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秋

一

打我小时候记事开始，我就觉得农民是最贱的。我这里没有单方面指着那片亩地没有的贫农佃户，而是所有，哪怕你是搂着几百亩地的地主，在我看来也是白搭。我们且不说天灾了，随便一场雨旱风火，一年就算白干了；人祸就更是不会可避免，兵、匪、流民、无赖，无论哪个都够你喝上一壶了，还有税收杂捐，往往一个小法警揣张传票，拎条锁链，就能挨家挨户当老爷，连吃带拿，末了兜里塞得鼓鼓囊囊，叮当作响。我是真的见过啊！小时候就瞅着我爹站在院里，吩咐着我娘蒸着过年节才能吃上的白面，哈着腰，双臂垂下，手完全缩笼在袖子里，堆着笑，仿佛来者是什么青天大老爷。我当时小，却有着许多心思，想是小孩子的自尊心较之大人往往更甚，于是处处好体面。总觉得这一幕，真的有辱家门：我爹虽说不是什么大人物，可手里也有着二三十亩好地啊，整个庄上也是受人尊敬，却要讨好这么个小东西，怎么能够呢？我有时问我爹，他也不说，就说我还小，以后就懂了；找我哥，我哥又不如我这般机敏，属实有些木讷，嗯啊几声，便又低头忙着农活。没人答话，你就只能自己琢磨，以我当时仅有的见识，我也就得出一条结论：书读少了。

前面就说过，我打小就聪明，《三字经》《千字文》什么的我很容易就能背下来，甚至还能用着我自己的法子给别人讲个七七八八，几年私塾下来，也算是粗通文理，能诌文著诗，我总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停了考，像我这般，至少也能捞个秀才，然而生活中并没有如果这么个说法。我现在也记得当年私塾的先生，姓周，据他说是光绪二十八年中的相公，后来停考，就回庄上开馆。他对我严苛，我小时候也颇具文人傲骨，恃才傲物，不怎么服他管教，戒尺藤鞭于是乎也多次招呼我的手心屁股，但其实他也不忍心，并不怎么痛苦，打完连红印子也不起一个。要只是这样，他顶多使我偶尔想起，但真的让我惦念他的，是那会儿私塾读完，我爹想着或是让我学门手艺，或是让我回家帮衬着干活。周老先生和我爹讲，说我机灵，有大出息，而且志不在此，不应当和黄土农人打交道，应当进新学堂！许是父亲的开明和周先生的情面，最后我爹答应，只要我考上，他就供我读。

还不像现在，各式学堂林立，那会十里八乡就一两个学府，我爹托劝学所的关系，花了两块龙洋，给我拿到了徐州中学堂的保送证书。我自个也争气，入学考试虽说马马虎虎，但也是被顺利录取。中学堂学费不低，为了供我，向来视土地如生命的老爹把我家村东头最好的四亩水田卖了，只说让我好好读书。我并没有哭，事实上还有一点能长见识的兴奋。学堂学得很多，国文、算术、地理、英文等等。我功课上不算松懈，除过一两门是丙，其余基本上每门都是乙，倒是国文算术常年拿甲。学堂里我人缘不错，和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可终究没有深交，说是有情同手足的兄弟。我倒是很喜欢研究研究一些政府公文、布告之类的，小时候真的以为那些文官都是国家栋梁，所述所写必定也是些治国方针，于是就很想研究研究，细想起来，打那时候起，我就想着能进衙门干个差事，以我的本领和见识，我觉得我也能胜任。

在中学堂里的生活其实每年每天都差不多，要说稀奇的，也就是第二年的时候改了国号，到了民国，学校也改名叫省立第十中学。我们家毕竟是农户，见识不能和那些铺子老板、职员高官比。他们很快就嗅到了时代变化的红利，想法子凭着关系提前就把自己的孩子给安排了。想想也是，没什么好哀怨的，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就算是以后，人情关系都比知识能力靠谱得多，你有个当县长的爸爸，那你必然不能只是科员啊；你是个巡警的孩子，你这辈子也升不了巡官啊，就是这个道理。四年毕业，有钱的送孩子去读大学，有关系的进衙门、市里上差去了，就剩下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好比蒙住眼睛的马，乱撞，可就是不知道下一步去哪。

在这其中，我还算是好的，不像那些不用功的或是真的没能力的，连个毕业证都混不出来，学督对我印象也不错，给我说隔壁大许村小学缺个国文教师，包吃住，每个月给8块大洋，我如果去，就给我打个招呼。学督也是好心，搁那时候看，这差事真算不错，但我还是谢绝了。讲真的，读书那会，一直待在徐州城里，而且可以说是最繁华的地段，结果毕了业，又得灰头土脸回乡里，回那个扬风就起尘，有雨就是泥的破烂地方，真的给我一种往下走的感觉。而且童年和学堂经历，让我觉得教师不过是一个有文化的工作，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哪怕街上巡警，都能吆喝来招呼去。其实我不得不承认，我读书从来不是为了说获取知识，活得更开明，知识又不能当饭吃，他要是不读书也能把文凭给我，你看我每天能欢成什么样。打小我就觉得，读书为的就是做官，哪怕就是不能做官，也得活得体面，而活在村里，就绝对不体面。

其实我想上京，我感觉在那里，凭我的手段，能满足我的想法。

我爹听了我的话，也没说什么，只是掏出钥匙，把床脚的大箱子打开，拿出一个小包，递给我。里面是20块现大洋。看到钱我也就明白了，农村老规矩了，土地房子得留给老大，给其他孩子一笔钱，也就算分家了。我没有什么不甘和感觉不公平，一来这两年读书，家里贴了我不少，二来我和我哥也就适合这样，他老实肯干又能干，是庄稼户里的能人，能守住家里那二十几亩地，没准几年后攒些钱还能买上更多；我呢，又不想在村里呆着，在那时候，中学生也算是高级人才，也就应该奔走四方，在外面，怎么样也都能混口饭吃。说不定那步走巧了，还能圆了我那伟大的梦想。

交代完一切，打听了些技巧，民国三年，我买了车票，去了北京。

二

火车走了三天，先到天津后转去北京的，下了车，出了站，我真的第一次感到头晕，京兆不愧为京兆，徐州城最豪气的街，在这儿不过是一个寻常胡同，各种店铺、茶馆、饭庄，我们在徐州逛断腿才能发掘的稀奇物件，北京城随便一个“某家铺子”里就有。除过这些，北京各种小吃摊贩，戏曲杂耍，还有什么“西洋镜”，我以前更是听都没听过！路面上铺着的石板虽说参差不齐，但也比土路走起来顺脚多了。而街面上的行人，哪怕是拉车的车夫，贩货的走卒，在我看来也都比老家人神气！

那时我也才19岁，其实也贪玩，来个新地方，见了新东西，自然也就把正事抛脑后了，头两天逛了琉璃厂，看了天桥，皇城根各种好玩地方，花了好几块大洋，过后才去徐州会馆认同乡，找住处。会馆里的人都蛮亲切的，这也是我到京后第一次听到熟悉的乡音，人嘛，也就是这样，远出万里，不管多么凶险，但是遇到族胞，依旧会心安良多。会馆的人安排了我的住所，一个还算干净的大通铺。我歇了一天，就去四处求职。

