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书杂记

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柜，漫漫人生路已过半。

书柜不太，也不算漂亮。按面积算，大概只有三四平方，好在基本够将家中毕业后积攒了十来年的书都上了架。柜板是棕红色的颗粒板，上下通体玻璃门，门框是深空灰，原来那些窝窝囊囊堆在角落里落尘的书，终于能体面一回，在玻璃门后面整整齐齐地亮出自己的脸面。这也是我一眼相中这种柜子的原因。

这么多漂漂亮亮的精装文集、丛书，奢侈品一样整齐地摆在明净的窗子后，是不是有臭显摆之嫌？说有其实也没有。说有的原因显而易见，说没有的话我可以罗列出一堆原因。就字面来说，说显摆，自然要有可显摆的对象，平常的城市生活都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家里常年没有生人来，更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奇文共欣赏”。尽管这恰恰说明了自己的见识和交往太过狭窄，但我固执且肤浅地认为，阅读始终带有排他性，个人性格、经历、尤其是爱好形成的审美经验，大致圈定了阅读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我把它们一本本地买回来，而它们就站在哪儿，带着我的孤独与稚拙，沾染我的忧郁与快乐，撑起我的文字世界。

这些年来，不仅是因为工作与文字有关，日常也多少读了一些书。不管配不配得上，姑且自诩为读书人吧。读书人的事，没有属于自己的书架或书柜，就像庙宇里没有神像，简直不能忍。但迫于生活空间和经济压力，竟然也忍受了这么多年。大概三年前，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老人回迁搬走了，我们一家四口总算有了完整的空间。积攒起来的书像没人管的孩子，被扔到行李箱里、床底下、阳台上，最大的一堆堆在东屋的暖气片下，高高低低，像被时间遗弃的山丘。然而，我还是忍受了这么久，让它成为生活隐痛的一部分。

早已不记得从哪里看到或是自己“组装”的一句话：物质是通往灵魂的唯一道路。物质以各种方式、各种空间和时间碎片，消耗了人们追逐灵魂的道路；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时又铺就了通往灵魂的道路。尽管面对物质的围攻和精神的迷失，我还是决定东拼西凑，先把家里的二手老爷车换掉。大半年后，牙缝里再挤出钱来，赶在今年五一促销买了这个柜子。在妻和设计师反复商量设计方案时，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放下普通的书就行，层高尽量低，尽量多做格子多放书。最终敲定设计方案，已经是晚上七点多，男设计师瘦削、精干，话不多，简练而实用，就像三维设计图上简洁的线条。他下巴上的胡碴微微探出头，映在设计室白墙上挂的凡·高的仿作《盛开的杏花》玻璃画框上，五月的第五个黄昏像被遗忘的艺术家悄然而至。

四十天的工期也是在不知不觉间悄然而过，柜子在六月底装上了。暗红的柜板，灰棕色的玻璃门框，空空荡荡的柜体，恍若昨日的梦境被拽到了现实。清扫完木屑、铆钉、包装纸，橘黄色的灯光下，映在玻璃柜门上的灰暗、疲惫的影子，似乎也被空空的一层层格子掏空了记忆。记忆的面孔，支离破碎的现实，空气、土地和河流，从堆在落尘的角落里蹦出来，找到了迟到多年的归宿。想归想，但真要整理起来，这小一千本书不仅要费心思分类，还要来回擦拭、搬来放去，也是个力气活儿。总归不是一天的活儿，天气炎热，也不急于一时，只能一边分类，一边往柜子里摆放。还是先说说都有些什么书吧。

