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读写与推拉摇移

听说读写与推拉摇移

----我的职场总结

马有福

1、

引言

2025年这才开始，自己来不及感叹一声六十一甲子，或工龄满四十二年了，该来的几件事就像演员出场一样，说来的就一一都顺次来了。

母亲生前说我生于八月，那正是麦收季节。但这八月是个农历，还是公历，她一直说不清楚。根据麦收记忆，这农历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我们村的麦收在公历八月一般还不会有开头。都不知道生产队和公社户口册上的八月二十四是谁为我确定下来的，但我自一九八三年迁户口之日起，这日期就成为我雷打不动的生日了。后来，省份证几换，这日子却从来没有变过。虽然，我一直从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但每年的八月二十四日无一例外就会收到航空公司和银行等大众部门的生日祝福。

就这样铁板钉钉，谁能撼动？

先别说，事情还真有奇怪处，我知道，自我参加工作之时开始，我才有档案。这档案从教育系统到广电系统亦曾有过几次随迁，生日是改变不了的。但我的档案年龄却是一九六五年元月。这不知是谁的一次疏忽，还是另有隐情，我自不知。但我知道：退休认定，看的是档案年龄。于是，春节一过，我就告知人事部门。人事部门回答：知道了。我这就等着办理退休手续。可过了几个月，我还是没有听到任何响动。人说，急什么，这可能是享受到了延迟退休的恩荫。多一月不退，多拿一个月全工资，马未跳，鞍子跳什么？也真是的！这世上的有些好事不需自己争取，还一样找你，是你的，别人夺不走。

但这好事依旧阻挡不了岁月前行的脚步。六月一到，单位通知忽到：该办退休手续，工龄直到二月份就彻底打住了。但有一事，作为退休的句号，还请最后画圆：局里差派的广电四十年综述，共五万字，还需请你参与撰写，有点稿费。

也好。只花一天时间办完全部手续，人有一种从梦幻中瞬间醒来的感觉。从第二天开始，我就进入局史志办，在两位助手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埋头数百万字大量信息与总结的现有文字稿，回顾青海广电四十年的脚步声，有一种在麦场上奋不顾身地碾草脱麦的心境。就这样，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提交五万多字的最后一茬职场作业之前，我却因血糖过高而住院了。我这就想。这是在补课吗？职场四十二年下来，没有住过一次院。而还没有完全地享受一天真正的退休生活，却咋与病床结缘？

那段时间，我关了手机，谢绝了家人的陪伴，一时断了与外界联系。这打针服药之余，很悠闲地获得了一次从容总结自己四十二年职场生涯的机会。

四十二年，这除了将一头黑发熬成了白发，一个青年蜕变成了一个老人之外，自己还真正地做了哪些事呢？

数不胜数。涟漪重重。

但这一切只八字可完全涵盖：十五年教育生涯，作为语文老师，一直围着听说读写转；后二十七年的媒体工作，作为电视编辑，则天天绕着推拉摇移玩；弹指一挥间，人只两步，一晃四十多年。

2、

听

听，这是语文老师的首要基本功。

其实，对我来说，这是童子功。我的听力早就越出了语文课本的边界。

在我们那个四面环山，边远偏僻的山沟村庄里，外面世界的精彩和热闹我们从来都是靠着一双耳朵的听力捕捉和获得的。平时，村巷里外来商人的一声喊，宛然一束光，就会照亮我们寂静的童年生活。我们总借着那一声喊，常常就像应召一样地围着摆放开来的货摊或流动在村巷里的马车逡巡不已，让眼睛由此感受新鲜和好奇，让心灵靠此获得外面世界的滋养，由此总觉得生活充满了别样的阳光。

犹记得在无数个寂静的冬夜，偶被冻醒的时刻，我们每每听着鼠辈们翻箱倒柜、噬咬木柜的夸张声音想象着它们贼眉鼠眼、与人作对的灵活身影而由此获取谁都不易的生活常识。

那时，最有盼头的声音则是，春节随后传自川道汉族村庄里的那些锣鼓声。咚咚咚咚，咚！咚不愣咚，咚！隐隐约约的，气如游丝的，宛然闷雷，还伴着风声的时紧时松。但这对我们一年四季里没有任何娱乐之声的孩童们来说，则简直就是春汛。闻声之后，我们这就瞬间走到故乡的山坡，不断地调试身体，左转右转，直至判断无误了，这就一溜烟直奔十几公里赶往那个推测到的锣鼓，揩着鼻涕，看击鼓人使劲地敲打鼓面，让冷泠清清的乡村正月徒增几分热闹。人挤人，人看人，热闹一下升温。吹笛子的，吹唢呐的，踩高跷的，玩旱船的，似曾相识的节目然后就渐次开场。这世上，还有比这更精彩的生活一景？

我们场场不拉地参与其中。大人们借着寻找小孩的机会，也每每溜出村庄，夹杂其中。在正月，汉族村庄和回族村庄的热闹是不一样的，这看社火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看着这一切，一些回民老人就会感叹两个民族的不同：散羞的汉人，闯祸的回回。

哦，原来是这样。小小年纪，听着大人们的牙巴子，我们亦学会了观察和思考，无意中，听觉帮我打开人生第一课。

之于将“听”作为语文重要基本功之一进行自觉训练的日子，那是自一九八三年秋天之后的十五年里重要工作。那些年，我像其他语文老师一样，让孩子们在听课文之时，接触和体验各种语感，借此听出一篇课文的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让他们的的耳朵在有意的捕捉中感受历史，接近现实，从而享受汉语语言文字之美。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老师，我就像身处一段河流一样，总站在岸上，一直在感受中国语言文学那种与生俱来的甘霖与美感，获取了非常丰沛的语感，亦每每听到了历史的潮声和惊涛。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感受。正是这种感受，就像一颗难得的种子一样，在我心中一点点发芽、生根，并最终蓬勃成我生命中难得的两种听风能力。

先是借着一本艾芜的《文学手册》这样一个无意的窗口，我由此倾听中国文学的声音，在当老师的那些年月里，先后订阅到了《读书》、《随笔》、《民族文学》、《青年文学》、《世界文学》等杂志，从字里行间寻找时代的声音，揣摩文字的肌肤，让单调的教学生活因此变得很丰富、很厚重，也使学生们感觉到了中国思想和文学的脉搏，听出了语文课本之外、青藏高原之外的另一种溪声。这在那个封闭的环境里实则是一种难得的滋养。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那时为了完成订阅任务，我执教的三个学校里都还曾订阅了《中国青年报》、《深圳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众多新锐报刊。这些以青年为阅读对象的报纸里鼓荡开来的时代新风远比我的故乡大通北川河谷地带里四季不息的风还要清新。它们使我的教书、改作业之外的生活让我忘了生活的忧乐而常常陷入乌托邦一样的美景之中，浑身时时充满了新奇和力量。