年轻人的眼界不可谓狭窄，但是很容易被明显的微弱优势而影响整体的理性判断。就像我当时觉得京城大城市，对于我这种读书人，肯定机会很多，事实却也如此，但是我却忘记了，大城市的读书人，可比徐州城多得多得多啊。我特意换了我最好的蓝色土布长衫，攥着毕业证，我先到了京兆尹公署，向门房表明了来意，可是门房眼皮子耷拉一下，挥挥手：“行了，哪凉快哪玩去吧，什么都没有，就腆着个脸来这找活干。”我有点恼，压着火，和他又说了一些，他依旧翘着板凳，眯着眼，没回一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门房对我态度还算好的。

我还去了邮政总局、电报局、京师警察厅，无一例外，都是门都没让进，就被骂走了。教育部的门房更是将烟头直接朝我扔了过来：“凭着个中学文凭就想当文官？姥姥的，我们这办公室里扫地的都是师范生！给老子滚，不然喊人了！”

整整三天，我都是在辱骂中夹着尾巴走了。我也突然回过味来，在徐州，我是每年40个中学毕业生之一，在这，预科生、师范生、大学生比比皆是，我一个地方中学生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我仍然不甘心，我想文官当不了，实在不行当个教师也行，于是，我又跑了各个中小学，无论国立、私立，我都去了一趟。不过我这次聪明了些，特地花五毛钱买了几包“刀牌”纸烟，进去时，给门房先递过去。但结果看并不怎么好，看着香烟的缘故，学校的门房们不至于把我骂着赶出去，大多装模做样说是通报一声，等通知，就把我敷衍走了。好容易有两次我真的进去了，甚至见到了校役，但一次被告知没有空职，一次告诉我只有一个代课名额，不管吃住，一月3块大洋。

讲真的，那时候我有点后悔当时拒绝学督的好意，但是我素来是个乐观开朗的人，很快就安慰了自己。求职一周，除了一家报社让我当校对，一月九大洋，此外我真的没有再见到另一个哪怕还说得过去的职业。主要我的自尊心和“文官梦”总会不合时宜地出来作祟。眼见带来的钱已经花了大半，而到现在还没个定数。但好在我已经想好了，哪怕挑巡警拉洋车，我也不回徐州。

会馆里的一个老茶房见我还没找到活，就告诉我说可以去找会长看看。一旁的会馆账房听见，还好心还告诉我说会长这两天不在，只有副会长还在，姓王。我觉得真是个不错主意，于是托人约了这位王副会长。我虽然年轻，但是在世俗往来，人情之事，也不知是天生还是幼时耳濡目染，总之很熟悉，也就是所谓“会来事儿”。我不惜花了2大洋给他买了只酱鸡和稻香村的一些糕点和茶叶，学着京派旗人的样子，打成一个漂亮的蒲包，当见面礼给他送了过去。王副会长是睢宁人，参加过革命，后来民国元年还当了议员，但大半年后就下野了，专心经营会馆，在北京城也算有头有脸，听人说秘书厅的佥事多次请他出阁，都被他拒绝了。见这样的大人物，我没敢太多话，他也没和我说很多，聊聊徐州家常，问清楚我的一些情况，最后说句他帮我看看就了事了。

两天后，他又把我喊过去，给我一张信纸，上面写着几行毛笔字，盖着徐州会馆的大红章和他的私人印，说是“人保书”，接着又递给我一封“举荐信”，同时告诉我大兴县公署缺两个录事，让我过去找李科长面试。我捧着书信，连忙弯腰答谢，王会长嘱托了几句话，也就没再说什么。

要么说那时候，关系网能兜住千两金。没后台没人物，跑遍北京城，你连个私立小学教师都捞不着，但凡有那么一丝丝人情，凭借一张纸，就能进衙门里当差。老实说这件事给我的影响不小，从那以后我才是真的开始明白些事理，但这都是后话了。

第二天我到城东的大兴胡同，把保书和信递给门房，不像前几次，这次门房竟站起来，说道：“先生，您在这候着，我说一声。”末了不到三分钟，就回来，领着我进了一个小房间，“李科长就在里面，您请便吧。”说罢就离开。李科长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藏青色的绸缎长衫配马褂。他让我坐下，桌上几张纸，一支笔，让我把它们抄写一下。我双手接过笔，接过纸，发现是一篇发给粮所的布告，数字比较多，想是看我会不会算数，另一篇应该是科室的月度报告，字有些多，但也没什么难的。不多时，我就抄完了，李科长接过，随便看了看，点点头，问了我的学历年龄和其他情况，我一一作答，李科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行，人不错，明儿八点来总务科，试用期三个月。”就这样，我找到了差事，顺带也稀里糊涂、不伦不类的将“文官梦”完成了一半。

三

说到这里，我就得多讲几句了，其实一开始当上录事，我是真的有点开心的，毕竟辞了王会长后，我兜里就剩5块大洋，再没个活计我真的要落到讨饭了。而且我当时觉得录事这个差事也不错，在县衙里抄抄书，理理档案本子，稳稳当当，虽说只是个芝麻大小的“未入流”，但也是官场中人，况且以我的聪明劲儿，怎么的也能有个升腾，顶多熬个三五年，大的不敢说，熬个科员，就算是升任文官了。但是除过开心，我也有点不如意，我以为着，以王会长的名声和地位，能把我安排进更好的衙门，最不济也能有个农林部之类，结果没想到是把我送进了县衙，但是也没得挑理，你跟人家又不是什么亲戚朋友，也没有过命交情，能帮到这一步已经要谢天谢地了。我特地从馆里面支了5块钱，做了件新白色洋布大褂和黑裤子，在我们乡下人们大多穿的灰色和那种土蓝色，毕竟天天下地干活，这样穿耐脏。但是我那时候年轻，自然喜欢着漂亮，事实上我个人觉得我很有品位，那种大红大紫，虽说鲜亮，但是属实过于庸俗，倒是黑白相衬显得干净利索，北京的夏天又热，于是我便做了这么一身。做完衣服路过小鞋摊，又花了一块四买了双皮鞋，但是回到馆里被人说骗了，他们讲这是假皮革，像这样的一块大洋顶天了，但是我也不是很在意，穿着像个样子就行了。第二天去衙门前，我特意好好洗了个澡，梳了梳头发，换上了新衣服，你还别讲，我本来模样就长得还算不错，穿上这么一身，就说我是哪老爷都会有人信。

讲句实话，各个地方的县衙估计都是这个模样，坐北朝南样式的老式四合院，外面站着几个军警，里面的一个旗杆飘着国旗，偶尔一两个穿长衫或中山装的人走过，然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响声了。讲真的，这地方的气氛真的有些奇怪，你第一次进来会有些压抑，气势自然就软下来了，也难怪小时候乡里的人一提着衙门都不敢过去，大概也是被他的所谓威严震慑住了。我们总务科在东隅最南端的一间厢房，大小适中，屋内正中央拼着五张榆木桌子，垒成一个不是很规整的方形，毫无疑问的，桌子都已经显得很老旧了，不过里面两张看着还说得过去，不像外面靠门处的，桌面上的漆，有好几处都已经剥落了，用手一抚，能掉一地渣碎。每张桌子都配着一把同样不怎么新的椅子，它们背后排列着好几个大柜子，里面塞着各种各样，已经不知何年的卷宗文案，靠近，就会扑鼻一股黄纸的霉烂和腐墨的潮臭。唯一看起来还算不错的，是最里面单独横摆的花梨木办公桌，以及桌面上那板玻璃。而我的位置是靠门一侧右手边最后一张桌子，桌子倒是没什么特别，但是那把椅子摇摇欲坠，但凡移动一下都吱哑摩擦，酸得让人牙疼，感觉随时要散架，我记得很清楚，这把椅子我坐了快两年，才传给下一个录事，而他用了半年后，终于是再也承受不起，换成一把新椅子。李科长给我讲了一些东西，我大概也听明白了，我现在是见习录事，三个月内干得好转正，转正后月薪12大洋，三节赏钱各一大洋，平时在衙门管一顿午饭，年底再补我5毛钱纸墨费，转正前一个月九块，其余的就只管一顿饭。科里一共六个人，除了我和李科长，还有三个录事，一个钱科员，和一个二等雇员，那时候我的地位，也就比那个二等雇员稍微高一点了。