就国别来说，外国文学的著作约占95%，就算说这些藏书全是外国文学书也不为过。要在这些书里找中国书，只能用可怜的排除法。大概是读大学三年级时，学校开设了西方文学史这门课程，不知在哪里买了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宋兆霖先生主编的《诺贝尔奖获奖名著快读》。这本书我翻看了很多遍，画画写写，橘黄色的封面和封底的边角烂掉，用透明胶布仔细粘过，后来四封和胶装的书脊也裂开了。我没有再去粘，它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睿智老人，还是让它保留自然衰老的样子吧。从普吕多姆的《天鹅》、叶芝的《驶向拜占庭》等，再到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等等，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片植满鲜花新的大陆，可谓“一见误终生”。四年师范读完，我又选择了世界文学专业多吃了三年读书饭。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操控命运，宋先生的一本作品导读类的书引领我踏上这片土地，四年后我做的学位论文选择的索尔·贝娄全集，也是宋先生主编的。其中的代表作《赫索格》《奥吉·马奇历险记》是宋先生自己翻译的，继续靠着宋先生的恩泽混到了学位。毕业后，总算有了微薄收入，网络上书的售价折扣那么诱人，基本上一本书就是一包烟的价格，多划算啊。一本一本买，只当抽烟了，堆在身边的书就越来越多了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说，读书虽不比抽烟，个人的偏爱会对某类书越来越依赖，会有让人上头，乃至“精神上瘾”。网络大数据会根据个人喜好不停地推送，让你无处可逃，不断给这种“精神之瘾”赋能。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外国文学，也从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不管是从读过的作品中挖掘，还是从个人内心世界来说，都答不出个一二来，那感觉就像吃了半辈子的馒头有人问你为什么地里要种小麦一样。在这样的实事面前，妻说我“崇洋媚外”，就存书数量来说，实在是“一语中的”，百口莫辩。

就体裁来说，小说最多，约占七成，诗集占两成，其他类占一成。买的小说太多了，就时代来说，传统的经典小说买的少，看的也少，80%以上都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诗集及其他类的书也基本都是这样。总以为，这样的阅读结构有严重的缺陷（抛开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仅局限于几本文学史的“瘸腿”），又对西方的传统文化缺乏统一深入的了解，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脐带，现代的书没读好，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又一知半解。比如读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哪怕老师课堂上专门讨论过，读过也是水过地皮干，传统内涵（只记得了日神精神、酒神精神的二元对立）与现代精神都没抓住，眼前现实的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上学时不努力，这一课恐怕余生也补不回来了。诗集买的确实不少，但认真读的确实不多。也不是不爱读了，忙碌疲惫的生活甚至不给人思考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哪还有闲情读诗呢。尽管如此，那些读过的印象深刻的诗句仍会在某些时刻蹦出来：“夏天，以一种古老的快乐使我开裂。”“让这盏灯熄灭一片被遗忘的土地。”它们出自法国诗人伊夫·博纳富瓦的《杜弗的动与静》（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本诗集和这一系列的丛书名“沉默的经典”是绝配，阅读时时刻沉浸一种内心的震颤中，以至于边读边抄、读完后再回头抄写，在两三个不同的本子上抄写令人心颤的句子。这套丛书的另外两本诗集在去年年底买断货，后来又赶紧重印，就是因为它们的作者露易丝·格丽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两本诗集是《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月光的合金》，为了蹭热度，在杂志上选介一首诗。这两本诗集大致翻过，个人觉得无论是从普世价值还是单纯的诗艺来说，《杜弗的动与静》丝毫都不逊色，可惜老先生已于2016年仙逝。尽管现实世界在大多数时候远离了诗，但读过的哪些诗句，还是会在我渴望打开自我之门时，为我轻轻叩上几下。

