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房屋

一

遥远，从来都不是时间、空间和记忆，而是我们自己。

二

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我妈说，过了十五，年就跑远了。而我，初九就离开熟悉的祖屋，赶回城里，开始为一年的生计奔忙。又一个年离我远去了。

现在算起来，奶奶离开这个世界已三年零七个月了。对我来说，奶奶就是那片养育我的土地。从上高中起，每年回去的日子便少之又少。结婚生子后，回去的天数更是屈指可数。这些年远离她，远离祖屋，为家庭谋生，不管什么时候回去，只要我一踏上那片土地，便觉得她仍然生活在自己的院子里。

爷爷奶奶的屋子只有两间低矮的瓦屋，一间灶屋，一间堂屋。从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和大伯、父亲分了家，就一直住着那两间低矮的瓦屋，和我们的屋子仅一墙之隔。

灶屋的东墙下有一株银杏树，因怕它疯长，打了头，枝叶反倒更加茂盛。银杏的叶子很大，很美，遗憾的是，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在它披上最美的黄叶时见到过它。东墙的大半面墙是用掺了麦秸的土夯成的，下大雨的时候，泥水直流。二三十年的风吹雨打，使土墙剥蚀了不少，中间凹下去一大块，像迎风凹起的灰布帆。因为足够厚实，这些年也一直挺立在那里。土墙上面要起屋脊布瓦，才垒了几层青砖，青砖墙中间留有一尺多的窗洞，既没窗户，更没有窗子，就那么黑洞洞地空着，经受岁月和人间草木烟火的燻染。

灶屋和堂屋并排而立，门朝南。灶屋只有一扇门板看门，门板大概是桐木的，很轻，门轴在西边，门板西高东低。门板的木质纹理被燻得灰黑，上半面门板中间，仍留有一层层褪色、灰白的年画的残屑。门上没有锁具，只有一根铁条捏制的链条，可以挂到东边灰黑墙上的木楔子上。灶屋里确实没有值得锁具守护的东西，进门右手边便是大土灶台，也就是奶奶常说的大锅，蒸馍、煮面、打稀饭，过年炸鸡鱼、丸子，出了大力气。爷爷在世时，慢悠悠地烧火，奶奶掌勺。爷爷离世后，奶奶一个人烧火，一个人掌勺做饭。大灶台是砖混土垒就的，一尺长的烟囱接到南墙上，烟囱口直接开到南墙外，没有再在墙外专门垒烟囱。大灶台和南墙之间刚好能放下水桶，灶口朝北，灶台东边是木制的风箱，北面的灶口旁放了草垫，可以坐着烧火，草垫后便是房里占地面积最大的柴草垛。中间是一两尺宽的过道，虽没硬化，但被踩得平整、光滑。过道左边，挨着门口垒了一口小灶台，大锅打稀饭、蒸馍，小灶主要是炒菜用。挨着小灶，放了一张案板，案板很矮，只有四五块木板。木板之间的接缝不是很严。尤其是第四块、五块木板不是很平整，略微向上凸起。案板挨着的土墙上，贴了灰暗的油布，油布上钉了五六根铁钉，挂着笊篱、筷笼、擀面杖等物什。灶屋从没有过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过现代化的炊具，如此狭小的空间，爷爷奶奶有两三年竟然在中间挖了一个圆筒型的小地窖，用塑料膜衬住防潮，窖了七八袋麦子，俨然一个小粮库呢。

简陋如此的灶屋，依然霸占了我童年、少年时代大部分的味蕾。我最喜欢吃奶奶做的蒸面条、蒸槐花、烤玉米、蒸馒头……，其他的已数不过来。她用乡村最平常的谷物，给了我经年最不易察觉的宠溺。上初中后，每周回去一次，奶奶会给我带一瓶喷香的芝麻盐，就着芝麻盐，我能省三四天的菜钱。冬天，我的胃不好，她又给我炒制焦黄、喷香的炒面。在家里，我基本上都是一顿饭要吃两顿，抑或是两半顿。奶奶分家后没那么多农事，做饭较早，我家人口多，我妈做饭慢。往往是在奶奶家吃前半顿饭，她从不让我吃饱，怕我妈辛苦做的饭菜剩下，吃到一半，我妈就喊我回去吃饭了。奶奶去世后，再也没人如此宠我的胃了。