我的来头在别人看来不算小，不仅有正儿八经的文凭，还是京城名士保荐，想来好几次洗牌没把我辞掉，大概和王副会长那封“人保书”和“举荐信”真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头三个月怎么说呢，边干边学吧。我那点公文底子，也就仅限于学堂的大板报了，读书时，也帮忙写过一些报告文案什么的，在班里也是出名的笔杆子，但进了衙门里我才真的明白，真正的东西，和学堂里教的是真的完全不一样。首先你要先明白，一个录事永远不只是录事，要真只让你抄书，何必一个月12块大洋雇你呢，6块大洋一月贴张纸出去，想来的人能从署里排到城门口！我这么跟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假说你有20大洋的本事，那么好，你就只能去找15大洋的活，你拿着12大洋的月薪，你怎么能没有15大洋的本事呢？公文这个东西，你看着简单，背后玄机可不少，光纸张类型就有三四种，纸张尚且如此，格式就更不必提。给京兆尹的，得抬头起两格，给县长的，得起一格，写给其他科长的，平抬就好，不能涂不能改，一律用馆阁体写得板板正正，字体还得正好统一，公文类型也有多种，饬、令、批、呈，详、禀、函、咨，起码十几种，不同种结尾落款，语气用词都不一样。有人就好奇了，说这拟稿不是科员的活吗，你知道这些干什么？嘿，这就是您又不懂了，科长下了命令要求写东西，科员们拟个大概就交付给你了，像我们科的钱科员还算好的，至少语句通顺，能让人看懂，像隔壁民政科老李，现在已经去了京兆尹公署了，字写得，简直可以参加草书大赛，他们科里的录事每天都愁得慌！话说回来，科员们把稿子给你，你辨识着把它抄完，那我只能说有你没你都差不多，你得按照格式给人家布局优化一下，从一堆稿料变成真真正正的公文，同时吧，如果你本事到家，再把它其中一些不通的语句，不合理的措辞修改一下，好家伙，你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步，然后交给雇员去校一下，没问题后，在抄两份，一份传出去，一份备下来，归档。这也是个技术活，你得把经你手的东西，给他放好，知道它在哪，虽然我知道，大部分都会放在我们身后的柜子里，潮蛀、发霉，最后统的烧掉，但保不齐哪天哪位老爷要用，完事你找不着，那这碗饭你大概率也是吃不上了。一句话，要学的东西不少。

我学的快是一点，科里年纪最大的陆录事也手把手教我。陆录事，两个“lu”叫着很不好听，所以我一般都喊他陆师傅。他打前清起就在这当书办，后来民国就改为录事。陆师傅大儿子兵乱死了，小儿子叫“花子”拍走了，家里就剩他和老伴，他说话不多，穿得也很古朴，老年间那种灰色大褂，没有立领的那种，袖子和腰口也格外肥。再加上其他人对我也不怎么苛责，我也就慢慢地搞，不过两个月下来，我觉得我已经和其他录事的水平相当了，不妨明说，一开始我真的很有成就感，自己的工作就像是大厨匠人一般，将一些不堪的原料，施以我的手段和方法，使它们变成不仅一件可观的艺术品，还是一个上级认可，百姓明白的文件，更宏观的讲，我简直是社会运转的一个小齿轮，不可或缺啊！那时候我真心把这个差事看得很重，不过现在想想，确实是又可悲又好笑。但不管悲喜，三个月后，我还是顺利转正，涨了薪，也拿到了大兴县公署的给的证件，民国四年起，我也是京城正经衙门里当差了的。

其实我想了好久，也觉得实在有必要和你们说说我那每天一顿的免费午餐，顺带着也跟你们讲讲我们一天到底是什么个模样，免得不少人以为我们闲适得很或累的跟狗一样。我们是固定八点钟到衙门点卯，等李科长来了之后简单交代几句，众人就开始各忙各的。我讲实话，坐我斜对角的钱科员是个好人，他不像别的科员，只知道喝茶看报，把活计全部推给下人，相反，他真的每件任务都是自己亲为，虽说他有的时候也会松懈，我就亲眼见过那次写给内左一区的文书，他就随便写了几句话，当作大纲，然后就交给了小刘，不过这样的情况也是少数。您可千万别笑话，像他这样，已经是衙门里的务实清流了。待的日子久了，我有时候顶佩服他，觉着人家就该是一等科员，但也会纳闷，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做事的人，怎么才只是科员呢？而我们的李科长就坐在那张花梨木椅上，时不时抬头看看我们，然后接过我们递过来的公文，随便扫一眼，盖上章，放在桌角。也会有那么几个时辰，他压根不在办公室，可能是开会了，也可能是出去抽上两口。然后说回我们这些当差的，没有新公文的时候，我们就抄昨天或是前天剩下的，有了新公文，就找个手头闲的，先去抄，有时候忙不过来，连雇员也得帮我们一起，但这种时候一年不过一两个月，大部分时间我们三个真的足够。此外我们也会有些杂活，雇员跑腿去了，但正好又有一封书信什么的要送，没法子，你得过去，还有就是我之前讲的废弃文件处理，查找档案，这些活基本上都是给资历最小的录事预备着，我刚来这的头一年，老干这些。就这么瞎忙着，到了十二点，大伙就一起去西房食堂那边吃饭去，下午一点继续我们的工作，不用多想，下午和早上没太多变化，就是天色可能黑了点，要点灯。最后熬到晚上五点，散伙，各回各家。咱们再说回午饭，首先我必须声明一点，我们的饭食和科员科长他们绝对不一样！他们另有一个食堂，固定的是四菜一汤，有肉有蛋，而我们的伙食，是靠每个月县署办公经费中结余的五六十块大洋过活的，划下来一天也就两块大洋，就这两块钱，得包三十个人左右的饭食，每个人的预算不能超过8个大子。8个大子，买碗炸酱面都够呛！那我们究竟吃些什么呢？主食固定是窝头和棒子面粥，再配点咸菜，最后一人一碗炖菜，炖什么？无非是白菜土豆，萝卜瓜茄，每天轮着来，没有半点荤腥，就连油盐食堂火夫也不舍得多放些，毕竟他们也得指着这个捞点啊。菜不可口还不算完，主食也是一般，那个窝头我每次吃起来都像是咬粉笔，直掉渣；面粥还好，就是太稀了，我每次都得刻意往下捞，才能盛半碗稠的。但毕竟是又没花我们钱，而且还管饱，也没有道理在挑剔太多了。我每次都和我们科里其他两个录事和雇员一起，坐在食堂里油腻的条桌条凳上，饭桌上大伙唠唠家常，扯扯天，分享着自己知道那么些小道消息，你别说，其实也蛮有意思，碰上谁兜里多几个闲钱，还会到衙门口买几大枚的酱肉，给大伙分分，也许是因为我们也都是底下人，不到那个级别，没什么利益牵扯纠纷，所以我们处得都很不错，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办公室里众人勾心斗角，事实上，和谐的很。饭桌上偶尔还会一起调侃一下县长、科长一些，说到高兴处，还会一同大笑，这也是枯燥生活里少有的乐子嘛，像这样的欢愉，肯定不是那些把午餐一块大洋卖给火夫的人所能享受的。