约占一成的其他类书籍虽然数量少，但却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不得不承认，这些书当中有很多是慕名而买的。买这些书主要有两点私心：一是它们的内在精神气质确实吸引我，让我在通过它们照见了自己的影子；二是它们确实是好书，就算我不读或者没读懂，也希望总会有后人去读它们，获取精神的力量。简单分类来说，首先是哲学类，多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哲学名著系列，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尼采的《偶像的黄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等。大概有三四十本，可惜只看过数本，就算看过也只是大致记得极少的内容，惭愧得很。还有一些人类学经典著作《金枝》《原始思维》《原始文化》，尽管对这个文化分支缺乏基本的系统知识，我总觉得多了解一些原始文化，在面对现代人存在的焦虑时能获得一些有益的思索，就像毕加索从非洲传统的雕塑、面具艺术中获得灵感，从原始部落的图腾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和艺术图腾。当然，因为受了一些最基本的学术训练，尽管余生已基本与学术绝缘，但还是难以忍住买了一些经典的学术书籍，它们不仅是学术名著，仅从文学角度讲，也都具有颇高的文学价值，比如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福柯的《词与物》等，乃至细读过不久的以赛亚·柏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一部浪漫主义思想简史，观点、语言都是上乘。读完这本书才知道自己的毕业论文做得多么潦草，如果早点读到它，论文的框架要重写），段义孚先生的《无边的恐惧》，以及哈布瓦赫的社会学专著《论集体记忆》（书中对记忆的梳理与重视，确认了人的本质属性，笔记本上抄写的一页页内容，将我早年的忧郁切割成面包薄片），等等。就像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所说的“我喜欢那排山倒海的忧伤”，那在现代文明中稀释的文化忧伤，那黑白相册里的童年记忆，让我迷上他的散文而不是小说。这样的散文集之类的随笔集也占一部分。这类书也有几十本吧，竟然还买了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通过电子书看完了（纸质书连塑封都没拆），觉得他很像美国的马克·吐温，真正有良知、社会洞察力，很佩服他说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这类书真的比较杂，还有三联出的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一套丛书，印象比较深的是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在科德角海滩一年的生活经历》，那种对远古自然的崇敬，令人洗涤身心；三联出的新知文库也买了一些，认真看了《树荫的温柔》，也获得较深的感受：树不仅是大地的象形语言，更是凝聚了人类的宗教、原始情感、艺术思维等多个层面。还有就是只买了三本影集，一本是美国国家地理的精彩瞬间（为了凑单），一本是加缪的，还有一本是贝丝·穆恩（Beth Moon）用了14年拍摄的摄影集——《古树：时间的肖像》（唯一的进口原版书，也是单价最高的一本）。关于加缪就不说了，下面还要说到，凝视这些不同大陆上的古树，就像跟远古的崇高生命进行无声的交流，世界的神秘、宇宙中生命的崇高也会无声地显现。

凝视着书柜玻璃门上显现的影子，就像前半生走失的记忆的倒影，是时候将这些影子填满了。怎么放呢？按体裁？按国别？还是按作家集？哎，乱糟糟的堆了那么久，实在忍无可忍了，实用、方便即可，反正除了自己基本无人去动（想来惭愧之极，那些书摆到柜子里后，四五个月来，真正只从上面取过四次书），只要自己有个大致印象即可。六月初的几天，麦收已过，炽热的风早已把暮春的桐花送回泥土中，我终于抽出闲暇当起了记忆的搬运工。

先搬的是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作家的文集，放到最高层，算是束之高阁，放上去就很少动了。说实在的，它们名气大，部头也大，对它们的敬畏之心往往盖过了捧读的欲望。总想着有一天会去读，结果这一天却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明天的明天，存粹是自欺欺人。放上去的第一套书是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枣红色布面精装，意识流大师普鲁斯特的毕生记忆和生命哲学在烫金的封面书名后跳跃着，自然是有足够的分量。当时上讨论课，吕老师特意多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让看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可惜那时畏难偷懒，既没有去读原著，只是随便下载了一篇论文应付课堂讨论，自然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当初以为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看别人的观点代替细读文本）简直是蠢透了，也怪不得这些年都是白吃干饭，当初逝去的时光不知何时在追忆时才能补上了。接着，放上去的是索尔·贝娄的全集，贝娄的小说直面知识分子生存的困境，尽管我从这些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混到了毕业证书，但当时不管是对浪漫主义还是对贝娄作品本身的了解都太过浅薄，再看那些文字就像孩子堆的沙子城堡，经不起任何海浪的冲击。现在看来，贝娄的浪漫主义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存在主义，赫索格、亨德森、洪堡等主人公对现实的反抗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浪漫，以赛亚·柏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有精彩的论述，遗憾的是，现实的云朵永远无法去推动过去的云朵了。这一层放上去的还有劳伦斯、纳博科夫、福斯特的文集，还有就是二三十本商务印书馆出的哲学书，原本是准备放下面的，但有几个格子放孩子的书了；它们在精神层面本来就占有重要位置，就难啃来说，把它们“束之高阁”也不无不妥。