那时，我虽不长于唱歌。唱歌的水平永在五音不全之列。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时时激荡着“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旋律，以致让我都能倾听得到时代的召唤。这不！八十年代初，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青海，一声“立下移公志，开拓青海省”，让北京师范学院迅速做出了通过考试在青海招手150名在职青年函授生的决定。北京，青海。简直两重天。但函授以及假期里的面授，却使我如获至宝地倾听到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老师们带着春意温暖的鼓励。当代文学讲座等十几门专业课为我们打开了十几扇观照世界的窗口。一期期专业辅导资料则如一根根风筝线，把我们的梦想一次次放飞到高原的天空。王蒙的短篇小说《风筝飘带》在老师的精彩解读与诠释中，更是牢牢系在我们的心头，让身在乡村学校的我不止一次鼓满风帆，正欲走向大海。

时来运转，好风不断。在青海教育学院参加面世的日子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还为我们请来了当时风头正劲的年轻科学家温元凯先生。他为我们讲改革，讲新的高考制度，在我看来，他讲的所有信息何止千年春风，这一下子度过了玉门关，度过了享堂桥，一时照遍了江源，照亮了高原大地和人心。

自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还没怎么好好回味一下函授以及函授获得的一张大专文凭带来的更上一层楼的美感与喜悦。我又听说青海教育学院首次招收大专起点的本科生。我眼前一亮：脱产进修两年，不影响工资收入。天下还哪有这样的好差事？未经思索，瞒着校长，偷盖学校公章，我怀着一试的心情，这就先报了名，然后开始扎实复习。按部就班，匆匆考试，来不及等结果，就是暑假了。

借着这个机会，我就急急弃家投奔祁连山金场。忘了说，那时，我一边在书本里寻求理想，发现微光；一边在不时地听着各地金场的消息，急切地想着快速致富以缩短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所以，直至教育学院发出录取通知书，等着我报到时，我还在新疆参加《民族作家》杂志召开的一个文学笔会，在天山南北感受西域风情。因为在此之前，我参加了新疆《民族作家》的一个刊授班，学期一年，我为这个杂志提供过数十篇习作。作品虽未得发表，但杂志有意回馈学员，这就举办了一个丝路笔会，邀请了全国各地近百名文学爱好者齐聚乌鲁木齐感受新疆。那是一九八九年的九月，我就职的学校也已开学。校长见我被一个夏天的的紫外线晒成了煤球一样的脸膛，将发到他那儿的录取通知书直接甩到办公桌，一脸的不高兴：这弄的啥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已经开学了，你还要去进修，我这咋开课？再说，你报名考试，谁签的字，我咋不知道呢？

满腹心事，只不当事。更为难堪的是，麦收在即，父母年迈，夫人身孕，我最放不下心的还是那十来亩山地庄稼的收成。

车到山前，路在何方？

先是给父亲立下军令状，哪怕连夜干活，亦不误秋收。

再是给校长赔礼道歉，一番装孙子，好话说尽。

等背着行李赶到西宁的教育学院时，班里已经开了课。一番忙乱，胡子拉碴地坐在课桌前时，我才想起自一九八三年师范毕业到此刻的六年时间里，我几乎不曾有一刻的喘息时间。正是这六年，我教书、务农、自学、淘金，听着北川河的涛声和宝库峡的风声，把一个人当几个人使，把头当脚跑，不断地穿梭在三四种随时变幻的角色里，把自己硬是逼成了一个未老先衰的准老头。

不！不敢言老。上有老，下有小，责任如山，先当学生。

我在当年的日记里写：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听风的买卖跑死马。这其中的意思就是不能闻风而逃，也不能闻风即行。但我这几年的成长轨迹却是顺风而行，迎风奔走。我不知道风起何方，但无论是来自北京的东风，还是来自金场的西北风，它们让我宛然长上翅膀一样地获得了腾空一跃的力量。

听！

时代在召唤！

回顾走出学校，逡巡在社会与学校的那个交接时间带，我还真无愧于一位语文老师的身份。

3、

说

说也是语文老师的基本功。但在学生时代，偏偏我最怕的是说，这就自觉学会了主动低头以逃避老师询问的目光。但越是这样，老师就像知道了心思一样地点名要我发言，弄得我每每语无伦次，丢人现眼。

为此，亦曾羡慕过在人前一路一路说得头头是道的人。但我父亲见了这种人，就远远地躲开了。他私下里把这种人叫做嗲吧嗲。每逢政治运动，他们总冲在最前列，给人抛脏水的水平和斗争话语总一套一套，很得弄潮者和操作者的欢心。我父亲说，这种人的舌头是臭鞋垫，坚决谨防就是。

就如此，人咋说话？作为语文老师，怎么说呢？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我与学兄老沈试着说课，私下在各自的宿舍里就像坐满了学生一样地自言自语，这就弄得很多人把这当笑话讲。但我们俩却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在没有任何人参与其中的环境里各自演绎一节又一节课，尝试了各种情景。有时，三更半夜，万籁俱寂，我犹自进行说课练习，这使自己都觉得有点滑稽与可笑。但就是这种自导自演的情景，让我们就像解剖死人一样地找到了话语的缝隙和关节，由此感悟出了许多说话的道理：原来，话语如刀，找到刃口前行的缝隙以及亮光才是语言之大道。由此，我常联想：这不就是庖丁解牛之道？我有一种被照亮的感觉和收获。

在此基础上，我们俩相互为师，相互听课，相互为镜，总结各自的教学设计，指出各自的不足和缺陷，甚至防不胜防的口头禅以及没有必要的重复语，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我俩的教育教学水平自觉不自觉地得到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学生，对于学科内在肌理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想不到，扔在最为偏远山区的我们却获得了县城学校教师想都不敢想的实验机会和进步。在正规学校按照总体规划牵着教师的鼻子走，让他们脚步纹丝不乱按照既定踪迹前行之际，他们充其量只学会了几样表面功夫，应付能力，而我们则在自己摸索中却懂得了他们直到退休还没有搞清的几样基本功。

幸甚幸甚！无心之柳长成了一排人生大风景。

至今，大通新庄地区的诸多学生家长每每还在讲述我的故事。说他们不想让孩子继续学业了，而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他们家家访，几句家常话，说得脾气崛强的他，无言以对，从此打消了孩子的辍学计划。那时，很多家庭特别不重视女孩上学，我在家长会上不知是说了些什么话，但他们观念的底座却从此动摇了，他们如今在拿着这些话反过来劝人、劝自己，并将此作为家庭美德在一直传扬。

我在大通一中做政务处主任之时，面对的大多是班主任交来的问题学生。他们有的天生地脾性顽劣；有的则早就破罐子破摔，根本不把班主任老师当回事，也不把自己当回事；还有的觉得再努力也没有希望了，这就一心一意想回家。面对他们，我骂过，打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劝说。我那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学习不好没关系，只要你努力，一周超过一个人，一学期就能超过20个人，三年下来，谁就是班上的尖子生。我还遇到了一个背景很大的领导干部的孩子，我说，我知道你考不上大学也能找到好工作、娶到好老婆，但将来有了孩子，面对孩子你将怎么说自己在学生时期的风光？

情景设置。设身处自。人总有心灵最为柔弱处。只要找到那个支点，就没有撬动不了的重物。我的政务主任的工作虽亦唬人，但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从来还是动人。