转正之后，我在北新桥那块找了个干净大院，租了间房，也就搬出了会馆，不用再挤大通铺。说到了租房，就真的要和你们聊聊关于我的收支详情。很多人不挣钱或是对钱没什么概念的，总是通过一些纸面上的数据，然后自作英明的得出在北京生活多少多少大洋足够，狗屁。你要是一个月干吃窝头配冷水，一个大洋我都嫌多了，帐压根就不是这么算的，好比拿我来说，很多人都觉得12大洋的月薪貌似不少，头等警才拿9个大洋，大部分车夫小贩一个月10大洋上下，好些个熟练工人还拿不到12大洋呢！但是我说句老实话，就这12大洋，真的只是刚刚好好够用，刚刚好好能够维持一个看起来有人格，有尊严，能够有那么一丝体面的钱资罢了！当然了，我说的是那时候。那会子钱还值钱，一块大洋当时只能当120到130大枚吧，现在估计160枚都挡不住。话说回来，容我给大家算笔账，我北新桥那间小屋，每个月2大洋的租金是定死的，像我这种年轻单身汉，虽说中午在署里食堂解决了，早晚两顿不可避免在外面吃，随便一碗面啊饭啊什么的，怎么着也得5～6枚吧？哪天再想吃碗卤煮，炒肝什么的，又要十几枚，光吃饭肯定不行，三天五头的，随便买些碎嘴消遣消遣，也是一笔花销，更别提每个月吃一两顿犒劳，下个馆子，又要几毛钱，这不是说乱花钱，你一个衙门里当差的，同事们聚个会，出去逛逛玩玩，喝喝酒，吃顿烤鸭涮肉什么的，常有的应酬啊，就这么着，一个月没5块大洋不行。出门在外，样子也得说得过去吧，每年做件新大褂、新裤子那是必要的，穿着破破烂烂的，上司也不高兴。衣服每周要送去浆洗，牙粉肥皂，理发洗澡，用水煤油，手纸洋火各种生活支出，一个月也得三个大洋，还不算上冬天取暖要买煤球、柈子烧火。说到这，就剩两块钱了，但还没完，衙门里，一年难免有些人情往来吧，别的不说，红白事的份子你就跑不了啊，不给？那还不让人指着脊梁骨骂“土包子”招人笑吗。还有，大节日子，王副会长那边我也得有点意思啊，毕竟也算是提携你的恩人啊，我要是不上道，说不定哪天就被辞了也不是没可能，但上门拜访，总得提两盒点心吧？还有李科长他们，至少也得买条哈德门加瓶莲花白。所以合计下来，每个月像这样的花销差不多块儿八毛。末了，你就剩一块钱上下了。然后你就靠这一块钱提防着疾病、灾祸、变动，然后再扣出来些攒着买房子，娶媳妇。诸位，这怎么能够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我那时候年轻再加我一人儿，花钱大手大脚，但是，唉，总之啊，真的不像你们想的那般富裕，要不是三节赏钱加上笔墨费，再适当的节约一点，你很难攒几个钱下来。

但是吧，我那时候并没有现在看的这么明白，所想着总还是很肤浅，总觉着凡事落在自己身上并没不至于苦楚，总会有解决的办法，也便没过于放在心上，再加之我优秀的品格，遇到些不好的地方，也总能想着法子安慰自己，安慰别人，简言之，也就让日子这么不上不下吊了好一阵子。

四

人受到环境的影响可谓是巨大，才来这一年，我就通过我的前辈、同事，彻底明白了办公室的生存法则。原谅我的过于绝对，但我敢说全天下的领导只有两种，一种是为了逢迎上级，努力进步而对下属极为严苛的类型，摊上这类领导你最好算倒霉了，因为他们自己水平不是很高，从而没有办法去分析上头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可行，只知道一顿添油加醋，变本加厉地将任务甩给你，迫切地希望你完成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令人难以接受的一点，就是官场上几乎半数的领导都是这副德行。第二种就是终日不管不顾，尸位素餐，凡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工作吧，也说得过去，就算出了错，也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下边的人瞅见老大也就这样，自己也不便过于突出，模模糊糊，干好自己的事就成了。这样的办公室氛围和谐得很，但也压抑，我敢说几年下来，任凭你是昔时以天下为己任，到头来估计也是两袖一甩，看淡一场空。

而我们李科长，则属于第三种，不定期在二者之间来回摇摆。

总务科虽说是第一科，那时候统一都没有副县长，县长不在时，一般都是总务科长代行县长事，但是李科长自己的级别其实不高，财政科长、民政科长月薪都是90大洋，而他却只有60大洋；按说他这种某些程度上算是副县长的人，怎么说也得是一个实权科室负责人，人事、财政他总得抓一个，这个道理连我一个抄书的都明白，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偏偏在在总务科这么个“清水衙门”。所以他平时会显得有些颓唐，对县里的事不怎么上心，洪宪复辟那次，京兆尹派人下查公署，中高级文官都要接待，所有的科长都是宝蓝长衫搭黑马褂，县长硬是把大肚子塞进了衬衫燕尾服里，好在上级面前表现一番，而我们的李科长，依旧一件蓝色长衫，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吧，加了顶礼帽，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但是呢，这位仁兄有的时候，就像枯木久旱，但是突然一点雨，就能疯窜起来。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还是怎么着，忽然间就迸发出一股子年轻孩子追逐蝴蝶般的激情，对待科里的事务认真起来，可能连三个月前搁置的杂务都能被找出来，重新执行，这个症状在他署理县长事务的时候就更为突出，听说有次他还连夜赶出一篇《论提高各科室办公效率之报告》，但是我估计应该是没被采纳，因为我没觉得办公效率有过什么提高。我毕竟活泼，总爱适当时候插科打诨一下，逗大家伙乐呵乐呵，于是私底下和同事们戏称之为“李科长综合症”。症发之时，大伙受他影响干活都格外卖力认真，连标点怎么加都仔细斟酌一番，可是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一般不会超过两周，症状结束，大家便也就就变回原本的样子，模模糊糊，蔫了吧唧的。