解决了最上层的“老大难”，接下来就要给自己喜爱的几位重量级作家安家了。先是马尔克斯老爷子。“新经典”费尽心思拿下了马尔克斯的中国版权，记得前几年，“新经典”出一本买一本，读一本、摘抄一本，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上个月见有微信公众号发文，纪念《百年孤独》印售1000万册，这本书真真是烂大街了。马尔克斯早年曾说，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也不理解《百年孤独》为何像汉堡一样到处热卖，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族长的秋天》。不知为何，读马尔克斯就像找到了一片精神的故乡，这片土地不是要给予你什么东西，而是可以让你卸下所有精神的、现实的面具和枷锁，完全融入其中，发现自己，成为自己。马尔克斯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世间最美的溺水者》，就那样站立在那里，就像老爷子从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这样。放在马尔克斯旁边的，是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还没认真去读。这位伟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灵魂画师，主人公哈利就像兔子一样一生“遇到惊诧就跑”，完美地刻画了在时代中沉浮的中产阶级精神群像。马尔克斯和厄普代克下面，放的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没有细读过，更没资格说，这位阿根廷文学大师在小说、诗歌、杂文方面都是通才，大致记得他的《马车上的铭文》一文很深刻，只模糊记得看完此文后也许是自己杜撰的句子：“慢慢走，灵魂才赶得上永恒。”卡尔诺维的近20本作品放在一起，比半扇玻璃门还要宽。认真读的只有五本，“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和两本《短篇小说集》，感觉最震撼的也是这几本，它们似乎让我看到了小说艺术的另一副面孔，进入了这位意大利小说家精心雕琢和试验的文学世界。不管怎么说，用几句话说一位作家、一本书、哪怕一篇文章都是极不公允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用传统骑士小说的形式揭示现代性的真实面孔——似乎也可以落到沉重的人的存在的话题上，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人格二元分裂与统一》）、为何存在（《不存在的骑士》，人为何存在）、如何存在（《树上的男爵》，建立并一生保存自己的精神王国）。他的两本短篇小说集读完又读，记得所有书放到柜子上后，第二次取下的就是这两本书（已经是第三次重看了），书中那些难忘的句子记住了又忘记，想不起来就又去翻看。再看卡尔维诺的其他书如《帕洛马尔》《不存在的城市》等断断续续，最后实在看不下去，由此我又重新思考了困扰多年的问题：读了一位作家一本或几本觉得很震撼的书，再去读他的别的书就觉得索然寡味，甚至读不下去，就算读过也没留下什么印象，似乎它们所有的光芒都被那一本或几本觉得很震撼的书遮盖住了。这种现象在我细读过的好几位重要作家中都出现过，马尔克斯、托尼·莫里森、卡尔维诺、莫里亚克等，都是这样。思来想去，答案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自己的审美兴趣的问题，一个作家只有一本或几本书契合自己的精神需求，也就只对这个作家的这些作品感兴趣。二是作家的创作经历和作品本身的价值问题。从作家的创作成熟过程、创作领域等角度说，一般来说，成名作或代表作文学价值更高，比如马尔克斯写了一二十本作品，我爱不释手的是《族长的秋天》《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想来，也就慢慢释然了。在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书下面，主要放了商务印书馆出的“涵芬书坊”系列的书，主要是一些宗教、哲学、散文类的作品，大都是诸如克伦凯郭尔、海涅等传统作家的经典作品，装帧、内容都不错。这些书没放满两扇玻璃门内的柜板，就拿里尔克的几本同样是白色封面的诗集、以及《金枝》、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等来填充了。

上面的书摆满了最上层以及最左边两个玻璃门内的空间，基本占了整个书柜空间的三分之一。书柜虽说上下九层，若按装的玻璃门算，南北一共装了五扇玻璃门，两对可以对开，最南边的一扇玻璃门落了单。整完上面这些书，剩下的书主要按三种方式摆放，一是按国别，把买的较多法国、英国、美国等文学作品分别放在一起摆放；二是把手边所有的诗集摆在一起，竟然占了中间两扇玻璃门后的三层隔板；三是最后两层放杂类，以及除上面几个国家之外的书籍。

