的佳话。如今两村皆属桃花潭镇，旧时争议已化为吸引游人的故事，李白笔下那一汪深情之水，早已将两岸共同浸润在千年不散的文学碧波里。挺起“一诗润两岸，何必分彼此”的豁达。
万家酒店的旧门址还静静地立在那里，只是岁月流转，那间曾飘着酒旗的店家，早已在时光的长河中悄然隐去。旧址旁，有一家卖“桃花潭”酒的小铺，女店主看起来年过六旬，热情地邀我们尝一尝：“这是当年李白喝过的酒呢。”我接过酒杯抿了一口，味甜而淡，清润爽口，并无想象中的烈性。不禁笑问：“这真是李白喝的酒么？”她听了也笑起来，眼角的皱纹舒展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过啊，李白当年喝下去的，恐怕不只是酒，更是对我们万村人的一片情。”我恍然。原来，李白与汪伦的那场离别，纵然有离愁，底色却是透亮的,是青山绿水，是春光正浓。那样的情谊，合该用这样的淡酒来酿。淡，才容得下千尺的潭水，盛得住万古的深情。
正午的阳光把桃花潭染成金色，水波粼粼，像是谁撒了一江的碎金。青弋江在阳光里流着，水声隐隐约约，像是那支没有唱完的歌。从今往后，桃花潭于我，不再只是地图上一个单薄的名字，或诗里一句遥隔千年的吟咏。它成了我腕底欲说还休的一缕烟云，是心上那片被笔墨浸透的、再也拂不去的湿润记忆。
午后，我们乘车前往中国宣纸博物馆参观。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灰白色调，线条简洁，如一张微微卷起的宣纸，静卧在青山翠谷之间。门额上“中国宣纸博物馆”几个大字，是郭沫若先生苍劲有力的手笔。
步入馆内，二层是馆藏宣纸与书画作品展区。这里不仅陈列着历代不同原料、工艺的宣纸珍品，更汇聚了许多与宣纸息息相关的墨宝。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的题词墨迹，笔力千钧，气度恢弘；有刘海粟、启功、赵朴初等近现代书画大家的力作，或恣意挥洒，或清雅含蓄；亦有郭沫若等文人墨客与宣纸结缘的诗文手稿；更有黄宾虹、林散之等皖籍或与徽文化渊源深厚的名家之作，笔墨间流淌着乡情与文脉。
展厅中，年轻的女讲解员声线温和，举止柔静，让人联想到上好的宣纸，细腻、绵韧，光润而不失筋骨。她娓娓道来：宣纸始于唐代，产于泾县，质地精细、纹理清晰，绵韧而坚、百折不损，素有“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之誉。它光而不滑、吸水润墨，宜书宜画、不腐不蠹，更被称作“纸寿千年”“纸中之王”“国之瑰宝”。千百年来，文书典籍、佛道经文、书画珍品，多因它而得以传世不朽。自唐代列为贡品，至清代盛销海外，又因国际展赛中屡获殊荣，宣纸早已走遍世界，成为一张素雅而响亮的文化名片。
一张纸，承千载墨韵；一间馆，纳方寸山河。行走其间，仿佛能听见笔墨与纸张的细语，看见文明在纤维中绵延呼吸。难怪人们将这里的宣纸唤作“会呼吸的纸”。
展馆内，不仅陈列着各类宣纸珍品，更完整展现了宣纸从青檀皮、沙田稻草到成纸的繁复工艺。时光也在纸页间留下了印记：1958年，郭沫若先生试用宣纸后欣然题写“中国宣纸样本”；1964年，他又专门为泾县宣纸厂写下：“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1980年，艺术大师刘海粟亲赴泾县纸厂观摩，挥毫题赠“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八字，这寥寥八字，凝练道出了宣纸最珍贵的两大特质：历久不朽的生命力，与润墨如烟的灵动性。