后来，我在没有学风基础的回族女子中学担任校长时，手中的行政工具几乎为零。在荒原一样的新环境里，我只能以“说”立足。说，谁不会呀？但那种只有表面功夫的说，还不如下在石头表面上的雨水，哪能渗进人心？在这样的环境里，说的太多，只会适得其反。怎么办？面对全校学生，我抓住了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其实啊，这每周一次、当仁不让的训话，不只是说给学生的，而更多的是说给老师的。一箭双雕，每说落地。我把这话语当花朵，一颗颗栽种在这所学校，让她从此结束了自创办以来历年高考光头的历史一页。

说说笑笑，耕耘十五年。在获取“西宁市十佳园丁”荣誉称号之际，我代表十个园丁站在主席台发言，这说的触须已经延伸到了全市。直至后来，离开教育之后，人们依旧有意无意地夸着我的说，说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演说家。

这，是我在教育界获取的一枚自珍自爱的胸章。但我始终谨防着自己由此成为话痨。在我看来，说，得有度，得有分量。我尊重“说”，但绝对不亵渎“说”字。

4、

读

说起读，我绝对是“一个晚熟的人”。

十八岁那年，走上讲台做语文老师时，虽然穿着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像模像样地挂了分别灌满蓝红墨水的钢笔，出没课堂，也像模像样地在讲课。站讲台，拿着粉笔，满口胡言，凑合着每天的两节课。虽深知“要想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的道理，但心中到底有多少存货只有自己清楚。好在乡下老师大多半斤八两，谁不比谁更有深度、厚度与见识，否则，那日子肯定是不好应付的。

好在还有一点自知、自明、自发的补课心理，并从小镇街头现烙现卖的大饼铺那儿得到启示，这就学会了在备课方面下足功夫。一本新华字典，一本汉语成语词典，一本现代汉语辞典，一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一本配套的语文教学参考书，如影随形，朝夕不离，这使我教书十五年，并没有在常识方面出过丑，也使学生们潜移默化中学会了查字典，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还学会了逐字逐句解读古汉语、善啃冷馒头的一点笨功夫。由此，常虐赞我教学有方，基础扎实。

其实啊，这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想不到的是，我在应付工作，对付教学中的这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却使我从此读书上瘾，在不当下硬功夫的年龄却怀着狠下心来补课的心理，一头扎进教学必须之外的更多书籍之中，批发兼零售，就像误了时序的庄稼一样疯长起来。

先是把大通师范里读过的课本全部找齐，抚平因为粗疏而折叠残损起来的纸角，拿胶水修复撕烂的封面，这就正正规规摆在几本随手翻阅的工具书中。硬是在因为生炉子而不时飞扬着灰尘的办公桌上营造出放着一大堆煤砖的宿舍里不太般配的一角书香气息。就是这一坨在煤尘和灰尘之中靠毛掸刷不断清扫干净的书桌被一个八瓦特的台灯照亮之后，我如梦初醒，把更多的目光从此投向了书页。备课、改作业、温习旧课本，我把除了周六周日务农之外的大量闲时间都圈养在宿舍。要么围炉品读、要么傍桌书写，生活方式因之都有了很大变化，以致惯于串宿舍找我聊天的同事们都觉得是打扰而从此不再多逗留了。

习惯改变了心态。心态刷新了习惯。就是在这样的无心觉悟之后，我一边教书，一边先后陷入从中专到大专，从大专到本科的学历突围之中，沿着专业课本提供的阅读缝隙，以课本为中心，一头扎入古今中外的文学长河之中，感觉人文波涛，呼吸八方滋养，等拿到两个职业所需的混饭文凭时，人有一种长上了翅膀一样的轻盈，观人阅世的视野也是与日俱增，今非昔比。

我认为，我读书扎实的原因，与一般学生相比，其区别还在于环境与坐标。这一边是家庭拖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大家子人在等着你上班挣钱、下班种地，这日子总得过下去。另一边，是工作，拿着工资进修，无论脱产与否，同行们始终在盯着你，看你何去何从；学生们在等着你，看你会带来哪些新鲜见解。我无论是背着行李去参加面授，还是骑行六十公里一大早前往西宁赶早课，这肩负和承载着的不止现实种种，还有各种冷眼和嫉妒背后的精神压力。我知道，那些年，各种稻草，物质的、精神的，皆从四方纷纷向我涌来，无论是善，还是恶，一刻都没有停息过。在不可能的生活道路上寻找可能，不止人一之我十之的奋斗精神，还得必须具备骆驼一样的坚韧。谨防最终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的出现，平衡好家庭和事业，心中的光还是那些书。

司汤达《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突围和上升的勇气，在我的脑海中激荡不已。

张承志《北方之河》中的掀起了涟漪的时代波涛洗去了我全身的种种疲惫。

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那种不服输的脊梁与我自行车的横杆交相辉映在眼前。

巴金《家》等名著主人公冲破封建意识的青春之气在默默改变着我的固有的气质和生活陋习。

艾特玛托夫系列小说呈现的中亚星汉灿烂的草原气象有时与我的金场经历交相辉映，让我不由自主地打开了稿纸，试着写下几行文字。

更为重要的是，读，让我不仅读懂了很多书，也还读懂了金场和先后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三个小镇。

说起金场，那是我的另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利用几个无事的暑假，我分别投靠过祁连山里熟人们已经开始作业的四五个金场，总工作时长虽不到十个月，但就是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了不同于村庄、小镇、学校的生活另一面，借此验证了文学，读懂了人性，增加了生活的厚度。借此我写成了一个十五六万字的非虚构作品《金场笔记》，前几年，分别在《瀚海潮》杂志得以连载。其感受就像祁连山深处的山泉一样，如今一直汩汩流淌在我的心中，这哪是十几万字就能写尽的素材？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或许这还是真正能够压称的东西。

在金场之外，我因工作关系先后涉身的三个小镇值得大书特书。新庄、城关、塔尔等，在青海省大通县的北川都是名镇，都是有故事的地方，它们分别为我提供了讲台，完成了从一般教师、政务处主任到校长的身份蜕变，也使我走乡串户的家访中，品尝了各地美食，感受到了村民们土炕上的温暖，学会了只有他们才最娴熟的民间智慧。就是他们的宛然小草一样的人生姿态和捉襟见肘的窘迫中从容应世的智慧，让我看到了书本之外的另一世界一隅，领会了我们村庄之外更为广大的世界一角，巧遇了任何文件都无法拿捏的世俗和世界。十里不同俗，我由此领会了，我从此知道了什么是变通。我更知道，在人生道路上，这是些留下了我的足迹和气息的地方，我如今的梦境和气息里一直还总有有着它们的街巷、滋养和不断延伸出的长影。

5

写

在我看来，写，不只指写字和写作这样以字的形式留在不同介质上的生命痕迹，还应包括以长久的情绪写在脸上的气质和以切实的行动留在大地和人心中的万般壮举和事迹。所谓“血铸春秋，汗灌岁月”，亦属另一套笔墨的书写。