相比灶屋，堂屋要稍庄重些，有了一扇木窗和带木门框对开的木门。木窗仅两尺宽、三尺多长，木窗框、窗棂都有年头了，窗棂由七八根平整的木条做成，表面泛白、开裂，露出原始的纹理。木窗没有油漆过，也没有装玻璃，冬天拿纸板或塑料布堵上，夏天直接敞开。一对老式的木门应该是从老房子上拆下来的，左右边的门板都开了裂，下面沤出缺口，用两块薄铁皮补上；左右门板上装了铁链和门栓，总算可以落锁了。老旧的两扇门板和门框并不是很协调，门板窄而短，门框宽，门轴活动范围大，每次关门，总感觉是阔别多年的兄弟的脸挤在了一起。

进了堂屋门，门后左边是一口半大的水缸，用来装面、米等吃食。水缸后是一小片空地，空地上楔有小木桩，那些年奶奶喂羊，母羊、羊羔到了晚上就拴在木桩上。再往后，放了一张看不清漆色的老式长桌。桌子带两个长抽屉，抽屉下面是像百宝箱般的桌兜。奶奶会把三个姑姑孝敬的好吃的东西小心翼翼地藏到桌兜里，平时奶奶舍不得吃，而它们大多落入我们几个堂兄弟的肚子里。桌子再往后，便是爷爷奶奶的大木床了，冬天我和奶奶就睡在上面。爷爷便被挤到南窗下的小床上。小床北边床尾有个小木几，木几上总放着一口大瓷盆，盖上高粱顶杆编的盖子，可以放很多东西。小床后竖起一道两米多高的高粱杆编的“屏”，高粱“屏”架在一根横贯东西的竹竿上，以隔内外。其实，这“屏”没有多大用处，只是将外面的小床和床后的水泥缸、大床隔开，并没有完全延伸到东墙，高粱“屏”和长桌之间自然要留过道，也没有用帘子遮起来，这样一进堂屋门，屋里的简陋陈设几乎尽收眼底。屋顶用的是竹檩布的青瓦，下雨的时候时常漏雨，父亲和大伯帮着修葺过几次，总算好了不少。堂屋墙壁也是用泥刷的，地面还是泥地，除了放床的墙边贴了报纸或油布，其他地方都是龟裂的泥壁，不少地方泥壁脱落，露出赤裸的青砖来。屋子中间，从房梁上吊下一只竹篮，吃剩的馒头和菜、瓜果就放到竹篮里，以防猫鼠。小时候，我总是搬来板凳，一天数不清多少次踮着脚去够竹篮里的美味。后来，渐渐地不用板凳也能够到竹篮了，人长得越来越高，奶奶家熟悉的门框似乎变矮了，但伸手去够竹篮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了。

灶屋前是压水井、简易的羊棚，羊棚前垒了一个简单的旱厕，羊棚对面是一座小山一样的柴草垛。那柴草垛有树叶、秸秆、树枝，每天都在烧，但因为爷爷奶奶的勤劳，似乎从未变小过，也从没烧完过。有的攒的几年前的柴草都没烧完，但都已经糟了，不能再当柴火烧。堂屋门口是一株碗口粗的槐树，是从屋后的槐树伸过来的根上发出的新芽，爷爷从羊口下救下它，并照料它长大。槐树前面，过了一米多宽的过道是一个一两平方的积粪池，粪池前，只剩一小块菜地。院子东边没有院墙，也没有门，只是用当季的玉米秸秆堆了一道篱。篱外是高大的杨树，杨树围着村里最大的池塘，池塘南边延伸着无尽的农田。奶奶的堂屋虽然简陋，但门口树荫重重，南北通透，夏天总是鸟鸣阵阵，凉风习习，舒心惬意。

在我6岁时，家里添了弟弟。父母忙不过来，从上学前班开始，到弟弟开始上学，我都是跟奶奶睡，在那个小屋里，度过了整个童年时光。夏天的傍晚，那时没有蚊香、电扇，奶奶会提前在屋里燃起一小堆树皮或药草驱蚊。我的小床，只有床架用了几根木头，床身是用草绳穿起来的，上面铺上草席，常是一半横在屋里，一半在屋外。前半夜可以在外头吹塘边的凉风，看屋檐外满天低语的繁星。奶奶手里的大蒲扇，轻轻地摇着，把生命的密码和未知世界的钥匙为编织成月光的花环。到了下半夜，露水重了，夜也凉了，掉个头，一觉睡到天亮。冬天的时候，我总是和一帮孩子疯玩到半夜。上床睡觉时，膝盖以下全是冰凉的，而奶奶早已将被窝暖得温热，进了被窝总是用身子给我焐脚。我于心不忍，每次脱棉裤总是慢吞吞的，脱到一半，将冰凉的腿脚留到上半截温热的棉裤里焐一会儿，这样伸进被窝时不至于那么冰凉，奶奶也就少受点罪。那么多寒冷的夜，奶奶总点着如豆般昏黄的煤油灯为我留门，为我焐脚，从没有责备过我一句。