“夕阳颂”全国老年书画展区设在三楼。当我在明亮的展墙上看见自己的书法作品时，心跳竟不由自主地快了几拍。那是一幅隶书，选自我创作的新诗《这是一片沸腾的海》其中写如东老年大学的一节：“这是一片沸腾的海/她从远古奔腾而来/把三万年前的长江揽入怀中/一片神奇的沙洲/在南黄海踏浪放歌。”笔画间，我想起那些临帖的深夜，墨香飘过灯光，飘向窗外，飘向老年大学的校园：“一所让人变得年轻的学校/学员们银发生辉/青春再现/龙腾吉祥/如意东方。”
王老师为我拍照，时而蹲身，时而移步，不断调整着角度。“好了，很正。”他认真地说道。照片里的我立在作品前，笑容舒展，很自豪，眼中漾着光。
喜悦尚未平息，展厅那头传来一阵轻缓的脚步声。原来是专程前来出席“夕阳颂”书画大赛颁奖典礼的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振民等领导一行，我心头一暖，急忙在我作品前静候。待胡部长走近，我恭敬地上前问候，并诚邀他在作品旁合影。他和蔼地点头，欣然驻足，站立我作品一侧。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照片由此诞生。那不仅是一张合影，更是一份对笔墨岁月的温暖见证。
晚饭后与王老师散步，见大桥下有妇人在江心石上捶衣。棒槌声在夜色中传得很远，咚，咚，咚，像古老的心跳。
第二天，颁奖的高光时刻，终于来临，踏着音乐，我们一一走过那短短的、却仿佛漫长的T型台，从颁奖嘉宾手中，郑重接过那本沉甸甸的获奖证书。俯身时，能清晰地闻到，透过证书光洁的封面散发出的、若有若无的墨香。那一刻，激动是真实的，但更有一种奇异的安宁。
下午，我和王老师决定自驾，前往那片早已在历史书中读过无数次、却始终隔着一层纸的、写满血色记忆的土地——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原为陈氏地主庄园，占地千亩，屋宇俨然。步入纪念馆，肃穆之气如潮漫来。展厅中陈列着当年的旧物：洗褪色的军装、勾画密布的战区图、电报纸上匆匆的字迹……而最摄人心魄的，是叶挺将军手书的“抗战到底”。那四个字悬于壁上，墨色沉厚，似将所有的黑夜都磨进了墨里。笔锋如刀，每一划都像蘸着硝烟与信念挥就。骨架是魏碑的刚硬，起收如军令般斩截。尤其“战”字的戈钩，凌厉如刃，几乎要破纸而出。可“底”字最后那一点，却圆劲地收住，像咬紧的牙关中透出的一口长气。
“这字，是魂。”王老师在一旁低声说。我久久伫立。在这里，墨不再是文人案头的风雅。在这片土地上，它曾是呐喊，是誓言。墨浓如血，笔锋如枪，横似刀劈，竖如剑指。静默的展厅里，仿佛仍回荡着那个年代的怒吼。指尖轻触冰凉的展柜玻璃，却恍然触到墨迹间未冷的温度。那是一个民族脊梁的硬度，也是一支军队魂魄的形状。
云岭碑园，同样令人心潮难平，思绪奔涌。长廊静立，碑石默然，壁上镌刻的皆是峥嵘岁月：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的笔迹，新四军将士的誓言，社会贤达与国际友人的赠言，皆在此凝为石上的风骨。他们将信仰、理想乃至牺牲，皆熔铸于毫端，落笔时，墨已成魂。
这满园的碑文，不是墨写就的。是血，是火，是一个时代的热望与呐喊，在石上生根。
“他们的墨，是有温度的。”王老师的手轻抚石碑，指尖沿着字痕缓缓游走，仿佛在触摸一段仍未冷却的时光。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奉命北移。1月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伏击。新四军浴血奋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出重围，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后，国民党当局颠倒是非，诬指新四军“叛变”，悍然取消番号，并严密封锁消息。在浓重的黑暗里，周恩来悲愤难抑，挥笔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辞，并赋下那四句泣血之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二十五个字，如二十五柄利剑，刺破了重重新闻铁幕。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的凛然姿态，亦是用笔墨刺向历史胸膛的一记掷地有声的诘问。