回顾我在教育教学生涯里的全部书写，如今令我汗颜的是，写了十六年字，无论钢笔、毛笔，还是粉笔、铁笔，几乎每天都在写字，但那些留在备课本上作为讲课战略导图的钢笔字、引导学生思路的那些闪烁跃动在黑板上的一行行板书，还是用铁笔一行行如老鼠啃木锨般刻在蜡纸上作为模板的试卷和复习资料，确实无一可圈可点之处。充其量也只始终处在凑凑合合、马马虎虎的水平。为此，很多时候，我把自己作为应景之用的试卷和有点意思的习作往往请人代劳。其中，好几位，还是我曾经的学生。学生中，汉字写得好的人，几乎每一届里都有。对于语文老师来说，这不啻是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但依旧没有中举一样的落寞与尴尬。

好在，这一扇一直关闭着的门之外，另有一扇门便为我悄然打开了。我的古汉语总讲得头头是道，让原先懵懂着的很多学生听了我的课之后，都有一种找到了水头道路的感觉。除此之外，那时，我的不怎么有水平的散文诗还动不动在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栏目里配乐播出，这使学生们比我更有面子地私下在夸耀我，为我而感到自豪，以致让我“一秀遮百丑”地进入所在学校好语文老师之列，从初一到初三，从高一到高三地循环带班，担当了当仁不让的诸多身前事。

不过，在我的教育生涯中，这些都不值一提，没有什么特别骄人之处。如今，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以行动书写了自己的教育传奇，有两笔值得让大通教育永远回味的精彩。

一是我在新庄中学教学时，我所带年级语文课历年成绩均有出彩处。新庄地域偏僻，离县城十七八公里，经济没有县城周边那些乡镇繁荣，人们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亦没有什么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八方来风，师资力量一般。在这样天高皇帝远的环境里，混个日子，图个舒服，从不会有谁责怪与埋怨。可是，身处此境，我的几位富于理想的同事们却不愿就此沉沦，不愿推日头下山。在煤砖占据了一半宿舍空间的宿舍里，他们不待扬鞭自奋蹄，不是在准备着自学考试，就是读书刷题，硬是没有放过歌声中飞来的那一股八十年代的时代潮流。这学风，这磁场，无意间很快从那一溜飘着煤烟的宿舍里传导到了教室。老师们那么爱学，这学生们也自然跟着重学。每天一大早，在满是石子和荒草的操场里，学生们背书、读书吵成一片，打破了这校园清晨的宁静。

闻声而动。在学生们忙叨叨背书的人群中，我们几位课任老师也夹杂其中，各背各书。学生们看到这情景，就会拿出他们的问题，开始凑近讨论。不需要演草纸，不需要钢笔粉笔，随处一蹲，拿着小石块，我们就这样在地上写写画画，让学生们得到了及时的辅导。因为有了这样长期的相处，师生之间几乎没有了任何隔膜。久而久之，到了课外活动，学生们就会拿着不会的试题在我们门口频频喊报告。

在培养学风和学习习惯的过程中，几次三番，我把完不成当日背诵任务的学生留在学校，不让其及时回家，这就买馒头、做饭，就像管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陪着他们完成作业。甚至，有家长撵到学校，一脸怨气。有时，留学生留晚了，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就结伴一个个骑着自行车把学生送到家门。渐渐地，学生大多养成了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

就是在这样不经意的付出中，1988年，大通县城名校被剃光头之际，新庄中学二十多名学生中竟有六名学生考上了中专。

这不石破天惊？!

本当大力宣传，但我们当时却三缄其口，不敢声张。这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大通中专考试在实行预选制，即不让所有学生参与中专选拔考试，允许参考的人数好像是十比一，抑或八比一，如今都记不清了。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我们学校只有两三个人才有资格参加中专考试。这对那些有潜力的孩子来说，有点不公平。可是，规则如此，又能咋样？为此，我们曾学着一些山区学校违规假冒班级原有人数，这就争取到了十来个人参加了当年中专考试。这不？玉成了几个农村青年，学校却是冒着造价的风险。

不宣传就不宣传。但我们因此赢得了口碑。1988年秋，等我一脸紫外线从金场回到学校时，多少我都不认识的人向我打听我，说要送娃娃到我的班里上学。

大浪淘沙，幸甚难言。

与在大通新庄中学里野草般的生灭黯淡、自我奋斗相比，我在大通一中的五年简直如日中天，身不由己。一百多名教职工，将近两千名学生，这是一所完全中学。经过了一年在初三年级差班班主任岗位的锻炼，其后的几年，我从语文教研组组长、教务干事干起，很快就是政务住处主任、高中语文老师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始应付数不胜数的杂事、小事，直至晚上下班了，还有一大堆推都推不掉的饭局、聊天和谈话。有时，回家刚刚消停，就会遇到住校生生病、社会青年到校闹事等一竿子想都想不到的烦心事。好在人还年轻，有热情。但非常令人尴尬的是，原本准备着要读的一些书却被灰尘掩埋了，许久都没有靠近的机会。摆在案头的一本马哈富兹的《甘露街》隐身几大摞作业、文件之中，宛然办公桌上的摆设，让课代表都记住了书名，当标志物件说本子放在其上下左右的方位。

忙，并快乐着。但与我自己而言，成长只在层出不群、应接不暇的事物中了，而没有写作和感悟的机会。之于创造性做事、摸索，那是想都不敢想的。每天一睁眼，一切都是按班就班地展开，时间就如磨口的麦子一样被身不由己地由别人推着向前进入自己的磨道，来不及思考，来不及总结，来不及反刍。人只剩下拳打脚踢、匆匆应付的精力。一切显得很被动。这使我有一种被事物淹没，被时间蹂躏着的感觉。所以，几年下来，空空如也。有了这样的一种经历，我从此认定大学校、大单位对人的吞没，这是铁定的。厚土里的种子，轻易走不出幽暗，见不到阳光。于是，我开始了逃离转行之想，想走出教育界。

谁曾想，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一折腾，我被调到了回族女中去任校长。这一安排看似提拔，实则是压担与考验。直至文件到手，我才知道：这所民族学校自批建以来，十年多了，校长几换，名存实亡，早就不是完全的女子中学了。其最大的悲哀是，虽设有高中年级，但高考年年剃光头，要不是一年一个民族考生的照顾指标，则没有半点存在价值和社会吸引力了。一言以蔽之，我是被派去收拾烂摊子的。

是马是骡子，拉到了前槽。那一年，是1995年，我刚三十岁。

一腔热血，满眼冷水。

9月1日，原本在早上召开的教职工大会因人员参差而拖到了下午。就是在下午，依旧有人捎话请假，难保全勤。

开课在即，好多教室窗洞大开，没有玻璃。建校之初，土夯的校园围墙多处塌陷，简直遗址。

我急在心里，满院乱转。几个班子成员就像在看我笑话一样地躲在自己的宿舍里优哉游哉与人聊天，甚至摆开了龙门阵。另一排瓦房教师宿舍里，则开始行拳猜令、笑语哗哗，热闹非凡。只几个炊事员，在冰冷的灶房里拍拍打打，清扫卫生。

这哪像开学前的中学校园？

四面楚歌。

再开会！班子成员会。任务还没布置下去，推脱的理由几乎没有任何缝隙。看我言辞锋利，长我十几岁的教务掌门人言之凿凿：我吃过的盐堪比你吃过的馍馍，我前来的耳朵还不如你后来的犄角了？