寒暑易季，逝去了太多的光阴。我认真地打捞，在记忆的长河中找到的最珍贵的宝贝就是三十年前的回忆，那时的我也就是现在我的孩子的年纪。每当我站在那小小的院落里，凝望夜空的星河，似乎儿时的我还在，想要去握住奶奶苍老、粗糙、皴裂的手，却发现已隔了两代人。

从奶奶去世后，他的屋子再没有人住，也没有人进去过，更没有修葺的必要。灶屋和堂屋里，桌椅、水泥缸、大床、竹篮、长桌、电风扇，一应物什都还在，只是落满了尘土、蛛网，渗落的雨水，打湿了屋里凝滞的时光。我原以为奶奶去世后，她的院子里会满院荒草，或者被父亲种上应季蔬菜。其实都不然，父亲在院子里堆满了砖头，准备拉院墙，砖缝间长出数株蒿草，再有就是几年前栽的几棵柿子树而已。每次一回到家里，我总是习惯性地站在东墙下，静静地听着。恍惚间，奶奶似乎是刚放羊、拾柴回来，母羊拴在门口的杨树上，卧在树荫下静静地反刍，两三只小羊羔吃草的吃草，蹦跶的蹦跶，母鸡悠闲地溜达、啄食，奶奶汲水，烧火，布谷声声，炊烟袅袅。我习惯性地走到东墙边，叫一声“奶”，“哎——”，奶奶吧嗒扔下水瓢，三四步急促的脚步声后，蹬上墙角下垫好的几块砖石，踮起脚尖，双手扒紧墙砖，一头银发顶着蓝布手巾，舒展开笑靥，细细地打量着我——“回来了——”。而我早已等在墙下，但抬头要看时，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三

时钟拨回到二〇二〇年农历六月十七。

早上六点多我就醒来了，天空阴沉，下着淅淅沥沥的雨。心里很焦急，一边收拾，一边盼望早点停雨。好在市里九点多雨就停了，我开车带女儿回家，明天是奶奶三周年祭日。

天空依然阴沉，刚出市里，高速路上白花花的，似乎刚才的雨根本不够打湿嘴唇的。一路走着，薄雾拉拉扯扯，雨下了停，停了又下。两边的玉米田、花生地，迅速往后倒退，一个又一个村庄往家的方向延伸。高大的杨树树干枝繁叶茂，遮住了冬天随处可见的鸟巢。女儿问，鸟窝呢？是啊，鸟窝呢？我没有回答她，也不知如何回答。记忆，沿着后退的农田相反的方向，不断向我涌来。