此刻，在云岭碑园肃立的石壁前，我久久凝视周恩来书写的那个“冤”字。最后一钩，笔势沉郁顿挫，墨痕深处，似有一丝几不可察的颤动，像一声压低了却永不消散的叹息，凝固在石中，也镌进了岁月。
我们决定去茂林地区激战地看一看。百度导航提示，距离云岭新四军军部仅十多公里。
山路蜿蜒，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独自驱车行走山道。路面却出乎意料地平直坚实，一侧是苍翠逼人的山壁，另一侧可见青弋江潺潺流淌，水光潋滟，仿佛天地之间特意为旅人铺开的一道墨痕。车行其间，如笔锋在宣纸上游走，起承转合皆成风景。山风透窗而入，裹挟着草木与流水的气息，心中只涌出一个字：爽。
途中，忽见“茂林修竹”四字路牌立于道旁。我将车缓缓停靠，请王老师为我留影一张。立于此地，四望皆山，林深竹密，幽邃之中自藏肃杀之气。古人所言不虚，这确是一处兵家慎行的险地。当年那场惊心变故，或许便隐伏在这片沉静的苍绿之间。
然而来到茂林镇让我们有些失落。想象中的激战地纪念馆并不存在，只有一个关闭了的祠堂和几条寂寥的老巷。我们沿着青石板路往巷子深处走。夕阳正斜斜地穿过马头墙的翘角，在斑驳的粉墙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一位老人坐在自家门前的竹椅上，眯着眼看我们走过。我上前问路:“老人家，请问当年新四军激战的地方……”老人缓缓抬起头，竹椅发出吱呀一声。他脸上的皱纹很深，像这山里的沟壑。他摇摇头，声音有些沙哑,指向南边的山峦：“在那边，再往南的山里。蜜蜂洞知道吗？项英他们最后藏身的地方。”我们顺着他枯瘦的手指望去，只见群山叠嶂，暮霭正从山谷里升起。
巷子里很静，能听见谁家厨房传来炒菜的声响，滋啦滋啦的，接着是葱花爆香的香气飘过来。隔壁院子有小孩在笑，银铃似的。老人忽然说：“当年，我父亲去过，抬担架。”他顿了顿，仿佛在翻找记忆里最深、最不敢轻易触碰的那一页。“那年我八岁。夜里听见枪炮声，从山那边传过来，闷闷的，像打雷。天亮时，父亲和村里几个男人被叫走了。三天后回来，眼窝深得吓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抬下来的人，有的……已经不说话了。”他说话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
“你们要找的遗址，在山里，但真正的纪念地——”老人慢慢站起来，竹椅又吱呀一声，他拍拍胸口，“在这儿，在我们这些还记着的人心里，也在这些不用怕枪炮声的平常日子里。”
“回去吧，该吃饭了。”他转身推门进屋，又回头说了一句：“好好吃饭，就是最好的纪念。”
我们站在渐浓的暮色里，悠地明白了什么是“红色土地上的回忆”，它不是藏在深山里的某个洞穴，而是融化在每一盏亮起的灯里，每一缕饭菜的香气里，每一个孩子可以安心笑出声的黄昏里。蜜蜂洞还在深山中沉默。但那些年轻的生命曾经为之奋斗的追求，此刻，正包裹着我们，如此平常，如此珍贵。
返程的路上，我们许久都没有说话。山在窗外缓缓地转，一层青，一层黛，一层淡淡的紫。偶尔有村庄闪过，白墙上一道斜阳，像谁用朱砂笔，随意而潇洒地挥出的一道遒劲的笔锋。