而为什么我要如此详细地介绍科长呢，因为正是他们决定了办公室大环境，也就奠定了我们的工作情况。而我们面对李科长这种阴晴不定的领导，自然就既不能埋头苦干，也不能稀松“汤儿事”。我们啊，都练就了一套绝招，就是装作自己很忙。办公的时候我们都低着头，只有偶尔唠几句闲话时再将头抬起。我们从来不会刻意放慢工作的速度，但是不管任务多少，我们也不会提快，比如今天要抄10份，我们一定就按照8份的速度，能剩一两篇明儿再干才好呢，这样问下话来，张先生，你还有多少啊？答：先生，实在太多了，但我尽快了，就剩一份了。问：陆先生，你又在忙什么啊？答：回科长，昨天还剩一封，我给它补上，咱爷们干活不能留尾巴。您瞧，这么一来，我们既出力也不累，不管什么时候，领导也没觉得我们偷懒，这不两全其美吗？诸如此类的招还不少，让我出去送文件，我走的绝不慢，也不绕远路，但我一定不会跑着去；实在没公文抄，我都能到后头档案柜里把档案再给它规整一遍；那雇员也不赖啊，看大伙“忙”得头都不抬，他也能拿起扫帚，把科室再扫一遍，还特地绕到科长那里，劳驾他把脚挪一下，那看到有人干杂活，科长也不能拦着，乖乖地把脚挪开，有时候说不定还夸句辛苦。没活找活，不闲着手，就是第一大宗旨，但是我也会困惑，就是李科长到底是真不知道我们的尿性，还是装不知道呢？

您完全可以说一年下来我变得油滑了，可是我更愿意说我这是成长起来了，别人二十多岁还是愣头青，做事东一棒锥，西一榔头的，没个准谱；说话更是没大没小，全由着心性。而我呢，干什么事都滴水不漏，大小都给出个说法，做不好，也肯认，再凭借着我的一张巧嘴，忽悠忽悠，说些别人爱听的，大家哈哈一笑，就完事了。面对科长，我有一套准则，面对科员、录事，我有另一种方法，和街面上各种人交道，谁都会给我竖个大拇指，说我年轻有为，会做人。这点怎么能不值得我骄傲呢，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出这一套，可能一辈子下来都这样糊涂，更别提那时候我才21岁啊。有时候我也会不安，才20岁就如此老于世故，圆滑随和，会不会太装模做样，跟方仲永一般到头来反噬自己。

不过，无所谓吧，至少现在过得挺好的，一切都还说得过去。

但是更让我不安的其实还是我的“文官梦”，我原以为进了衙门，就会离梦想更进一步，结果我错了，当上录事之后我才发觉我彻底没有机会了。像我这种吏员想要成为正式的文官，可以任职满三年后通过文官考试，就可以正式署职。三年啊，到时候我中学的知识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算我一边当录事一边自学，那半吊子水平怎么和那些大学生，专科生比啊？那就是第二条法子，花钱捐官。但哪怕最小最小的一个书记官，一个月18块钱，你打点请客，上下疏通，至少也得200大洋，还得等着缺，况且一年多下来，我也只攒了不到30块，我又上哪一下子捞到100多块呢？所以我的上升通道已经不能说是艰难，而是根本没有。在这个方面，我讲真的，我是不如巡警。一个巡警入职，能从月薪6块的招募警升到7块的三等、八块的二等、九块的一等，大运亨通的话，12大洋一月的巡长也不是没可能。这至少是个盼头，你好歹知道自己有上升的机会和明确的办法，哪怕很微渺，甚至没有什么利益，但从此你在精神层面就会有一点信仰，是啊，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的要紧，生活在世上，我们真的需要这么一缕丝绳拴住我们，否则我们真的可能哪天彻底崩塌，就自寻体面了。民国十三年之前，局势再怎么乱，可物价却一直稳定，但是呢，人们也能清楚地感觉到，其实每年都在涨那么一两分，但是上峰的目光长远，必然不会聚焦于这一分钱上，于是乎也就觉着我们这些底层文职的薪水实在没有必要变动，12大洋，十几年下来一分钱没变过，换句话说，无论你干多干少，几个月还是几年，你都是这个身份，这个价位。拉牛耕地干得好还多割些草呢，我们有什么？顶多过年的时候再送你一袋子仓库里剩下的面粉或土豆，然后口头勉励几句，就没了。就这么着，日子久了，我也觉着些没劲。

了解的多了，失望也就会越多，亘古不变，所以我也想过辞了不干，凭着经验去别的地方，报社文书、洋行职员什么的，月薪还能有个十四、十五大洋呢，干得好还能往上升，哪天当个部门经理，办公室主任也是有可能。但是初到北京的求职经历确实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就算有人要我，王副会长那我也不好说啊，人家花人情保你当的录事，转头一年你就不干了，很驳他面子啊。再说这年头，买卖今天兴隆明天关张的故事也不少，到时候这边录事辞了，后面的事不久又吹了，你怎么办呢。而且我这个人，讲句实话，不喜欢变动，我在衙门里好容易站稳了，和大伙合得来，科长看我也不错，去了别的地方，又得重头开始，万一我要是找到了城西的工作，还得另找房子，家具器物什么的，还要再搬，算下来，也是一笔花销，犯不着！姑且就着吧！

这时候我那安慰别人的本事又体现了，自从来了北京，这本领就越发纯熟了，我对着自己说这活多少人想干还没门路呢，丢了也怪可惜的，人陆师傅干一辈子也没抱怨，你怕啥，再说衙门嘛，几十年都不会没的，工作稳当啊，这年月不就图一安稳吗？大不了攒个十年八年，终会熬出头的，别跟自己较劲啊……

我大概也是“听劝了”，一觉醒来，又强打着精神赶着去点卯了。

五

两年下来，日子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变化就是原先科里同为录事的张先生不干了。是因为他舅舅的缘故。他舅舅是当兵的，年岁久远，我已经记不清楚他舅舅到底是连长还是营长，但我敢肯定是副的，因为提及他舅舅的时候他还特地谦虚地说了一句不过是副职。他当时和科长说感觉在军营里当文书赚得更多，他舅舅还能帮衬一下，有个照应，然后也就辞退了。其实我们也不会眼红、嫉妒之类的，能走出这个衙门我们都衷心祝愿，在外面最好也能混出个名堂，全科上下，每个人都给他随了50枚的饯行费，隔壁科的和他关系好的也上了一份，怎么讲呢，好聚好散嘛。

他有没有发财我不知道，可是我不确实的听人说过，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了，他也不见了踪影，没了信。

张君一走，我就坐到了他的位置，也就是我原先位置的对面。然后科里就只剩我和陆师傅两位录事，人数的减少并不影响工作量的变化，我们两个赶着三个人的活，其实还是有点辛苦，每天中午吃饭，我都得多塞一个窝头好犒劳自己一下。但这样的忙碌没有持续太久，大半个月，就来了个新人，家住保定，大伙都叫他小陈。

我现在还能记得小陈来的那一天，穿着蓝色的长衫，两手提着自己的粗布包裹，扭捏着，左看看右盼盼，尽管脸色涨得通红，额上也析出一层薄薄的汗珠，可依旧站得笔挺，看见我们走来，刚上前半步，好像要说些什么，但很快又缩了回去，直到李科长来了并注意了他，他才在李科长的吩咐下落了座。

我敢肯定陆师傅瞅见小陈时满心想的肯定都是太好了，派新人了，终于不用再这么累了，而我不同，看见他我属实是想起了自己。但我说的不是想起当时像他这么紧张，相反，刚来衙门的时候我可大方了，而是想起了，奶奶的，老子还有个家乡呢！

说实话，刚来北京的时候，是不肯花邮钱，于是就没怎么写信；后来稳定了，又懒得厉害，嫌麻烦，偶尔写几行字，告诉他们我还活着，在衙门当差，一切安好，勿念之类的便敷衍了过去，在北京过了几个年后，我几乎快以为我就是北京人了，我的官话越来越地道，许多京派人士的小规矩，大礼节，我也学了个门儿清，可我真的忘了，徐州才是我的故土，北国并不是我的家乡啊。

