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甘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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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级的童年记忆不多了，有些也比较模糊了，但是有三个画面我记得很清楚。
我的小学一二年级是在瓦房里度过的。学校的瓦房盖得还是比较讲究的，墙是红砖砌筑的，墙下有一米高左右是水泥粉刷平整的；坡屋面上是青瓦，下雨时，雨水沿着房檐一条条淋下来。时间长了，地面在对应的位置形成了一排排小坑。现在静下来品味一下，每到雨天，雨水滴进小坑里，仿佛都是在为我们的童年弹奏乐曲。
言归正传，第一个画面是我的课桌，还有课桌上的三八线。我们的课桌很简单，就是那种整木切割成的长板，板面很平整。虽然没有上漆，但经过常年摩擦，表面还是比较光滑的。一块长板一般坐四个学生，每个人可以拥有的课桌宽度是固定的，长度就全靠实力了：要么脾气大、武力强，要么零钱多、会为人，否则三八线就得划到你怀里。对于实力不强的同学，三八线一旦划定，你就别想着偷摸擦掉重新划了，因为这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一般你的同桌都会做个不起眼的记号，一旦你动了三八线，他就会再往你这边划一点。我就是那种三八线被划到怀里的学生。三八线不仅管着桌子，还能延伸到天上地下，在我和同桌之间形成一道无形且不容侵犯的墙。你的文具越过三八线，轻则被丢回来，重则直接没收；身体越过那道无形的三八线，肯定要被推搡，运气不好还要挨一拳。虽然我比较瘦弱，容易被欺负，但同学都是发小，时间久了，我们也常常隔着三八线抱在一起玩。
第二个画面是一处水面，一个我小时候都不敢经过的水面。小孩子本来见水就开心，夏天更是如此，下雨天要赤脚踩水坑，放学后要下河游泳。我一直是个内向的孩子，跟大家玩不到一块儿，这就导致很多东西都不太会玩，比如游泳。小学一二年级时我始终学不会，每次跟着他们下水，只敢拉着岸边的水草或者树根在水边蹲着。我们学校的东北角有两条小河，交汇成一处 T 字形的水面，水面不大，岸边长满水草，据说中间很深。
只记得是二年级的夏天，还没放暑假，天气很热。下午放学之后，同学带我到那处水面玩。下水玩不能穿任何衣服，不然衣服湿了，家长肯定知道你下水，回到家免不了一顿口头教育甚至棍棒教育。我们全都脱光下水，我照例在岸边扑腾，两个同学在水面上游来游去，一会儿比谁游得快，一会儿比谁扎猛子扎得远，偶尔还能从水底摸上来一只河蚌，好不快活。有一个年长的学生，出了名的调皮，水性也很好，非要拉我往深水里去。见我不敢，就不停地嘲笑我，还往我身上、头上泼水，弄得我十分狼狈。他见逗我没意思，就游到水中央给我们表演踩水，还不断潜下水，证明水很深。我和庄上的几个同学玩了一会儿便要回家，因为回家晚了肯定会被家长怀疑。一二年级的孩子又不像高年级那样擅长撒谎，只要被怀疑，免不了露馅。
第二天课上，老师严肃警告我们，放学之后不准再到那处水面游泳，抓到就告诉家长。老师没说原因，我们既疑惑又失望。回到家后，我听见家长们议论，说昨天那里淹死了一个孩子，就是那个逗我玩的男生。大人们都说他是被 “水鬼” 拉下去的。他的家长见他迟迟没回家，听说他在那片水边玩水，便到岸边寻找，却没见到人影，以为他跑到了别处，直到半夜，尸体漂上来，才被看校门的老大爷发现。
回想他不停扎猛子、不停踩水的样子，回想他在水里冲我笑的模样，再想象他在水底的恐惧，我整个人都懵了，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心头发沉。从那以后，我便畏惧那处水面，放学都要绕路回家。后来长大了，我渐渐明白，为什么他水性那么好还是会溺水，应该是被水草缠住脚，或是长时间潜水导致腿抽筋，世上本没有什么 “水鬼”。再后来，我学会了游泳，学会了扎猛子，可每次潜入水下，心里还是会害怕 “水鬼” 来拉我。
第三个画面是一扇窗户，一扇钢筋被掰弯了的窗户。一二年级就读的老学校，窗户是实木框的，框内排布着一排排钢筋，钢筋外侧是木制窗扇，窗扇嵌着毛玻璃。窗扇下方配有铁丝做的固定挂钩，打开窗户挂上挂钩，窗扇就不会晃动。这种最简单的小装置，却格外可靠牢固，至今我都觉得这是很巧妙的设计。
小时候家里用电格外节省，我们也没有熬夜的概念，天一黑就准备睡觉，所以总觉得精力旺盛。上学后又觉得学校很好玩，便总是天一亮就往学校跑。庄上结伴上学的同学，常常天不亮就起床，挨个拍窗户叫醒同伴，三五成群地往学校赶。这时候学校一般还没开门，看门大爷睡在校内。起初我们去叫门，他还乐呵呵地给我们开校门；时间久了，天气转冷，他便不情愿了。一开始还带着责备的语气开门，到后来索性装作听不见，任由我们在外面不停地大喊大叫。