这不单是教务处一人一时的撒野，而这是冲着我年轻气盛而蓄谋已久的一股势力。据后来了解，其触角直伸到了县上有关部门。我之迫不得已的任职无意间是动了人之奶酪的，这不顺是必然的。

除此之外，我的多位同学、几位老师也是这个学校里的教职工，扎根已久，深知这个学校的一切。我之横空出世，出头上任，对于他们虽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他们哪能看得顺你指手画脚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一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寒意阵阵，寸步难行，我咋抡斧？我关门读书。翻开的是《彼得大帝》、《华盛顿》等几本人物传记。小鸡牛刀，重症猛药，闷鼓重锤。我采取的是鱼死网破，在此一搏的办法。要是靠启蒙、靠文火慢炖、靠水来土挡这老办法，真不知这所学校何时才能起死回生。

不按牌理出牌。耍一回二杆子。

我先是借着上课时间不止一次喝酒的理由，让几位老师听课检查，包括教务处主任和我的一位曾经的老师。狠刹在校喝酒风。

接着我一改走读生不上早自习的习惯，把早自习和晚自习在堂辅导任务一一落实到每个教师。

再是多次召开初高中毕业班任课教师会议，把目标和奖惩措施落实到人，让学风从毕业班开始渐次转变。

迎风的靶子竖起了一个又一个。

果真，先是教育局公开批评我随意让老师停课之举不符合有关规定，在全县校长会上指名点姓，让我蒙羞。接着家长们把反对早自习的意见提到所在地镇政府。镇政府派人找我反馈：抓太紧会带来负面效应。再是已经懒散惯了的教师们怨声载道，说我操之过急，毛毛糙糙，这走不长远。

说吧！

骂吧！

我全当耳边风，直等教育局的免职令。但教育局领导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并没有就此免职。既然不免职，就得争点气。他们虽然在校园绿化、普九等工作中不断点名批评我，但发现1986年的期末考试成绩后，还是及时表扬了我。直至1997年回族女子中学史无前例地出现了自己的高考生，改写了剃光头的历史之后，还在全县开表彰会之际，特别地提到了我。

病头打转了。奇迹出现了。自1997年开始，校园里书声琅琅，鸟语声声，校舍基本面貌得以好转。学校像个学校了，社会上到处都在传扬我的敢作敢为。

可是，可是，在这一切背后，我知道新的阻力正在潜滋暗长。人成靶子之后，暗箭肯定难防。就我个人而言，这两年的投入太多了。滚石上山，几乎难得喘息。就连母亲去世的日子里，我都是白天忙家务，晚上还得赶到学校去看晚自习秩序。要想全然培养一种新风，尚需时日。而能当多久的校长，这都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更何况，我动过不止一人的奶酪。

犹记得父亲有点抛凉水一样的劝谏之语：一张纸的个校长，人家说免就免了，别太当真！这充其量不过是挂在胡子上的一粒饭。

为此，在饱尝了唐吉坷德一样的一番搏斗乐趣之后，倦意未来之前，我还是悄悄退缩了。1997年秋天，声名正隆，见好就收，偷偷考取省级公务员笔试落败之后，我立即报名青海电视台在全省招考编辑的考试。在一片冻土层一样的环境里，我只满足一页辉煌，一束微光，这就悄悄把接力棒交给了他人。

花无百日红，我愿这花朵一样的人生篇章终当其时。我更愿它像西部寒星一样地永远照亮我、激励我。

好在我已开笔的大通回族女中崭新的历史再次续上了新篇。从此之后，每年高考或多或少再没有刮过光头。

幸甚，足矣！

6

推

在没有从事电视行当之前，我不知道“推拉摇移”这几个词指的是什么，但几堂入职培训课上罢，这几个字却像碑刻或雕塑一样地竖在心中，从此难以清除了。这不？职场二十七年没日没夜的行走，都一直没有走出这四个字：推、拉、摇、移。当然，不单单指镜头语汇和屏幕修辞里的推拉摇移。我这篇拉拉杂杂的回忆性文字中，我想借着这几个词汇说说我的二十七年人生经历。

先从“推”说开。

那是1998年的1月1日，我把调动手续交到了电视台。这意味着，从此是个电视人了，与教育的瓜葛说结束就结束，一切宛然一场梦。此之谓：推了个干干净净。按理说，轻装上阵，无牵无挂，这就投入工作就是。可是，一切哪像人说的这么轻松？

在当时，我在省城西宁没有脚踩的一寸土地，到晚上下班了，在哪缩身？更那堪，一大家子人上有老下有小在大通县城租房生活，农村老家的房子吹风漏雨摇摇欲坠，几土仓粮食任由老鼠麻雀糟蹋，而我们怕有不测而、还不敢全部处理。

一句话，这种从零开始的转行、转场，我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人说绝境通天，可我的天在哪里？还是父亲发话了：农搬穷，牧搬富。哪能脚踩两只船这么折腾自己的？现在心分三瓣，你到底顾哪一头呢？

进退两难！

孩子们正在县城小镇上学。户口全在农村。十几亩山地虽然转包他人，但一应给国家的公粮和集体的提留款，还得一分不落地按时回村去交。可回农村居住，谁来应付这一竿子农事？

我暂时住在西宁北大街三叔家过渡一段时间，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啊！

那时，农业税尚未免除，生产队的集体提留款额是农业税的两倍，还不时地有修路和建学校之类的义务工摊派，这土地几乎是买来种的。我把地承包他人之后，人家所交费用有时还不够我的所交费用。但我却因此保住了承包权。父亲觉得这买卖虽不赢却没亏。他的理由是：土地是最为宝贵的资源，万一有个这样那样的不测，我们还有个依靠和后路。为了证明他的说辞的牢靠，他不止一次给我说起解放前后那些年的兵荒马乱。

也是。我们一家人虽走了，户口却还在老家。这根系我觉得一直比较牢靠。谁能想到，我在西宁还没有找到根据地，我老家的几间瓦房先自不干了。几场秋雨之后，一根柳木的屋梁因不堪沉重，轰一声倒塌了，吓得邻居觉得发生了地震。紧接着，院子围墙和几间土搭梁泥屋也出现了好几道裂缝，倒塌这是迟早的事。

怎么办？

利用节假日先做了必要的修修补补，并干脆把那几间再也不完整的瓦房干脆拆除了。这样一来，原先还有点烟火气的小院子则变成了一处简直废墟的荒地，荒草们从此乘机滋生并很快茂盛起来。

人弱人欺，木软虫吃。这其后几年，我一旦偶尔赶回村庄，无一例外，几乎都会在村口遇到村干部或者住队乡镇干部堵在路口催粮要款，强行摊派，总说是我在拖村里的后腿。最为难忘的是，有一年堵在路口的干部中其中一位是从市公安局来到村庄住队的，还穿着整齐崭新的警服。他看着我一时的难堪和狼狈相，总觉得这不是一个省台记者应该遭受的侮辱。就说，我如果愿意，他可以帮我解决孩子们的城市户口。好吧！我一口答应，只留父亲和夫人户口而把三个孩子的户口从此迁到了西宁。在当时看来，这是好事，上学就业，城镇户口有着它天然的优势。但在今天看来，这是失策。此一时彼一时，后边的路比黑夜还黑。但总体趋势是，我从此推开了农村以及农村的生活方式。