按照这样的办法，放到第八层的是法国文学作品。因为有限的阅读视野和更为有限的能力，要对法国这个文艺大国做些考察几乎是痴人说梦，对诸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国也是一样，但心里一些碎片化阅读的感性印象，还是要吐一吐，哪怕是被人看作荒诞的呓语。无论文学、音乐、建筑等艺术，都在法国悠长的历史中形成了文艺自觉，这种自觉像阳光、水、空气一样，融入法国的历史空间、现实空间，以及民众的心理空间。法国善于吸收先进文化，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优秀文化的鲜活基因。很多文学流派或文艺运动并不起源于法国，却在法国得到繁荣甚至达到顶峰。比如，意识流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亨利·詹姆斯提出来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强调并发展了这种时间观，提出了心理时间的概念，普鲁斯特把它运用到小说艺术中，创造了意识流小说的高峰《追忆似水年华》。存在主义哲学同样如此，虽然丹麦的克伦凯郭尔是存在主义先驱，萨特和加缪却将它更广泛地推向世界。当然，法国文学也是善于创新的，很多艺术观点、艺术流派都起源法国。比如，17世纪大名鼎鼎的启蒙运动，19世纪影响深远的象征主义，乃至20世纪下半叶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派等。无论哪个地方有了这些有点，文艺想不繁荣都难。绕得远了，话说回来，还是看看架子上摆了哪些法国文学作品吧。勒克莱齐奥的文集，波伏瓦的《第二性》《告别的仪式》，《加缪手记》、郭宏安先生翻译的三卷《加缪文集》、《加缪全集》（萨特的文集放在了办公室，《存在与时间》放在了哲学类书籍中；《包法利夫人》，莫迪亚克的文集，2014年莫迪亚诺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本小说（大多是中篇）；梅里美、乔治·桑，等等。勒克莱齐奥只看了他的《巨人》，完全没读懂。莫里亚克倒是都认真看了，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给麻风病人的吻》和《爱的荒漠》，《给麻风病人的吻》结尾令人难忘：“沉重的鞋子里满是沙子，她不得不紧紧抱住一株枯萎的橡树，树枝上焦黄的枯叶，在火焰的冲击下簌簌地响着——一株与让·佩罗埃尔相似的忧伤的橡树。”《树荫的温柔》一书中引用了这个结尾，认为这本小说的全部价值就在体现在这里——凝聚在橡树这一传统意象上体现出的忍让、为爱献身的崇高感情。然而，最爱的还是加缪。加缪描绘了现代化专业分工下的普通劳动者的悲哀，再塑了西绪福斯这一神话原型，更用他的荒诞哲学告诉人们世界是不合理的，他的作品试图解决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中各种根本性的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的哲学意义上的“反抗”和“行动”，并给人类带来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荒诞的英雄。说起加缪，很多时候绕不开萨特。这两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最终因哲学分歧而彻底决裂，加缪的东西读了不少，萨特的作品却只蜻蜓点水般读一两本，他的最重要的作品都没读过，把两人放在一起比较，我没有资格。但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就算为自己这点私心张目，也说上两句。

宗教和信仰领人有所敬畏，令人向善，令人善待灵魂，并用它和世界对话，将人的存在和宇宙的心跳联系在一起。从哲学来源来说，萨特来自壁垒森严的书斋，更像严谨、不苟言笑的经院哲学家；加缪的哲学，来自地中海沿岸活生生的感性生活，吹着海风，微笑着叼着烟卷，热情而奔放；就哲学分歧来说，加缪面对荒诞的世界，竭尽全力谋求解决各种荒诞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提出人对世界的反抗，每个人都可以是西西弗斯，都是荒诞的英雄；萨特也承认世界的荒诞，他强调绝对的自由，往往不是把人引入虚无的深渊，就是绝对利己的地狱。萨特说，世界是虚无的，虚无是世界的本质；萨特的冷峻严肃，更接近于理性自身。加缪把荒诞当作自己的哲学核心，荒诞的世界，荒诞的墙壁，荒诞的英雄。但总感觉加缪的忧郁气质，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对现实生活的重视，他对荒诞世界的反抗，鲜活地跳跃在我周围的现实世界，就像黎明前东方天空的第一抹光亮。