雨水冲刷了一切，雨水也没有冲刷一切。

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回到了家里。天空阴沉，除去了前几日的溽热。现在红白喜事都流行酒席包桌，包桌的负责宴席，桌椅板凳也都是他们自己拉过来的，颇为省事。最近十来年，村子里的三周年，因是守孝期满，虽是白事，但也算半喜庆，一般都会请乡下的小歌舞队助兴表演，图个热闹、吉庆。这歌舞队，一般都是把厢货车改装成可以伸缩的舞台，演员不过两三个业余的群众，小品、流行歌曲、舞蹈、戏曲，乃至主持兼和演员插科打诨，演出内容和演出形式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但演员敢吼敢叫，观众拍手一笑，已成乡俗。问父亲，他早已请好歌舞，晚上六点过来。现在的村里办事确实省力不少，包桌、响器班和歌舞一订，别的顺理成章地准备一些即可。我到家后不久，邻居、一门宗的亲友都来帮忙，搭了四五块简易的塑料雨棚，担心明天中午开席时下大雨，就算不下雨，出了太阳一样可以遮阳。准备齐备，只等明天亲友到来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堂屋里要放高桌椅待客，我和父亲把堂屋里的沙发、茶几都搬了出去。正对着堂屋搭了灵棚，灵棚中间内放有供桌，供桌上放有遗像和祭品。供桌下放有灰盆，灰盆后是两张草席，至内亲来了都要烧纸、行礼、放鞭炮，父亲在棚后回礼。亲友陆续到来，三位姑姑来后，开始在堂屋里叠放祭奠用的纸、冥币、金色的大元宝。父亲本来已经准备不少，每位姑姑来也都带了不少祭品，大姑父、表侄女婉月、表姐陆续加入进来。他们面色庄重、肃穆，只有三位姑姑一边叠纸钱，一边向去世的奶奶祷告，老、中、少三代围成了一个圆圈，中间堆满码好的黄裱纸、冥币、金元宝，她们席地坐在堂屋中央，表情严肃，没有人打扰。他们把叠好的元宝拉得饱鼓鼓的，就像金灿灿的真元宝一样，又把成沓的冥币码开，用手抚了又抚折叠好，在沉闷的夏天围成了一座祭坛。准备好祭品，所有的亲戚到齐，才去坟地烧纸、祭奠。去地里祭奠回来便可以开席，散席后送走亲友，白事就算办完。

村子里的红白事，都找有年高辈长的当执事，负责统筹安排一应大小事情和相关仪式，又有同门宗的亲友打杂帮忙，主家一般不用费太多事。就这样，在执事和亲友的悉心帮忙下，奶奶的三周年办得庄重而体面，每一件事似乎都顺顺当当、水到渠成。但只有一件事超出我的意料，就算让我把那天再重新过一次，我仍然不会想到，平时滴酒不沾的父亲，会喝那么多酒。散席后亲友还没走完，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样出乎意料地、四仰八叉地醉倒在坑洼不平、积着雨水的土地上。

现在想来，父亲醉倒在地的那一刻，似乎过完了他所有的好日子，以及所有的坏日子。

四

我把记忆的匣子倒干净，找了多遍，发现那次是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醉倒，而且还当着那么多亲友的面。我常年在外工作，弟弟在城里添了二孩，我妈只好来城里看小孙子。两个儿子常年难见面，连我妈也被城市长期“调走”了。我深深理解父亲的处境和孤独，父亲把那么多孤独的日子穿成锁链，母亲的离开似乎把这些锁链和乡村凄冷难捱的夜晚焊得更死。

与其说父亲是醉倒，不如说是沉重的孤独，在那一刻，把父亲推向了解脱与崩溃的边缘。长年累月的孤独现实，全部的至内亲带着脚下土地的温存，所有季节、谷物亲昵陪伴的孤楚，以及父亲在土地行走多年播撒的记忆，如此巨大，又如此短暂地汇聚在一起。短暂的相聚又那么快地散场，三年孝满，送走亲友，一种责任的获释，一种苦熬的宣泄，一种无法排解的孤独的溃堤，酒精携带着苦闷的记忆，使父亲轰然摔倒在地。

我妈说，父亲醉倒是“几下的事”赶的了。院子里有前一天晚上就拉来的待客的桌椅、冰柜、炉灶，更主要的是屋后街上晚上演出完歌舞的舞台车上，留有音箱等笨重的东西，几个演员演出完睡觉去了，走前交代父亲得空照看一下这些物什；邻里都说这些不用管，他们自己的东西不操心，就算丢了也不会找主家赔，而且这些东西很重，旁边的电线杆上装有监控，也不会有人动它们。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个把小时就要出去一趟，我睡得很熟，父亲却一夜几未成眠。中午的时候，奶奶娘家人来晚了，我们去东南地给奶奶烧完纸，父亲和大堂哥坚持要去北地的老坟院烧纸。北地不是我们队的地，地里种的都是玉米，已有两三米高，到了那里父亲和大堂哥在里面蹚了好几趟都没找到坟头，父亲很着急，后来还是走到对面的干渠，凭借印象里的参照物找到了太爷的坟头。更直接的原因，就是父亲太实在，在敬酒时只吃了两三口凉菜，空着肚子喝了半斤多酒，就是换成大酒缸也受不了。