我如今记得的是，我自长大开始干活之年起，我除了上学和教书，在家里就是一个称职的农民。早上起来，在吃饭前，每每清除了牲畜圈里的粪便，先在湿地盖一层干土，既为环境的干爽，也为适时地积肥。这是农家的基本功。到了晚上，无一例外，先牵牲畜进圈，再给马骡加夜草，最后是关严圈门，堵塞漏洞。这早就是常课，不敢疏忽与荒芜。

对于土地，我们更是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地服侍着，上肥料，打土块、拔除杂草，翻来犁去，竭尽忠诚，终日不离。哪怕遭受天年不顺，作物不获颗粒，而我们对它的态度不曾发生任何轻慢与亵渎。

千买卖，万买卖，好不过庄稼人翻土块。

虽只一亩三分，却怀万年感恩。

这就是农民。但我的农民生涯随着转身进城的脚步而离我越来远远了。好在我因父亲的执拗与坚持而没有出手卖掉那只五分地的庄廓院，如今，每到了夏天，我再回老家看农村，多少还留着一坨脚踩的地方，亦曾享受到了农业税全然免除之后的一点时代福利和全然自由。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有过这么多年的推开与疏远，我再看农村、农民和农业时，则有着几分城里人不懂、农们民始终不明白、干部们觉得云里雾里的一些大清醒、大庆幸。所谓，距离产生了美，距离亦给了我一种更大的视野和空白。

7、

拉

干到退休，离开电视台那一刻，我还记得当年去电视台报到时的情景：主管人事副台长让我到文艺部报到。文艺部领导见过我，就让我过完春节再来上班。上班第一天，枯坐到下班，一直没事可干。这节奏与教育界相比，反差太大。就这样，无所事事，看别人在忙，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直至有一天，一位编导发出一枚诱人的橄榄枝：不妨跟她去机房剪片子。剪片子？这工作跟我多么遥远啊。但是，以后就得适应这一份工作。放机、录机、剪辑机，我看得有点眼花缭乱。那天下午，老编辑问我会不会打字？我不好意思地说，电脑几乎就没有摸过。

其实啊，电视都看了多长时间，那是可以算得过来的。1993年前，我家没有电视机。遇到心仪的节目都是掐着时间去邻居家看的，快去快来，不敢多逗留哪怕一分钟。1993年，买一台二手牡丹小彩电之后，为了孩子们的学习，依然并不常看。当校长时从北大哲学系获赠的几台他们淘汰下来的旧电脑，先给了教务处，让他们去摸索，自己都不会开机。就这样的一点基础，做电视编导的尴尬，自不知怎么说起。

就这样糊里糊涂从事了一个新的行当。在所有同行中，我只一个长项：文字比较过关。这在当时的编导队伍中还算一点骄人的水平。当时的青海电视台文艺部有两个周播栏目，一个是《河湟风》、一个是《西部彩虹》。我被分到了《西部彩虹》栏目。先是跟一个年龄小我五六岁或七八岁的姑娘一起做栏目。再接着是自己笨头笨脑地开始摸索。报选题，约摄像，写稿子，做片子，请领导审片。我有一种被人拖着走还走不利索的感觉。在此过程中，我最觉犯难的是，约摄像与占机房。那时，摄像机有限，摄像师特牛，一期栏目如没有素材优势，编导就什么都做不成了。我因手慢，技术陌生，做片子特别耗时间，偏偏机房紧张，稍一手慢，就完不成任务，这使自己时不时像做贼一样地盯着机房，不干活时依旧心累不堪。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时，我连像样的铁钻都是没有的。每想起这一切，我口干舌燥，心境茫然，有一种把自己放逐到了荒野一样的凄凉。这就产生了再次打道回府从事教育的想法。听闻这一切，一位欣赏我文字功夫的老领导约我到他那里，告诉我：与其唾沫渣子淹死人，还不如破釜沉舟，绝处逢生。

哦？明白了。我想到了我们村搞阶级斗争时的一幕：其中有位斗争对象不等民兵们近身撕扯衣服，他就自觉走到了主席台，跪在一边。而有些斗争对象因为一时的迟钝与被动，不是被民兵推拉撕扯，就是踢其腿弯下跪，白白受一番折腾和污辱。这何必呢？

在做小学生，再下苦功夫。

那一年，我已三十三岁了。写一篇短文《男人三十三》发表在《青海青年报》，以示明志：男人三十三，太阳刚出山！这就开始紧紧地盯着《中国电视报》，比谁都很认真地一行行逡巡节目单，寻找着自己心仪的节目，然后，按图索骥，这就坐在办公室，一帧一帧地读心仪节目的剪辑，看其镜头，听其解说词，下着语文老师的死功夫，就像解剖麻雀一样地做了大量案头功夫。

央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以及新的电视表述语态的各档节目。

凤凰电视台的《冷暖人生》。

湖南台《快乐大本营》以及春节晚会的台词写作。

《喊叫水》、《新中国》、《虎虎》等众多纪录片、专题片、政论片的拍摄与写作。

抓两头，带中间。我的做班主任时养成的带班方法帮助我很快锁定了中国电视版图，从央视到全国各省市台，我看到了中国电视的前沿动态和各地不平衡，并很快能够形成了自己的电视视点。

上去高山望平川。一番扎实的案头功夫让我先是在电视文艺晚会串词写作方面得到了业界肯定。继青海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晚会串词一炮走红之后，我连续几年担任了青海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以及王洛宾艺术节等其他专题文艺晚会的串词写作。从本台到州地市台，那几年，我沉浸在晚会节目内在的旋律之中，寻找以词语连缀的纽带，感受晚会的起承转合，琢磨串词的腾挪跌宕，着就很快形成了自己的串词风格。这使我参加在湖南台举办的第四届全国电视金鹰节时面对他们的串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得到了他们的采纳，也使我的串词写作从典雅走向大俗，迎合了时代和电视本身的身姿。

立足之地，渐次扩大。后来，我虽然调到了总编室，杂务多于业务，但我依旧不忘本，硬是抽时间找人合作拍摄了《回族宴席曲》、《尕马儿令》、《阿玛查》等多部短片，这些片子因不受播出时效影响，耐得起不断推敲和修改，为此曾获得了青海电视文艺奖、新闻奖、中国新闻奖等奖项。如今看来，瑕疵明显，遗憾多多，我跟风一样地说着“电视是遗憾的艺术”这样一句老掉牙一样的遮羞话没有过多地进行学理总结。

既已播出，不再回头。为了弥补这一切，我在专题部名正言顺从事纪录片创作之后，以青海抗日骑兵师历史为题材，我担纲拍摄了五集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烽烟铁骑》，还拍摄了一些其他题材的纪录片。从此，我就纪录片拍摄手法等有了纯属的把握。这使我如今以专家身份参与全省各种评审时，大都能做到一针见血，不枝不蔓，点到穴位。