我爹我哥他们给我写的信倒不少，只不过明显的，第二年没有第一年的多。乡下人嘛，也不怎么会说话，也就讲讲庄稼快熟了，今年收成比去年好，让我在外多注意，事事小心等土俗却又饱含了温情的辞藻，他们不会写字，这信也不知是托哪个人写的，写的时候，是不是又要卑微的乞求和感谢。他们的态度是如此的诚挚，而我却越发的混帐，将写公文刻意不把话说清的陋习用到了家书里来，指不定倒多次扰他们心忧，然后就是晚上回家，认真写了封书信，讲了些有趣的事，塞入几块大洋，好慰藉内心的愧疚，但每每都是两周后又接到回信，和退回来的大洋。人很奇怪，清醒的次数非常多，可是清醒的时候做着清醒的事情，却是鲜而有之，就连真心写家书，回家探亲这种无论世俗上和我个人都认为极其合理的事情，我也总是想着法子推脱掉了，在北京的这些年，很少有过。

说回小陈，我慢慢的才发现其实他来了，对我的受益倒是蛮大的，因为我的资历得到了提升，至少跑腿的杂活就不用再交给我了，让我更像一个录事了。同时呢，陆师傅毕竟年纪也大，有些精细的活也就不便再交给他，比如说像钱粮调令这种数字、单位细节比较多的文件，自然就轮到我的头上，这很让我受用，给我一种被别人重视和大厦将倾我独当魄力感，但恐怕在外人看来不过也没什么。

除了心理精神上获得了满足，物质上我也有了那么些提高，我获得了每年至少可以多挣几毛、一块的办法：下乡工作。

是这样的，作为京兆尹附属的县公署，我们也要做些样子对付对付上面的视察，对于县里事务干些事情，交几份报告上去，象征性地提些意见和改措就算完事。而固定的，就是每年总会有两三次，民政科和财务科，一个下乡体察民情，一个下乡考察税收，或者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他们下乡的时候，总务科就要派两个人跟着，方便记录，协助管理，我们管这个叫外勤。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是很不错的，天天坐办公室里，马上就要闷出病来了，突然来这么个好事可以外出游逛两天，就趁着这个，我也已经是心动不已，更别提下乡村里保董、乡绅管饭，吃的比衙门里好多了，到了走了，还给你塞个小红包，说是茶水、车马费，照例都是2毛到3毛钱，碰到好客懂事的主，还能拿些乡村特产，不多，但大小是个甜头。有人说这不是贪污吗？哎，说这么个话简直就是侮辱“贪污”二字，哪家贪官累死累活就为了贪3毛钱？税局老爷、粮食处的，随便动动指头就是几千大洋，不讲他们了，就我们县知事，每个月搞些上报审批就能捞几百块，完事更不会分我们一分半厘。我们这些衙前小吏要活着，可又没胆子贪，也没机会捞，就只能这么穷困着，好不容易有些薄利，倒要说我们可恶，那这个天下真的是没有道理了。

本来应该钱科员带一个人去的，但他吧，觉得村里工作顶着风吹日晒的，又没什么好处，再加上有一年他过去的时候不小心一只脚陷到了泥地里，导致灌满了猪粪，废了一双新鞋，从此他对这个任务是闭口不提，不是生病就是要忙，李科长就更不屑于亲自出马，于是这个活计就落到了我们录事的头上。昔时张先生还在的时候，这活一般是陆师傅和他一起去，现在走了，就便宜我了。

我们随着财政科一起下去，时间是8月，我小时候就在农村，熟得很，那个时段小麦稻米都收完了，马上要将瓜果蔬菜什么的收一下，同时玉米高粱也是关键时期，农民们结束了青黄不接的日子，甚至卖掉了一些棉花余粮，手头多了些活钱，农活也相对轻松了。本来要喘口气高兴高兴，然后县里的人就过来商量着税收了。我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总是固定八、九月份县里来人，现在是知道了，官家就是想要刚到你手里的钱，掏着窝堵，不容易跑。

那年北京八月和往日并无二致，依旧是暑气未消但又暗藏秋寒，日挂中天，晃得人眼睛生疼，但是又偶尔拂过一点风，让你一阵清凉。在这种天气最容易有露水，下了骡车，就走在黄村的田间野路上，我们都把裤脚挽起来，免着打湿，晶莹的水滴挂在草叶上，似坠非坠的，我记得以前，尤其是我小的时候，还没进学，没事干的时候，我总是会盯着这样的叶草看个半天，心里时而期望着它落下，时而盼望着能一直挂着，但无论如何，看到露珠落地，终究能舒一口大气。我们一行四个，由财政科的一等科员老赵领着，还有半里地，我们就已经瞅见十几个人围在村口，领头有三个人，原先还在聚在一起嘀嘀咕咕的，但看我们走近，便分开来，踮着小碎步，迎上来。我也看清了，三个人都穿着拷绸衣物，戴着瓜皮帽，经典的乡村财主打扮，不过相较于衣物，我更忘不了的是他们的脸——那种臃肿滑亮的五官，为了堆出那么点笑意，只能将皱纹刻意地扭曲，使得沟壑都挤到一处，成为了一个刚从油桶中捞出的核桃。一边抖动着稀疏的胡子，一边打着招呼，递上准备好的纸烟。而赵科员似乎也并不怎么在乎那表情是如何的浮夸，只是坦然地接过烟和洋火，吸上一口，然后点点头，拍拍递火的手，大概是告诉他我们来了。

欢迎的人群跟在我们身后，保董一路领着我们走，一边跟赵科员汇报着，叨唠半天，无非就是今年收成不怎么样，又各种花销，希望今年能够手下留情，给村里人留条活路，然后就感恩戴德不尽。这样的话术我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小时候不论家中粮食是否丰收，面对差人，我爹都会是这么一番说辞，赵科员并没说什么，只是抱怨一句黄村的路也太差了，也不找个人修修，保董也不太好再说什么，依旧是笑嘻嘻的。我本来以为全国的农村都差不多，但不想京兆到底不同，至少黄村是挺不错的，不说粮田比徐州的大不少，农人的房子也并不是清一色的茅草柴木，而是黄泥作砖垒的，还有几家条件好的，甚至粉了漆，院墙也不是随便立几束木头，而是碎石和大石块围起来的。我们一群人走在路上，不少有人探出脑袋来看，我一直认为双眼是人身上最惹人同时也最引人害怕的部件，因此我并没有直视他们的目光，不过我倒是看清了他们的衣着，其实也是残破，满上了补丁，蒙上了尘灰。我顿时觉着自己干净的长衫和裤子简直不胜体面，但很快又觉得自己混账，为这一想法感到羞愧和不妥。

不多时就到了村公所，原先土地庙改成的公所，屋顶覆了一层瓦片，屋里摆着三张八仙桌，墙上也不知道贴着是哪个年代的公文告示，反正我是没看出来，只能说村里的人已经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支撑这个地方，使之看起来不至于那么不像话。

