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记忆

奶奶是我最亲的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的喂养、陪伴，以及半个世纪的家风和品格，令孙儿终身难忘，成为永恒的记忆。

奶奶出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是豆腐坊的“千金”。记得我懂事时，奶奶说：“俺们从小受封建社会的统治，为小脚美五岁就强制裹脚。开始时，大人用白布条慢慢裹后渐渐缠紧，痛得俺哇哇哭，那也改变不了裹脚的命。”

裹脚就是缠足。那时，为控制女性的自由，不让其参与社会活动，仅局限于家庭生活，包括生儿育女。大户人家可谓“千金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姑娘找婆家首先论脚大小，“三寸金莲”最为“吃香”，其次“四寸金莲”，再次“五寸金莲”。

据史料记载，女孩缠足始于宋朝，直到民国时期才终止，自新中国通过法律和政策才真正根除了幼女裹脚的枷锁，彻底解放了女性。

母亲时代已不兴裹脚，成年后要参加劳动。尤其是解放初期，父母结婚生下我后，正赶正上挖河成为那时任务，天不亮就出工，直到满天星星才收工。

儿时奶奶喂我吃饭，稍大点就给奶奶嗑瓜子、洗脚。岁月已久，奶孙俩就有了感情。

在洗脚时，我摸着奶奶弯曲压扁的“三寸金莲”问：“痛吗？”奶奶看着幼稚的我答道：“开始裹时很痛，像刀割，一个劲地哭喊。”“你不会跑吗！”“哪敢呐。有一次，俺拆开裹条布逃了出去。结果被大人追赶了回来，又紧紧裹上，并用针线缝住。还叫俺在炕上跪了一天，从此再也不敢跑啦。直到十五岁才放开缠布，这时脚已弯曲压扁成这样子。”

我们家原是肉坊，奶奶家是豆腐坊。奶奶十七岁嫁给爷爷。那时就兴门当户对。她虽没上过私塾，但在家几岁就学字、做针线活，尤其是受家庭影响会算账，一斤豆磨出几多豆腐，一斤豆腐换多少豆粒，背得滚瓜烂熟，可以说张嘴就来。哥哥有点智障，出门卖豆腐，点将推车拉上妹妹窜乡销售。

奶奶回忆，每到俺村专程送豆腐到肉坊。因为肉坊是俺家的招牌，买牛卖肉经营百十里。那时，祖爷已对她特别有印象，夸她为“巧嘴”。

男大当婚，女大出嫁。祖爷奶托媒将豆腐坊的“千金”，搭鹊桥嫁到肉坊，与壮汉爷爷喜结良缘。迈进门不久，奶奶就担当起仓库保管，协助账房先生理财，成为“内掌柜”。

爷爷兄弟俩，奶奶为给小叔子娶妻且住得体面，将大前院相让，自家住进小后院。后院原是肉坊的仓库，仅有北房和东屋，搬时在西墙开了个门口和垒出间厨房。之后，宽厚仁爱的爷奶在此院娶了三房儿媳，繁衍了四代人。父亲兄妹四人，上有兄长，下有妹弟。伯父结婚后，另盖了庭院搬迁出去；父母成家生下我和大妹，又另灶；直至三叔完婚育出三个孩子，爷奶才仙逝。

在这个小院里，我的第一记忆就是，奶奶在厨房里为邻里街坊方便买了一盘石磨，整天开放。有时遇到孤寡老人，奶奶抬起小脚给其推磨，甚至雪雨天赶上饭点还管饭。我问：“奶奶咋还搭饭呢？”她笑着说：“就是锅里多添两碗汤，谁没个不应点时。”

奶奶小脚走路平常迈三步倒两步，但只要遇到急事行走好像敲鼓点，有时很急赶路犹如旋风般，我跟着都得紧跑。一次，我气喘吁吁地问：“奶奶，你小脚咋迈得这么快？”她牵着我的手道：“干啥事得有个快慢点，急事赶路不能因个人耽误！”