中午开席，父亲先起身挨桌敬酒，作为长子，稍后我也起身敬酒。当天待了二十八九桌的客，我见父亲在巷南边的桌前，满脸通红，边摇头边笑语连连，手里已是他换的第三瓶白酒。我觉得父亲有点反常，但亲友来了这么多，可能是高兴，开始从北边的桌上开始敬酒。早上的雨和雾气渐渐散了，太阳晃晃悠悠地露出了脸，像喝高了酒，午后开始变得有点闷热。我快转了一圈，到了院内西屋檐下一桌同辈的邻人那里，刚要给老虎哥倒酒，老虎哥起哄：“你先喝一个！”“俺儿你起来，我给他们倒酒，谁不喝半杯都不行！”父亲满脸堆笑地举着酒杯插话，听父亲这样说，我觉得有点不着调，不太他平常的话。但既然他这样说了，热菜也已经上得差不多了，我没多想，就往下桌去了。散了席，送客的时候，父亲就有点收不住了。见到亲友要走，父亲都是拉着人家的手送到门外的大路上，迟迟不愿松手，直到见到别的人要走，父亲才转送他人。太阳完全露出了火烫的脸，父亲的脸在阳光的炙烤下像起皱的红盖头，脚步也渐渐不听使唤。而平时红白事送客，一般主家只在门口敬烟就可。

我、父亲和弟弟都分头敬烟、送水送客，亲友很快走得差不多了，只剩因避阳光，被拉得东一片西一片的桌子，还有桌子上乱糟糟的杯盘、筷子、残羹冷炙，空荡荡的桌子、椅子抽空了短暂地汇聚起来的巨大欣慰和满足。

最后，村李的姨姥、姨姥爷要走，父亲从屋里执手相送，一路送一路寒暄，说话开始有点迷糊了，他那只有在脸红害羞或尴尬时才连续摇头的动作，再也停不下来：“俺姨吃好没有……俺姨再去家喝点水……俺姨夫……”我也在旁边相送，从没觉得父亲这样啰嗦，但没想到他会喝那么多酒。父亲不停地唠叨，姨姥爷已经推出了车，父亲扶姨姥坐好，自己却握住车把不松手：“俺姨先别走……我……给你和俺姨夫送到大马路上……”也许大堂哥看出了端倪，拉住父亲的手，姨姥他们才得以回去。父亲眯起眼，满脸的忧伤和不舍。

我和父亲往回走，刚下水泥路，往回走了十来步。突然间，父亲“啊”的一声，四仰八叉仰面摔倒在地。脚下是刚垫过的泥地，坑洼不平，有的泥坑里还汪着雨水。我赶紧伸手去拉，父亲口齿不清，一甩手，不让我拉，根本不愿起来。邻里和还未回去的亲戚赶紧走过来，母亲也抱着侄子围上来：“你干啥来？起来！”父亲不让拉，我只好半跪着，半推半扶，扶起父亲的上半身。堂哥赶紧出主意：“阿兵抬住腿，把恁爸抬回去。”弟弟弓身抱起父亲的腿，准备把父亲抬离地，哪知父亲猛一翻身，又摔倒在地上，嘴里还嚷：“谁……谁……都别抬我！”亲友都劝，喝多了回去睡会儿就没事了，父亲不为所动。大堂哥见状，又出主意：“恁爸不让抬，留员你把恁爸背回去吧。”我没有别的办法，背过身，抓住父亲的双手，准备背起父亲。但试了两次，不知是父亲不愿配合，还是我长期坐办公室气力不足，都没能把父亲背起来。大堂哥看不下去了，对我说：“你起来，我来背，你和阿兵在后面托着。”就这样，三人合力，总算把父亲背回家去。