落了座，保董提着铜壶给我们一人冲了一杯满是沫子的粗茶，顺带着将桌上那叠炒花生往赵科员跟前推了推，弄完，就挨着墙根的椅子坐下，三位核桃脸也陆续坐下，见要谈事，陆师傅和财政科的录事也识趣的走出门外抽烟卷去了。虽说我不抽烟，可按理说这几个人里我资历最浅，也不该呆在这，但我又觉得同一个衙门的，把赵科员一人撂这是不是也不合适，要不说我聪明呢，我于是乎铺开纸，提起笔，装着要记录的样子，在角落里坐了下来，顺势留在了屋里，赵科员看我几眼，也没撵我，我也就心安理得。说开了话，我才晓得这个保董姓崔，少说在这干三年了，而且他和赵科员很熟悉，他们关于交多少，能不能少缴，拖点时候交的来回拉扯，可谓是经验老到：前者一再强调年头乱，壮丁都跑了，地没人耕，加之气候不好，雨下得晚，穷得都要卖儿卖女了，恳请县公署理解一下；后者则一会儿说是黎大总统上位，京兆尹那边催得吃紧，县衙也愁，一会儿又说陕甘、川滇战乱，哪都要捐，北京城都已经算是不错了，让保董帮帮忙，多少给点，两人如同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乡妇一样，最后，辩论的结束于一个不成办法的办法——赵科员承诺只记黄村有田400亩，让村里人按这400亩田交税，但是，保董务必交齐，一斤也少不了。

听到结果，三位乡绅立即站起，向赵科员行礼，仿佛是遇到了什么恩人一般，保董也是将喜乐挂在脸上，旋即变着戏法一样，从袖口里掏出几盒“三炮台”，手一滑，将两包塞在赵科员的兜里，接着走向我，也递给我三包，嘴里不断道着“劳驾，劳驾，分分，分分。”接过烟，我便也机械地走出，将两包分给陆师傅和另一个同事，那位仁兄烟瘾大，见着好烟，当即就抽起来，也给我让了一根，出于礼节，我也接了一根，呛，辣意直冲天灵盖，我连忙吐出来，看着飘忽的云雾，我的脑中却和这烟气一样乱：黄村的地肯定不止400亩，我也是农户出来的，照我看，这地说是有1000亩也不为过，县衙里的人想多挣钱，报1500亩也合理啊！完了赵科员一来，三言两句，400亩就了了事，庄稼户一下子少交600亩的税，这不是好事吗？我此前一直觉得我们的此行对于农户们将会是多么大的灾难，可现在来看，他们倒真该给我们磕几个。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其实很多时候很小的一件事都会让我觉得莫大的挫败感，而今天的事更是让我觉得我可能一败涂地了十几年，难道说我们家此前交的税和各种钱，其实是比该交的数要少的吗？每年被我明里暗地唾骂的催征差役，其实在帮我们？如果真是这样，除过挫败，那我还要有些内疚呢。

到点了，村公所里也就上了饭。晚饭也是我们几个人一块吃的，四冷碟，四热炒，四大碗和一大盆乌鱼蛋汤，标准京城便席，不过毕竟乡下，菜蔬新鲜，肉菜什么的，都现割现采，我到现在都记得黄村的炖肘子和熬白菜，确实美味，哪怕是城南顶好的饭铺子，也做不出这个味。赵科员在首座同着几人吹牛拍马，酒喝了一杯又一杯，我呢，偶尔应付着笑两声，谁找我说话就应两句，陪一杯，眼瞅着快结束了，保董使了个眼色，三位乡绅便也拿出了几个红纸封，递与我们，说是意思意思，赵科员先是假模假样，装作大义凛然，不断摆手拒绝，最后实在“架不住”盛情，“恐负了”底下兄弟，只好收下。看见上官都如此，我们这些人自然不好意思再故作清高，一并道了谢，将钱揣进兜里。

谈完了正事，第二天的工作就轻松多了，不过就是满村子走走，边走边记录点什么，告诫些言语，说实话，简直就像是年轻人趁着假期出游，在村子里乱逛，沿途叶绿谷黄，都被我们收在眼底。不过赵科员似乎并不像我这般沉醉于风景，他忙着对那些欠税的农户进行说教，先是言辞强硬，表明再不交税，下次来的可就是兵警，接着就是一阵软话安抚，说可以申请晚两三个月，留点时间卖了猪仔、余粮，凑齐再交不迟。总言之，逛到下午，村里又给我们安排了一顿不亚于昨日规模的饭食，吃完，我们本次的考察也就结束了。而我们返程的骡车，也吃了个挺饱，保董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罐猪油和香米，赵科员还特地用荷叶包了尾鲤鱼和两扇腊肉。

骡车晃悠着回了公署，到了的时候天都黑了，我们在财政科里将所有记录交给赵科员，赵科员随眼瞧瞧，点点头，然后将其中一条腊肉分给我和陆师傅，说了句大家辛苦，早点休息，边穿上衣服走了。

那条腊肉我也没要，直接给了陆师傅，倒是在回去的路上，打开了此前崔保董给我们的红包，崭新的钞票，三毛钱。

六

我这个人，前面讲过，怎么说也算是有点见识，我总觉得和别人的不同，毕竟我也是正经中学毕业，衙门里的差人，对于各种事，总该有些见解，所谓不求事事通晓，但也得都有涉及。所以这也催生出我另一个优点，喜欢思考。随着年龄的变增，我越来越不喜欢发问，而是凡事自己琢磨，时常两三天都在思虑着同一件事，这个事情可能大可能小，但无论怎么样，最后的结局都是我将得到一个完美，至少我这么认为的答案。当然了，诸如这样的思考绝对不会影响我的生活，说是为了这么点事吃不下睡不着，那也确实蠢蛋了些。而如您所见，回来这几天，黄村的那点事，我还没完全放下。

其实我大概也有点眉目了，百分百正确我不敢保，但逻辑上绝对是可以自洽的。很多时候那些个高官大员之流为什么能有万贯的家财，我们总会认为是他们无休止的搜刮老百姓，也对，也不对。知道了这一点只能说明你不是傻子，除此之外也就证明不了什么了。其实这里面有一套很大的学问，百姓又不是泥人，就算是，那也有个土性呢，一味的强逼只会出事，白莲教、长毛、武昌，这些旧历年间的事，其基层逻辑不都是这个道理吗？连我小时候都知道竭泽而渔，那些大人物，再不堪，也肯定读过书啊。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而此时，你也不得不佩服他，为什么能当这么一号人物，就是因为他总能想着法子，搞出各种明面上说的去，甚至十分必要，然而暗地里，能留百姓活路，还能将日子过的再好一点的高招。我这么说你可能更明白，假说前清那会子，是百姓一年挣20两，好家伙，那税收就是21两，你每年都会欠1两，时候久了，你就绷不住了，要拼命了，了；而民国呢，就是你一年挣100大洋，好，我只收你99块半，年岁久了，你还能攒个十头八块生儿子，然后你儿子再去交那99块半的税，好一个子子孙孙无穷尽也！那要这么看来，贾似道、魏忠贤对于国家可能并非百害而无一利，要不怎么他们一死没多久，就蒙人南下，清军入关呢。