这时我们也不全指望靠嗓门叫门，索性自己动手。翻围墙看似是最好的办法，可翻墙不仅需要技巧，还得选对位置——围墙顶端布满用来防翻越的碎玻璃和铁钉，没技巧、不留意，很容易被刮伤。看着那些像龇着獠牙的碎玻璃与铁钉，不是所有同学都有胆量翻越。于是我们打起了窗户的主意。毛玻璃绝对不能打碎，打碎了会被老师体罚。那时候老师可以体罚学生，我们并不觉得不妥，更不会因此难过，甚至会把被体罚当成炫耀的资本。因为胆小听话的学生不会挨罚，挨罚的都是胆大顽皮的孩子，反倒是乖学生羡慕的对象。打碎玻璃还会被叫家长赔偿，回家免不了挨父亲的揍，这种惩罚可就不光彩了。
我们会在前一天放学前，挑一扇缺钢筋、间距大的窗扇，故意不插插销，第二天一早就能开窗爬进教室。我也记不清每次爬进去玩些什么，单单是翻墙入校这件事，就让我们乐此不疲。
好巧不巧，有一次前一天没预留好那扇窗，我们只好一个个地试其他窗户。确实有不少没插插销的，可钢筋一根没少，就算打开窗也钻不进去，简直是故意为难人。我们自知拗不过钢筋。可还有几个自告奋勇、信心十足的同学，都觉得自己能扳动钢筋，事实证明他们太过自信，终究徒劳无功。
这时隔壁庄的刘昆来了劲头，冲我们喊：“你们都是弱鸡，瞧我的！” 只见他双手发力、咬紧牙关，真的把一根钢筋扯掉了。他打开窗户后那副洋洋得意的神情，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们都特别佩服他，不愧是班里的 “老大”。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并非天生神力，只是固定钢筋的那根木头早已风化严重，稍一用力就挣脱开了。果然是选择大于努力啊！
上三年级我们就搬到新学校了，不是转校，只是老学校年龄大了，退役了，因此校名没变。新学校是两层的，一共六个教室，我上小学那会小学一共只有五个年级，因此理应空一个教室。可能是新校区比较高大上，不少学生都转过来上学了，恰好转过来的三年级学生最多，我们就被分成了两个班，我们从老学校转来的学生大都被分在三一班。
这一年，我们还迎来了新的语文老师，他叫张国彬，年龄大概 40 多岁。别看年龄大，但是思想一点不传统，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我不记得了，但是和学生相处的方式绝对超前 —— 跟学生交朋友，鼓励学生交朋友，还鼓励男女学生一起玩一起学。小时候的老师都比较传统，很少主动和学生打成一片的，也很少让男女同学混坐一起的。他到我们班第一件事不是讲课，是让我们每个人写下自己的生日交给他，他号召全班一起过生日。一人过生日，全班齐祝福。咱单就说这个过生日吧，90 年代的农村，小孩哪有谁过生日的，张老师这么一号召大家都很激动，当然，我是最激动的，因为我的生日是 9 月 6 号，正好是秋季新学期的开始，全班第一个过生日的。9 月 6 号那天我收到了来自全班同学的 50 多份礼物，有苹果、鸡蛋、铅笔、小刀、本子、唐僧肉、弹珠子...... 我们没有蛋糕，但是，张老师教我们唱生日歌，让我许愿，分享零食，班里充满了欢乐。这可能是此生我过得最开心最难忘的生日。全班 50 多人，基本上每周都有过生日的，还有生日重复的，每周都有完全放松的时刻，每周都很快乐，那种快乐是买不到的，那种氛围是现在无法营造出来的。
张老师让我们男女同学混坐，这种安排让我们很别扭，那个时候的小孩子思想有点封建，跟女孩子说话都会脸红，还会被同学取笑几天。别扭之外也有欢乐，这欢乐是来自于下课之后的玩笑，发小或者玩的比较好的同学总会把你往女同学身上挤。我的性格比较内向，长得也比较瘦弱，属于经常被欺负的对象，同桌高娜，却是一个脾气挺火爆的女生，我是比较怕她的，不敢跟她说话，甚至不敢正面看她。刘昆作为班里老大，就喜欢拿我这样的开玩笑，经常把我往高娜身上推，一边推一边大声起哄，哎呦喂哎哟喂的叫。高娜是不敢对他动手的，每次都是打我，我也不想挤她呀，为什么打我呢，每次都让我很委屈。现在想想，虽然记不清挤在她身上的感觉了，也回忆不起来她的拳头打在我身上的力道了，但是却有一股股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有机会我得请刘昆喝酒，谢谢他。
三年级下学期，春暖花开时，一次课上张老师说要带我们去春游，让我们准备好，第二天就出发。在此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春游，好新奇，好期待。因为特别激动，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就起床了，穿上自己觉得最好看的衣服，带了一包幸运方便面就去上学了。上课时间一到，张老师就让我们集合，排好队步行去春游。