就像英、法隔了英吉利海峡一样，法国文学作品的隔板下摆放的是英国作家的作品。这些英国作家感兴趣的颇多，但认真读的不多，有的只读了一两本代表作，有的只是买回来让其睡大觉。代维·洛奇的作品大部分都读了，不用说写得最成功的是《小世界》（花了三倍于发行价买了两本，丝毫没有觉得心疼），书中对学术界知识分子进行了辛辣的抨击，乃至对各种文学体裁的戏谑都能联系到人的生理本能，似乎文学不过是人类原始本能的低级游戏。戈尔丁的《蝇王》描绘的孤岛，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隐喻；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展现了他“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艺术观，道林·格雷外表与灵魂的二元分裂也放射出现代主义的光芒；等等。放上这列架子上的书，有太多没有读，多丽丝·莱辛的文集，奈保尔笔下的印度，以及《通灵的按摩师》《重访加勒比》《非洲的假面具》等作品都还没来得及读，奈保尔已于2018年仙逝（同为英国移民“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的石黑一雄的重要作品，基本都买了，放在了办公室）；斯特恩的奇书《项狄传》，劳伦斯的文集等，有那么多好书都没来得及读，遗憾得很。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尽管说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大潮中也涌现出了康拉德、劳伦斯、伍尔夫、戈尔丁等大作家，但横向与同时期的法国、德国、美国等文化强国相比，甚至纵向与英国悠久、璀璨的文化传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狄更斯）相比，英国现当代文学就像收缩坍塌的白矮星，在周围群星灿烂的光华下，显得有些暗淡了。

整到这里，美国作家的书也要跟着往上摆放了。美国文学就像它的公民的构成，是多元的、包容的，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吸引、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国文学大花园。索尔·贝娄在前面说得很多了，他的书也摆到了最上层，另一位读得比较完整的是托尼·莫里森，女性黑人文学的代表。她在众多作品中对黑人女性的苦难经历的诗意描述，带有多重倾向和目的，可以说是对黑人灾难历史的血泪控诉，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寻根，同样可以说是对当代黑人女性生存道路的探索。印象最深的是《所罗门之歌》《爵士乐》，《爵士乐》带有典型的后现代风格，融合了爵士乐多种乐器的即兴演奏与多重叙事的特点，完成了对黑人民族身份认同的一次追寻。当然，少不了海明威、福克纳两位本土大师的诸如《老人与海》《喧哗与骚动》等大作。不少移民到美国作家创造出了多种文化融合的作品，最著名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这只来自苏联的美丽蝴蝶，在美国文学大花园展示了绚丽的色彩。还有一些“二战小说”，如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后现代小说《万有引力之虹》，以“反英雄”式的斯洛索普的荒诞命运，揭露西方病态和疯狂的社会；与之相对的还有冯古内特的反战小说《五号屠场》等。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可以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品，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威廉·金斯堡的代表诗集《嚎叫》等。还有现代版的“精神流浪”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瓦尔登湖》等，简直如万花筒一般令人眼花缭乱，更显现了美国文学紧跟时代、包容、多元化的文学特征。

法、英、美三个国家的文学书分别占了三扇柜门内的整排空间，中间对开门的下面三层放的全是诗集，最南边单扇柜门内依次放的是德国、苏联、土耳其的文学作品。放德国文学作品那一层主要放了君特·格拉斯的文集、黑塞的作品，还有歌德的《浮士德》等。下面放的是苏联的文学作品，认真看了《日瓦戈医生》，以及帕斯捷尔纳克这位人道主义斗士、俄罗斯民族诗人的一些其他作品，他的《阿佩莱斯线条》《抒情诗的呼吸》等，让人看到了一个民族知识分子真正的良心。当然，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马托娃等一些作家的作品。在下面一层，放的主要是帕慕克的一些书。与这三层对应的中间三层，放的是诗集。