我们顺道去了泾溪水镇。这是一个沿江而建、近年开发的古镇。粉墙黛瓦，马头墙，石板路，该有的徽派元素一应俱全，整齐，簇新，却也因此失却了真正的老镇那种被时光浸润出的、杂乱而温润的生气，显得有些“正确”而疏离。倒是镇边的江畔石阶上，又看到三两妇人，在暮色中蹲着，用古老的棒槌，“啪、啪”地捶打着衣物。棒槌起落，水花四溅，那清脆而有韵律的声响，在这过于静谧的仿古空间里，显得格外真实，格外有力量，让人心头无端地一动，仿佛触摸到了这江水千年未变的、生活的脉动。
车进县城，灯火稠密起来。夜市刚开，人声，车声，炒菜的刺啦声，混成一片热腾腾的、活着的声音。这声音真好，真踏实。这平坦的公路，这繁华的生活，这可以安心回家的笃定，该是多少个新四军将士，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呀？我想起茂林镇老人说过的那句话：“好好吃饭，就是最好的纪念。”是的，好好地生活，珍惜这用巨大牺牲换来的、每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出与黄昏，或许，才是对那片红色土地、对那些远去身影，最郑重、最深沉的纪念。
此次泾川之行，始于一次偶然的书法获奖，终于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未曾想，一个对泾县几乎一无所知的我，竟在这片“宣纸上的山水画卷”中，完成了对自我艺术价值的重新确认和精神救赎。
墨，从来不只是颜色。它是叶挺将军“抗战到底”的铮铮誓言，是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深情告白，是我笔下《如东的海》中那一片翻腾的浪涛，也是宣纸千年不朽的生命印记。而“遇”，也不只是相遇，是历史与当下的交汇，是心灵与山水的共鸣，是平凡人生与伟大传统的对话。
车子驶离泾县，群山在后视镜中渐次淡去，最终，彻底隐没成地平线上一片青灰色的、模糊的轮廓，如同一滴墨，在无边的生宣上，最终晕开，消散，与天地融为一体。四百公里的归途，穿过宣泾、沪渝、溧宁、阜溧、沪武、江宜、如常、京沪、沪陕、洋通整整十条高速公路，窗外的风景，从皖南的秀润，渐变为苏中平原的平阔。历时四个多小时，车轮滚滚，我们终于在熟悉的灯火中，回到了家乡。
门才推开，上五年级的小外孙就扑到跟前，仰着脸，眼睛亮晶晶的：“外公，给我带礼物了吗？”“带了，是泾县的文房四宝。”我笑着从行囊里取出那刀素白宣纸、那瓶沉甸甸的、黑亮的红星墨汁，又抽出一支狼毫笔。他小心翼翼地接过，高兴地说：“我也要练字画画，将来像外公一样去领奖！”“好，”我摸摸他的头，“等你练好了，外公就带你去桃花潭，在真正的青弋江边写一幅大字。”
他举起宣纸，把脸颊轻轻贴上去，又对着光，端详笔尖柔软的毫毛，眼睛眯成两弯月牙：“我要让墨在纸上写出故事来。”
那一刻，暮色温柔，厨房的灯暖融融地亮着。那些在泾县渗进我生命的墨：云岭石碑的凝重、桃花潭水的清透、博物馆里千年的纸香，此刻正沿着血脉，静静地，流向另一个崭新的、正在拔节生长的生命。我想起碑园里那些风雨不蚀的字迹。原来真正的传承，从来不需要什么豪言壮语。不过是一刀纸，一瓶墨，一支笔和一个在黄昏里接过它们时发亮的眼神。
泾县虽别，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留下——那是在云岭碑园前的凝望，是在桃花潭畔的浅酌，是在宣纸博物馆里的驻足，是在颁奖台上的微笑。它们像墨一样，缓缓地、深深地，渗进记忆的纤维，在往后每一个提笔的瞬间，在每一处独处的空白里，成为我生命画卷上，最深、最暖，也最难以磨灭的一笔。
我铺开一张宣纸，研墨，提笔。
墨落在纸上的瞬间，我听见了从时光的深处，从纸的纤维里，磅礴而来的水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