好的，说到这我们再回来讲黄村的那点银子。诸位并不要觉得我此前说的和现在并无关系，相反，黄村正是我上述逻辑的完美实验。京兆尹下发章程，让县公署催收，说实在的，县知事肯定是不喜欢这个任务的，他每月拿着300大洋的月薪，兼着120大洋的办公费，他肯定希望事情越少越好；同样，黄村百姓那里也不喜欢交粮上税，毕竟穷嘛，谁也不想交钱；乡绅则更是了，他们的地最多，交起来肯定最多，更不高兴。但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无论哪一方，都不能撂挑子不干。于是，面对这个不知怎么个玩意的事，那天，村公所聚了群我们这样不知是什么玩意的玩意。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表面看起来的，但实际上背后却是这样的：赵科员出发前，财政科长就告知了他上头的底线，可能是400，也可能是300甚至更少，总之公署的要求就是交差，至于赵科员怎么发挥，那全看他了。我相信这个数字肯定是哪次高层县会议就商量好的，一定是农户能接受，乡绅能理解的数目。然后，我们来了，村里的人好吃好喝把我们伺候好了，花了点小钱，少交了税。我们一走，保董和乡绅们又是一番商讨，他们告诉农户的，可能是要收500亩，也可能是更多，但同理，这个数字也是百姓会心甘情愿，大户能吃捞的数额。然后，平衡的机制就形成了，县知事的乌纱帽保住了，同时，也变着法子帮衬了大户，这样以后再要收捐的时候，他们就能起个带头作用，裹挟群众，自然不会在乎到底有多少田地；大户们呢，有了让农户帮自己省钱的机会，也保住了名声，自然乐意在年节给青天大老爷奉上价值十几二十块的礼物；百姓觉得，本来交1000亩，现在只要交600亩，何乐而不为呢，日子还有的过，没必要闹事，能行；而我们这些实际工作的人，则也跟着喝了口汤，拿了些钱粮，赶上科长、上头高兴，说不定还要给我们记功。讲到这，您要是还不明白，那我就这么说吧，县衙、官吏、大户、农民，都受到了上头的压榨，但是我们没被压得太死，都还有折腾的空间，于是我们巧施连环计，最后大家都觉得还可以，也就了了。只不过最后还是穷的穷，富的富，忙的忙，闲的闲。

照这么看，一件事情下来，广大民众都得到了满足，要不叫“民”国呢，只增笑耳罢了。

当然了，您也可以觉得我说的一切也是扯淡，无妨，当辩论过于的理论化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您硬要说您才是对的，那就，随您的便好了。不过有一点我是要认可的，黎大总统较袁世凯是好了一点，民国六年，也就是我当录事的第三年多了，上头给县公署加了那么点预算，致使我的笔墨费从每年5毛变成了一块，三节赏钱也多了1块大洋，谢天谢地。其实这一两块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吃几天饭就花没了的事，但是吧，黄村的事让我的想法又得到了升华，其实我也没有必要太去在乎那些虚无的事情，比这样更奇怪的事情每年都在发生，去年，街面上报纸不动不动就说谁谁谁莫名暴毙吗，然后为了这个你就不活了吗。我自诩自己是顶乐观的，我这样的小人物，管好自己，好好抄我的书就行了，有钱拿有活干，有饭吃有房住，还有个像样的差事干着，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那一年好像大家都很高兴的样子，小陈正式转正，也算稳定了下来，陆师傅和我涨了五毛笔墨费和一块节赏，前些日子家书传来，说我哥新近给我娶了个嫂子，年底指不定还就要抱小子，我也是兴奋了一晚上，连夜写了书信，还寄了个红包，席没吃上，份子钱先到位吧，看着过年的时候能不能得空回去一趟，钱科员家里父亲生意也不错，李科长，好吧，他也没什么忧愁的在我看来。

最得意的还得是我们科里的那位雇员，根叔。我真的好好聊聊他，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短，他比陆师傅小上五六个春秋，但看起来二人同一般年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儿子是西城头等巡警，亲家是当铺账房，一年连工资算分红也有个130来块。根叔也不知是在哪年，由谁引荐的，来科里当了二等雇员，月俸8块大洋。雇员吧，比我们录事还低一头，当然我这么说也不是以此为傲，如果不是王副会长，我大概也是这么个身份。雇员并不是什么正式技术人员，其实更偏向临时工性质，平时干些校对、跑腿的杂活，忙的时候，有的科里能雇三四个，当然了，用完了，一句话就能滚蛋，甚至凭我的面子，都能安排一个人进来，但是我并不想费力这么作罢了。而根叔愣是把短工熬成了长工，像他这样的长期雇员那会也不少见，毕竟，廉价的熟人，谁用起来都顺手，活也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嘛。那年年中，根叔从二等雇员熬到了一等雇员，薪资变为9块大洋，巧得很，他刚升职没两天，他儿子也升官了，当了巡长，辖着一小片区，管着几个二三等巡警，顺带着，他儿媳妇头胎也下来了，是个胖男娃，父子升职，子孙降世，还就在一周内发生了，搁谁家也大喜不过。根叔那几天在自家摆了四桌席，请了些熟人朋友，我们自然也一同过去了，甚至连李科长也来了，但他没久坐，随了礼，吃了几口菜，之后又在台上说了两句排面话，半小时就走了。不过你也别讲，这老哥已经是很上道了，大小一个科长亲自给你贺喜，这样一来，根叔一家在街坊里的面子也是更足了。

其实我看着这宴席规格不大，人数也就二十来个，还算上两个吹号的，菜呢，也就六热炒，俩冷碟，一盆鱼菜粥代替了大汤，不过每桌倒是放了一大碗蒸整鸡撑撑场面，连棚子带酒水烟茶，总的花费不能超过10大洋，可这确实让我有些动容，是啊，我哥结婚了，同事孙子都有了，我该怎么办呢？此时我也攒了五六十块了，但我也不清楚自己攒钱为了什么，应急？买官？结婚？置房？其实我也搞不懂，我感觉那些既必要，又虚无，到头来闹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置，只好看着存款一点点增多，自己却又像守财奴一样，一分不拔。

看着众好友在场如此欣喜，我也不好再独自忧虑或找人诉苦，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杯中廉价的散白，和众宾欢也。

七

好嘛，您要问我之后几何，我只能说，时间好像停滞了，像那个墙角的蛛网一样，织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变化了，偶尔几只小虫子或是灰尘落在上面，但没过多时又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当然了，我也愿意坐下来，跟你讲讲民国七年，京兆尹公署拨款700大洋给京郊巡警差役“权当犒赏，充以薪资”，如此表意不明，使得财政科擅自将拨款四六分成，四成奖金六成薪资，致使巡警差役上书请愿，将衙门围的水泄不通；还有民国八年年底，陆师傅老伴离世，但好在他侄子在外经商从外地赶来，把他接回天津养老去了，李科长虽说平时有一搭没一搭，但是最后关头，还是从财政那里给陆师傅争取了10块大洋的体恤金；民国九年，因为战乱，县知事三个月换了两个，同年应该是8月吧，也有可能是9月，小陈攒够了钱回保定老家，县公署新招了个刘录事……

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现在变的安定下来了，一直到现在，一个月前我还听说，京兆尹有位高明的长官决定裁撤官差，缩减用度，我或许还能再等一个月，但李科长下周马上就要调走去教育部哪个办公室当主任，他最近一直在收拾东西，带不走的，都分给我和钱科员了，我确实有点舍不得他，所以也只好衷心的祝愿他在那里能更有一部天地吧。

看着那张花梨木桌子上的那般玻璃消失，取而代之一堆废纸和旧物时，我又陷入了我那善于思考的时刻，我好像个懦弱的人，没有办法去扭转我不愿意的事情，但也又算不上，至少在这个巨变的社会我还没有偷砸抢，只能说，唉，我也有点老了，说不大清了。

不过还有一点，我发现，我越来越怀念191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