春游的地方就在湾里，说到湾里，你们可能迷糊了，这是我们庄上人对那里的统一叫法。那里地处王家坝蓄洪区的东边，由南向北有两条东西方向延伸很长的大坝，两条大坝间隔大约 1 公里，大坝之间是一大片低洼的田地。南边一条大坝的坝底有一湾小河，浅浅的小河曲曲折折地在洼地里随意地生长。小河的岸边长满了水草，春暖花开之日，那里好像铺上了绿色的地毯，柔软又充满生机。那里离学校大概 3 公里的行程，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就出发了。50 多人的小队伍被分成两列，可能是大家都很期待，都很激动，10 岁左右的孩子们没有到处乱跑，而是整整齐齐地前进着。
半个多小时我们就到地方了。到地方后，张老师没有让我们集合，也没有搞什么集体活动，只提醒我们注意安全，就放任我们随意奔跑，自由地享受春天去了。一开始，我们只是到处跑跑，到处看看草、闻闻花、从大坝上滑下来、追追蝴蝶、逗一逗正在吃草的黄牛。带的吃食大都是方便面或者馒头之类的，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方便面可算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了，很多刚到大坝就拍碎面饼，撕开调料包，拌在一起美美地吃完了。小时候总是饿的快，玩了一会就觉得又饿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班里调皮孩子展示技能的时间了，掏龙虾啦。这是技术活，也需要胆量，我是不敢的，我一是怕被龙虾夹着手，二是怕掏出来蛇。这种小河里，龙虾特别多，很多周边的大爷经常下网抓龙虾到镇上叫卖。我的这些胆大的同学们，平时就是经常抓鱼摸虾的，很是擅长，不一会就收获满满了。张老师不阻止我们的任何活动，还夸奖我们，鼓励我们放飞自己。一些女同学就特别贴心，采集了一束束的鲜花给老师送过去。我们的张老师是 40 多岁的微胖中年男人，虽说是老师，身处农村，也终究是个庄稼人，被阳光和岁月侵蚀得比如今的 40 多岁的男人沧桑多了。但是，你能想象就是这个沧桑的男人，看到鲜花之后，就把我们召集起来，教我们唱《窗外》：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
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
悄悄的爱过你这么多年
明天我就要离开
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
也曾想敲敲门叫你出来
想一想你的美丽 我的平凡
一次次默默走开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
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
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
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
很多同学都认真的学着，我是五音不全的，就躺在草地上听他们唱，看着天、看着鸟，眯着眼看看太阳、伸手触摸微风，那时那刻的我应该是最自在最开心的。大概撒了两个小时的欢，我们照旧排着整齐的队回校了，回去的路上大家都很兴奋，大家大声的聊着天，有呐喊的，有唱歌的，还有扯着衣服迎风展翅的 —— 因为掏龙虾衣服打湿了，想着迎风吹干，回到家不至于挨打。到班里后，张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就是《春游》。第二天大家都写了，写的好的张老师全班朗读。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张老师是浪漫的男人，是内心丰富多彩、装满爱的男人。