我们兄弟三人把父亲背回家，放到了床上。父亲刚躺倒床上，一翻身，又滚到在地板上，嘤嘤地哭起来。我们去拉，父亲干脆坠在地上，不愿起身，母亲抱着七八个月的侄子恼了：“都别管他！都该干啥干啥去！”屋子里围满了人，都劝白事办得很圆满，好好睡一觉就好了。父亲还是一直哭，我心里既难受，又无助，跑到村卫生室买回解酒的葡萄糖，倒在杯子里送到父亲嘴边，被父亲一把打翻。小姑问：“二哥，你哭啥来？”父亲还是嘤嘤哭着，可能是听出自己小妹子的声音，一边哭一边答：“我是个不孝的儿啊……”小姑劝：“你咋不孝了？咱娘生病、住院都是咱一起伺候的……现在白事办完了……不是该高兴嘛……”父亲这样说，应该是说奶奶离世前是二姑、小姑守在医院，回到家里时大伯、大姑也赶回来了，父亲那天刚好下乡做生意，又忘带了手机，没能在奶奶最后的时刻赶到身边。奶奶病危大半年，住的离我家最近，虽说是轮流伺候，但父亲也出了更多的力。奶奶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生老病死没人能预料，父亲却一直为此耿耿于怀。我、大姑、二姑都劝，父亲的哭声渐渐小了，但仍断断续续的，反复念叨着第二句话：“我没能才啊……”堂侄大磊回劝：“谁有能才？马云有能才，许家印有能才，全中国有几个？”我不知怎样接话，一边猜测父亲说这话的原因，一边给父亲递过一瓶矿泉水，好在父亲这次没有蛮横拒绝。喝了大半瓶水，还是断断续续地哭，不再说话，看样子是困了。母亲见状摆摆手：“都别搭理他了，让他睡会儿。他大姑、二姑该回去只管回去吧，我在外面照看着。”我们陆续出去，关上门，父亲不久睡熟了。

父亲睡了三四个小时，到傍晚醒了酒，只是和往常一样咳嗽、吐痰，接水了洗脸。母亲抱怨他喝太多酒，父亲只是平淡地答，你敬酒，别人都劝，哪能不喝？他一脸的平静，似乎中午没喝醉，什么也没发生过，就像收割后刚拔出新芽的麦田，几无悲伤，也几无欢喜。

之后的日子，父亲一个人下地干活、做饭、下乡做点小生意，一个人锁上锈迹斑斑的铁大门上床睡觉，一个人用一连串沉重、响亮的咳嗽叫醒清晨……他的孩子上班、下班，我的孩子上学、放学，我和父亲生活的交集被零星的通话和短暂的节假日死死攥住。

昨天漫长的孤独被今天短暂的相聚驱散，即将到来的明天承继着今天的日子。我无法把我的日子过成父亲的日子，父亲也无力把他的日子过成我的日子。再次想来，一种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割裂，让父亲——这座我童年的房屋倒下了。父亲就躺在我的脚下，我拉住他的双手，几次想把他拉起来，但我们之间似乎横亘着城市与乡村，记忆与星河，时代与生命的洪流。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离他那么近，却也那么遥远。

父亲醉倒时，在屋里还说了第三句话。一屋的亲友，父亲的话说口时，击中了我柔软的心底。作为长子的我脸上很是发烧，羞愧、难过，甚至脸上挂不住，有点愤怒了，怪父亲酒后胡言乱语。姑姑听到这话也劝：“你俩儿都好好的，在城里都有家有房，现在都这样，你过得比谁都带劲。现在农村社会都是这样，你难受个啥？”每次给父亲打电话，他都说家里好好的，不用挂念，不用回来。现在想来，尽管父亲当时说的是醉话，那句话听起来那么难听、刺耳，但它还是切中了父亲孤独生活中的绝大部分现实。不管我想不想到它，心里总是溢满了痛苦、自责和羞愧。

父亲那天哭着说的第三句话是：“我绝户了。”

五

父亲的孤独、痛苦渗到我的血液里。尽管如此，在那天、在父亲那标志性的不停摇头的动作上，乃至在他不自觉的笑容里，我仍嗅到一丝快乐。孩子成家，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送走父母，守孝期满。生命的责任已尽，剩下的生命似乎都是上苍的恩赐。也许，那一丝快乐就来自这里。尽管那快乐那么沉重，那么短暂，我仍相信父亲那天有着快乐，哪怕它像一声短促的叹息。

大半年又过去了，过完年返程时，我给父亲留了一瓶白酒。不知他什么时候喝，不知他是不是一个人喝，更不知他是否再喝醉。不在他身边，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正月十五的月亮出来了，在云层中若隐若现。月亮那么单薄，像即将溶尽的药片，那么无助，那么虚弱，那么衰老，它被渐渐吞噬的光亮，它渐渐被溶解的躯体，不知能否治愈黑夜孕育的白天。

虽然刚离开没有几日，但我竟觉得祖屋、父亲、故乡、土地都留在了遥远的昨日。晚上，昏黄的台灯通过阳台的双层玻璃，将客厅的世界映射到钢筋水泥的楼外空荡荡的空间，我的脚离开实实在在的土地，似乎也变得那么遥远，那么空空荡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