职场匆匆，人生倏忽。来不及更进一步展腿伸胳膊，自2017年退居二线，我就在台编审委登岸观涛，不再参与具体拍片。拉进怀里的东西，还没怎么细细端详、把玩，这就转身走了，形影渐次模糊。其实，时光和生命，不也如此匆匆而来不及细细珍玩吗？

8、

摇

犹记得入职培训课上摆在教师最前面的那台摄像机。讲到摇，老师做了不止一次地示范。从左到右，起点落点，宛然毛笔字书法一横的起落，先踩稳脚跟，然后均匀摇动，落点稍顿，留够剪辑节点。最为关键的要点是，摇而有度，这就像人的呼吸一样要匀称，要符合全片节奏。其禁忌则是摇摇晃晃，让人看着恶心欲吐。但有目的的摇晃，则是特技，另当别论。

他讲着，一次次抓着摄像机摇杆在为我们摇来摇去。我听得云里雾里，不得要领。后来想，这主要的原因是，事先没有摸过摄像机，对于这镜头语言，心里没有一点底。等后来亲自上手摸过了多台摄像机，这才觉得人家讲得确实是耐心周到，功夫尽显。跟着他学摄像，一定会成大腕。但我始终没有过这样的机会，直至进台很久，依旧仰望摄像机，巴结摄像师，还对镜头怀着几分神秘感。等后来自己因需要真买了摄像机，朝夕把玩抚摸一番之后，我才知道：这是读图时代的另一套语汇，就像说话需要嘴一样，摄像机是电视编导体现思想的呼吸器官，不能指望着长在别人身上。我本笨人，学技术从来是比别人慢着半拍的。但在学摄像这方面我人到四十岁都觉得未晚。就这样摸索着、摸索着，我先是觉得技术并不神秘，再是觉得常模常新，不同机器不同性能，其思想根源还在大脑。

饭稠了饱了，醒时了老了。如今，虽想着再拍片，但人都扛不动机器了。在家赋闲，玩味着学会的摄像语言和电视行当二十多年的实践，常暗自一笑：我不仅没有值得骄人的摄像技术，还缺乏做人的从容，六换岗位，四生走心，摇摇晃晃之中，人就像摇动不均匀的镜头，虽经多岗位、多种人生况味的体验，每每被列入专家行列，但到最后却连个正高职称都没获取。

唉，人生多少阴差阳错，这还哪能都获立竿见影之效？

释然。

我的走心第一回是我在文艺部做栏目时。那时，人界中年，尚在集体宿舍苦熬。一家人心扯几瓣，难以团圆的困境中，父亲先自在五叔家里去世。在新的单位，何日是岸？我心中的光源日渐黯淡。那就打道回府吧！我找了昔日的领导，下定了重操旧业的决心。但他们给我的却是到大通广电局工作。

去，不去？正在纳闷之际，省局领导找我到他的办公室，说了几句大实话。第一，好马不吃回头草；第二，唾沫渣子会淹死人；第三，任何困难都有结束之日，从长远看，省台与县台没有可比之处。哦！明白。自取其辱一回。这就从文艺部调到了总编室。

总编室的特点是事务多于业务，事情杂，不落好，很难有作品获奖，与评职称而言，这是自绝其路。但既然选择了，人还哪能退回去？我不忘悄悄用功。心里很清楚，这是在自留地里的劳动，评奖平台很少。谁想到，这期间有一家私立学校知我有“西宁市十佳园丁”虚名，这就发出一枚橄榄枝：年薪十万，另有提成。这不瞌睡遇到枕头了？我心动了。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在一个饭局上，一激动就说出了十字路口的这一想法。有人怂恿，有人不言。可我的老朋友W却是一句断喝：胡说，别瞎折腾了。这十万只是一个大饼。你不挣一百元，人家拿啥给你十万？人家老板是跑到青海来淘金的，卷铺盖走人了，你不两眼一抹黑呀？喔！高人在我身边。庆幸着，我悄悄闭嘴。

总编室。筹备网站。研究室。我继续在电视台主要业务边缘徘徊，心中自是有一股愤懑之气。这期间，在暗自受聘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专新闻班讲授《新闻学概论》之际，得知只要有副高以上职称，虽学历本科，但进入高校教书的门槛就已跨过了。我这何不一试？于是，我整理了自己发表的文章，准备了三五本自以为有点份量的书，一并拿着找到了师大的一把手。他看了这材料，就给我一份调动表格。我很快填了，并把它交回去。但盼望着盼望着，盼了好几年，却没有丝毫消息。我认为，这可能是我的学历卡壳了。直到后来，有高人问我：就此你送了多少钱？我说，这不是找工作，我懂得事成感谢，并没有送礼呀。他一笑：你只懂读书，不懂时代。那你就等着去吧！你当时也不向我问问行情。

哦，行情？

我被行情搁浅，也被脸面和尊严死死卡住了脖子。

本来我可以早早申请正高职称，但我的外语不过却使我的获奖作品和几本所谓的专业著作英雄无用用武之地，只缩身在抽屉里等着五十岁免考的那一线希望。谁知，等我熬过五十岁时，身边正高一大把，很多人还都没有受聘，这就停了评聘。

唉！我还是赶不上趟。

有朋友听我的一时尴尬之后，就再发橄榄枝：青海伊斯兰教协会在全省范围内选调秘书长，多少人看好你，推荐你，你的文字功夫，你的宗教知识水平，你的多方面的素养，你的口才，你的众望所归，等等等等。与此同时，刚刚走上正规的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真诚请我出任教务主管。

去，不去？纳闷再三，径问多人。兄长说，再别这山看着那山高了，如今到了读点闲书的年龄。更可况，世无乌托邦，但凡挪步，就有是非，何苦来着？

听我办完退休，更有好友第一时间相劝：再不能被带着诱惑的返聘好事吸引着失去自己。好好地享受退休生活吧。

一页翻过，落点在前。再也不能摇摇晃晃地前行了。

9、

移

作为电视镜头的移，在我们入职培训时的方法还只两种。一种是在固定轨道上的机身移动，让画面像流水一样地有规律移动，波涛汹涌，从而延展所见，扩大视野，产生美感。还有一种则是肩扛摄像机的不太规则的移动，这常用于跟踪拍摄，如实记载，体现另外一种生活的真实。介于这二者，有时坐在汽车里，把摄像机平放在左右窗口或天窗里，记录流动的风景，这也成为一种常见的镜头语言。

我以为，移动镜头已经到了山重水复的境地。但任谁也想不到的是这天花板很快就得到了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航拍之来，势如瀑布，一下地倾泻并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别说是电视台了，很多私人玩家都把航拍当玩乐，玩得行云流水，风生水起，以致行内惊呼：在展示风光和全景方面，航拍让所有空间都瞬时成为了最佳机位，这就像卡夫卡改变了小说写法一样地改写了电视的历史。

移步换景，魅力无穷。我在适应电视语言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被时代的巨浪裹挟着有过三次大步流星的移动，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扩大视野的步伐，值得回味。

二十一世纪初，全国各地卫视版图的扩大和播出方式的变革，让原有行政管里体制和各守各家的媒体边界瞬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电视星号一旦送上了卫星，这就是更大范畴里的公共资源，落地只是最后一公里的途径，话语半径不再受原有媒体的限制了。这就意味着各地卫视的经营空间同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只要节目有吸引力，内容资源优质，这平台的含金量的增加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这样的发展机遇面前，青海电视台虽捏着一把汗，但就是在节目引进等方面依旧滞后于全国。