这些诗集放得比较凌乱，没有按国别、流派或时代分类，只是同一位诗人的作品大致放到了一起。这似乎也跟自己的阅读习惯有关，既没有对诗歌进行过细致、全面的分类梳理，也没有系统研究过诗歌理论，只是纯粹的门外汉看花挑花，喜欢哪本便随意地买来，连感性认识都说不上。读大学时，读过余光中、闻一多，泰戈尔、叶芝等诗人的作品，真正爱上西方现代诗歌，当从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说起。读过一遍就忘不掉它的开头和里面令人心悸的句子：“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一堆破碎的偶像，忍受着太阳的鞭打。”荒原不仅是一战后西方世界精神荒漠的象征和写照，于我而言，它更是青春期贫瘠的世界和精神现实的哲学关照，更是对未知世界的潜在忧郁的认知与精神探索。艾略特并不是高产诗人，还读了他的《四个四重奏》，尽管买了几本《荒原》，等到赵萝蕤先生的翻译影印手稿出版，还是忍不住去买了一本。从《荒原》读去，有几部与之齐名的长诗（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帕斯的《太阳石》、瓦雷里的《海滨墓园》、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也都进入阅读视野。帕斯诗集、商务印书馆出的里尔克全集也都摆上了架。《杜伊诺哀歌》读了多遍，宗教哲学意味太浓，总也没读懂。由这些长诗读去，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悉尼、叶芝等，也买了一些；意大利隐逸派诗人蒙塔莱、夸西莫多、翁加雷蒂等诗人的诗集；乃至狄金森、布罗茨基等都有涉猎。

整理诗集期间，上班时要用文件夹，突然想起十五年前高三一位同学送过我一个黑色文件夹，我上大学后用了七年，最后文件夹夹着一摞厚厚的资料，压在客厅柜子底下。于是，一通翻找，终于把它薅了出来。拽出里面那摞资料，大都是在图书馆复印的图书片段，中间突然掉出来一份，捡起来一看竟然是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只开头几句，便把我带回到青葱岁月：从空旷到空旷，好像一张未捕物的网/我行走在/街道和大气层之间，秋天降临/树叶宛如坚挺的硬币，来到此地而后又离别。

简洁、崇高、朴素、优美，难以言说的美感和陌生感撞击在一起。诗歌伟大的使命不仅是发现美、表达美，更是人理解现实世界、安放灵魂的精神庇护所。然而，现实生活离开诗歌那么久了，“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不过是平凡的生命中海德格尔的一句难以承受的空洞口号，有时甚至连上班打卡机的嘀的一声都抵不过。

最后两层放的是杂类，剩下的没有按上面类别摆放的书都委屈地挤到了下面。有哲学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存在与时间》，理论书《西方正典》，宗教书《智慧书》，还有小说、散文、传记等。一些错分、漏分的书也堆在了这里，只能暂时自我安慰以后抽时间重新去读、去发现了。

买书在读，存书在用。窝在家里角落里的书，漂亮地在柜子里找到了归宿，几个月来，能记得打开柜子里找书的次数只有四五次。很多天，和它天天照面没有仔细看过一眼，那些漂亮、整齐的书脊伸出长长的舌头，像是对我无声的嘲弄。摆放完书，记得从柜子里取下的第一本书是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集《世间最美的溺水者》，那是因为“7.20”之后写杂感时要翻看的其中的《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这篇短篇。世间的艰难似乎只有在极端灾难面前才露出全部的面孔，然而记忆的碎片，存在的拷问，循环的时间，消弭于平常的瞬间与机械化庸碌的生活，依然展示出人与书籍相互依存的重要意义。这些书籍是我私心的祭坛，也是我的精神坐标，更是我“自我、本我、超我”的河流，正如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结尾所说：

“我觉得这条河流正从我身上流过——它的过去，它年代久远的土壤和多变的气候。群山轻轻地围绕着它，因此它的流向早已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