生下大妹后，我们与爷奶仍是一个家庭。尤其是分到自留地后，大人生产队劳动要参加，自家的田也得种收。我清楚地记得，那年芒种，下半夜天突然阴上来，眼看两亩成熟的麦子要遭灾，爷爷摸黑就磨镰，天不亮倾家出动抢收。奶奶腰里掖着镰手里拽着我，旋风似的赶到地里。她一到地头，抽出镰刀，弯下腰，右手握镰，左手拦麦，迭叉开小脚，只见一把把麦子放下，一会儿超过所有割麦的人，遥遥领先成了“穆桂英”挂帅。

最值得令别人羡慕的是，奶奶那架织布机、纺线车等一整套织布家什，也是奶奶的嫁妆，那时一般人家陪送不起。我记得，奶奶一有空儿就纺线子，尤其是家庭分得自留地后，一半亩数种上棉花。家庭人口多，穿衣、被褥全靠奶奶铺排缝做。特别是我上学，大妹送幼儿所后，奶奶整天在织布，织了白布，又织花布，做了一件件衣裳，再缝一床床被褥。

上世纪70年代，奶奶为使家里开销宽松点，独自上街窜村收头发换针线。奶奶每当出门总是精心梳理，可以说干干净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尽管是小脚。

“用头发换针换线哩！”奶奶不断吆喝，那嗓音又细又响又柔又软，十分动听悦耳。

奶奶所到之处，皆有妇女迎接，用长头发兑换针线。每每将换回来的头发，卖到供销社找回差价，趟趟都能歉收几毛钱。

改革开放后，三叔要结婚，我们兄妹也逐渐长大，又搬到新院。爷奶为增加家庭收入，又经营起屠宰生意，赶集上市买猪卖肉。晚上，奶奶把煮的肉汤分给邻里，并让孩子来家肯骨头解馋，当然我和大伯家的兄妹参加，因为成品肉都去卖钱。

三叔结婚还在那处老院。每到周日或空闲时，我都跑回去与奶奶团聚，因为那里有儿时的回忆和快乐。

一生印象最深的是，在我读高中时，与大伯的长子同时征兵体检政审合格，上级只选送我俩其中一个，父亲这时也被调到县武装部征兵办，就推荐长兄入了伍。第三年，他找了个本县的对象，经申请到部队结婚。未过门的孙媳妇在去部队头一天来家告别时，多病的奶奶高兴地红光满面，70多岁的老人好像年轻了十几岁，并将珍藏的手镯交给了长孙媳妇。

使我最痛心的是，回乡劳动锻炼两年被企业招录当工人后，业已到了大龄青年，爷奶步入耄耋之年。因父亲“错误”被“双轨”。这时，正当奶奶病危，大伯找到单位要求弟弟看望老母亲，可就是没允许。奶奶在生命最后一刻，一直喊“四九”。四九是我父亲的小名，因他出生在腊月正是四九之时，爷爷便起名为“四九”。

奶奶病逝，老族长与大队领导一同找到父亲单位，强烈恳求回家奔丧，但只允许回家吊孝，并还被两人押着。我是孝孙一直守在灵前，只见父亲进门在奶奶灵前磕了三个响头，哭喊了一声“娘！”又向在场的街坊爷们三鞠躬，直起腰就回去了，可家人们却哭成了一片。

父亲还是被“双开”回家。

冤枉法理不容。我结婚的第二天，院里枣树上喜鹊一直喳喳叫。昭雪平反的春风终于吹到吾乡，父亲就在亲家接新过门的儿媳回门宴上，公社副书记领着县委派来送父亲平反昭雪回机关工作的人迈进家门。

“喝喜酒哩！”共同举杯，大伯、三叔一敬再敬，双双喝高啦。

翌日清晨，二爷领着父亲到坟地里，为奶奶烧香祭拜，街坊爷们不约而同地送来鞭炮，又一起为奶奶跪拜，祈求九泉之下永远安息！

每每夜深人静时，我就想起慈祥、坚韧的奶奶，以及她那跨越时代坎坷的一生，久久难以入眠，望着故乡的月亮，心里多了一份守望，那是永恒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