怎么办？不知是通过了什么具体图景，青海有关方面找到了浙江湖州，湖州电视台愿与青海台合作，经营青海卫视白日时间段。作为总编室节目科负责人，我人在青海，却在办公室里从此每天审看节目单和有关必审节目，这就有了一次远远地研究和接近浙江的机会。这之中，多次开会研究节目，亦曾受邀踏上湖州的土地，近距离感受那边的风土人情。

几年下来，让我感触颇深的是，浙江人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精明，相反，与他们交往，人倒更有一种踩在大地上活着的踏踏实实的感觉。在与有限的几位浙江电视人的一两年接触中，我发现他们非常真诚。为此，我常想，这是领会了资本主义逻辑之后的一种早慧表现，还是懂得了世界上所有精明之后的一次完全回归？不得而知。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位送我到上海机场机场的司机告诉我，他们一般到上海办事时，就在两地交界处停车场先停了车，然后打的寻找目的地，这路径最短。由此，我常想，比较务实的浙江人是最懂得寻找短路的人。湖州，作为地级市，不可能有卫视，他们借着青海卫视的翅膀飞翔一程，这不也是一种路道的追寻？

多少话题由此靠近。我想到了鲁迅对于中国人国民性的探寻，这里不也有一双精神性路道的目光？

对于浙江的学习还没有怎么找到光点，青海台忽然就移师京华，与团中央开始了一段蜜月般的短期合作。关于合作谈判与细节，这是领导的事，不得而知。我只奉命到北京审片一段时间。那时，我住高碑店一带，工作在国贸附近，由此有机会细读首都，感受到了与青海完全不一样的都城文化。北京的多元，北京的机会，北京的千变万化，北京海绵一样的时空，让我每觉自己就是一只瀚海里的鱼，想喘气都喘不过来，想大声呼一嗓子出出闷气，都找不到地方。在北京，我忽然想起在西宁饭局上听到的一句段子：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有多大。这就始终咀嚼着，如三亚人嘴里的一块槟榔，含之既久形成习惯，一时成为解读北京的一根救命稻草般的坐标。据说，在北京，一个司厅级，甚至副部级官员都找不到当官的感觉。与此相比，青海的一个生产队队长倒是人模人样，完全是出人头地的做派。唉，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渐渐地，我习惯了这一切，这就像那些在底层寻找营生的人们一样悄悄溜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与我无关的地方，闲转，偶听讲座，凑一番热闹，捡拾些时光碎片，凑成了自己的京华记忆。

好在北京还有几位真诚的朋友，我不时地跟他们一起，在牛街、八里庄等地，分享他们生活的滋味，倾听他们的万般感受，这就在首都有一种走近了诸多溪流一样的感觉。这使我在层层叠叠波浪一样不断翻滚的孤寂中看到了些许生活的微光，并把它们与团中央节目组提供的视频微光一并传到了青海。我知道，这些节目信号，由北京传到西宁，从青海上星传播，然后再与星光一起洒向大地，这自然是包括了北京的。每言及这一切，我还真有一种“君在长江首，我在长江尾”的感慨，也想，所谓的全球化，地球村，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吧。

当然，还不止此。电视背后，当然还有意识形态，还有资本那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手在电视台是以广告费、落地费、频道租赁费等不同形式出现的。正因如此，我们与团中央的合作并不久远。什么原因，怎么结束，与一般人员无关。可我记忆尤深的是，青海卫视结束与团中央的合作结束后，我们很快就把自己的风筝线移到了湖南的天空。

湖南卫视与青海卫视平起平坐，都是省级卫视。但人家湖南台几个频道的广告总额在百亿上下徘徊，而青海台几个频道的广告全部加起来还不足一个亿。所以，这合作就不是一个平台上的合作。湖南卫视完全有实力鲸吞青海卫视，有野心把青海台打造成另一个芒果台。但我们台却始终掌握着百分之五十一的主动权，这使青海卫视在湘江两岸的脚步依旧非常地坚挺，这就不断地派工作人员肩负着在长沙的审片任务。作为时任研究室主任的我，在派不出工作人员之际，我把自己名列其中，这就有了在湖湘大地生活三四个月的机会，借此领略了湖湘文化的蜘丝马迹，这亦算是完成了一次外出学习。

在此期间，我几次三番带着从青海来到长沙的亲人们参观伟人故乡，登临岳麓山，踏遍橘子洲头，激活了多年前从语文课本里获取的知识，还频频前往广州，看了看中国经济前沿的这一片热土。

在长沙，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娱乐中国理念。两岸三地，娱乐界明星大腕不时在长沙现身登台。长沙成了中国娱乐的风向标，也成为中国娱乐的高原。无论电视金鹰节，还是各种颁奖活动，一旦到了长沙，马上升温了，莫非这是一片专为娱乐而生的土地？

疑云重重，没有答案。几次三番，接近电视大腕魏文彬，我想从他那里获取一点真知。但他始终笑而不答，凝重的脸色略一放晴片刻，并依旧是老神色。船长啊，船长，你到底有些什么绝招让湖南台走在了全国前列？

有一天，在一个展厅，他不动声色之中告诉我：唯娱乐是吃饱肚子之后的急需品；一个人的民主可以在为歌手的投票中得以暂时闪现。哈哈哈，玩着说，说着玩。

青海在与湖南台的合作中，借此设计了江源一滴水的绿色台标，还策划了一个叫做花儿朵朵的选秀栏目，实现了在内地多省的落地，其他，并没有特别卓异之处。

但就个人而言，我总觉这样的一段时间里还是学到了很多。比如，让人做事，业绩在节目中展示，平时基本不管人，放开手脚让人干事。这，节省了多少人力管理的成本与资源啊？他们除领导干部外，一般不开会，很少开会，开会亦只几句话。这，让那些乐于开会的领导简直不可思议。

离开湖南之际，在一家回族餐厅，我与几位可算是朋友的湖南人说起湖南青海的两地友谊。其中一人说，湘青相爱嘛，熬着喝惯了湖南茶的青海人，血也总是热的，这人都大胆真挚，从不拐弯抹角，脾气和血气相投之处可谓多矣。但我马上摇头反驳：此大胆非彼大胆堪比。虽然在敢说话方面都有着看似相同的大胆，但这大胆背后的文化背景却有着天地之别。湖南人的大胆是建立在了解世界真相、看破一切结局之后的横刀立马；而青海人的大胆则是建立在无知无畏、天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蛮勇与果敢基础上的，其最后的结局和在大胆中选择的方式方法从来都是那么的不同。

喔？他们神情里的辣味那么地十足，这就逼着我继续说话了：看看近代史，读读两位与青海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湖南人，或许就有答案。他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左宗棠，另一个则是千秋难遮的幕僚黎丹。他们之移步西部与我的不断移步东部的移步绝对不是一个斤两、一个档次、一个境界的。

呵呵！唱歌。

唱歌！

一曲浏阳河。

2025年12月2日 西宁初稿

2025年12月7日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