三年级的时候我刚好十岁，十岁是一个精力充沛，又单纯且奔放的年龄。我家离新学校很近，从家到学校的那条路也是连接两个村子的大路，路东边有一条小河沟，河沟很窄，水面也就4米宽，河沟也很浅，水深约2米，大路两侧都是农田，每块农田都需要连接大路，因此河沟是断断续续的。这条河沟并不连接什么大河，有没有水全看当年的雨水是否充沛，雨水多了满满当当，像一杯杯斟满的扎啤，遇到旱季，则像被胡乱喝完的啤酒杯，虽说没水，也是长满杂草。有水没水我们都很喜欢它们。有水的时候，我们在里面抓鱼、逮蝌蚪、掏螃蟹，没水的时候我们上学是不走大路的，我们走在河沟里。在河沟的侧壁上来回跑，借助上下的惯性，沿着河沟螺旋向前。我们喜欢这种感觉，仿佛是在坐过山车，又仿佛在上下飞翔。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勇敢的，我有两个同年出生的发小，老大叫余杰，老二是王亮，我是老三。我们的家离得很近，总是一起上学，一起回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作业，放学后就是玩。余杰胆子大、点子还多，我和王亮基本上都是跟着他玩。关于那条河沟的玩法，很多都是他开发的，比如胆量比拼，就是从河岸往河底跳。河沟深度约两米，旱季时就形成了两米的跳台，那时身高也就一米四左右，两米对我们来说很高了，他带头往下跳，然后鼓励我们也跳。老二慢性子，我就第二个跳下去了，第一次跳没经验，落地不知道屈膝，震得自己腿疼、肚子疼，也不敢叫疼，更不敢表现出害怕，只能强忍着蹲在旁边，喊王亮往下跳。他不光性格慢，还贼精，他说他妈不让他跳，不让他把新衣服弄脏。妈妈说的大，但是这个时候那妈妈的话搪塞，就显得他比较娘们了，自然被我们耻笑。余杰就跟我说，要想耻笑的更彻底，最好的方法就是当着他的面反复跳、反复笑。就这样我被强拉上车，反复跳了几次，前几次很疼，疼的肚子受不了，后面知道屈膝了，反倒享受这种冲击感和优越感了。不得不承认小时候真的是身体糙还命硬。
勇敢的少年们还喜欢爬树。爬树可是技术活，只靠双手硬抱硬拉可不行，发力点不再手上，而是在脚尖和脚心。有经验的肯定会让肚子与树干保持距离，双脚夹住树干，用力往下蹬，手跟着网上拉扶住树干。爬到树杈处，就是靠手臂发力了，用手拉住树枝，把身体网上送，站到树杈处以后，后面就简单多了，只要胆子大就可以在树杈间上行。我们爬树多半是为了摘桑葚、枣、柿子等果子，只有胆子更大，技术更好的才会爬到树梢掏鸟窝。前几天我试了一下，不是忘了技术，是很久没有光脚走路了，脚上没有老茧，一碰到树干又痒又疼根本不敢发力。
余杰时刻想着怎么维护自己老大的地位，跳河沟和爬树这种大家都可能会的他觉得没啥意思，他必须整一下他只有他敢做的事，他表现自己，听我们喝彩。走在围墙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他甚至敢在上面跑。一开始我们是不敢的，架不住他的经常刺激，只见王亮找到墙的阴角，一个冲刺来到墙边，顺势蹬墙，手就把住墙顶了，双脚再不停地往上蹬，就爬上去了。看来爬上去并不难，尴尬的是爬上去之后他就骑在围墙顶上，没有站起来，而是双手和跨配合着往前挪动。等挪动到房屋处，借助房屋的高度，只见他手扶着房屋的外墙，慢慢地站了起来，停顿了一会就双手张开慢慢地沿着围墙往回走，他也成功了。两位大哥都成功了，就剩下我不会了。那我肯定不甘心呀，在他们的不停怂恿下，我也学着王亮助跑、蹬墙、抓墙顶、蹬腿上墙。就在蹬腿上墙的时候我感觉胳膊下面一阵疼，应该是被围墙顶的砖块硌破了，我还是忍着疼上去了，照例也是骑墙挪动找房子的外墙，然后慢慢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发现围墙顶的宽度比我的脚宽，理论上可以走的，只是两边临空，心里害怕。经过几次的走出去和走回来，我也可以慢慢的走起来了。心里不害怕以后，我发现走的快一点反而更稳，渐渐地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跑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捏着鼻子吃下了一口榴莲，你会发现他不仅不臭还挺美味，美味的让人上瘾。
这都没什么技巧，要需要技巧的还是玩弹珠，这玩意需要准头，也需要大拇指的力量。打不准就没有赢的希望，打得准却无力容易被人反杀。弹珠有很多种玩法，最常玩的有三种。第一种在空地上画一圈，距离圈约两米多远画一长横线。每一个人出一个或两个玻璃球一齐放在圈内一字排开，玩者先站在圈前，将自己手中的球向那根横线扔去，以距离横线的远近为序。然后依次蹲在线后将夹在食指前与大拇指背的球向圈弹去，从圈中弹出的玻璃球就归己有。如果用来弹射的弹珠落入圈算 “烧死”，那就只能当观众等待下一局了。众人弹完圈后，再以各人弹圈时自己弹用的球停落处按顺序去弹圈，弹出圈中的球儿可以继续弹，直至弹不中为止；也可以攻击别人所用弹球，被击中者算 “死”，并把原来弹出圈的球交给对方。直至圈中的球全被弹完为止。第二种是各人将自己的球向墙上撞去，以离墙远者先弹。被击中者输一球。击中一球可以再继续击其他球。然后按顺序进行，直到全场只剩一个胜者。第三种是先画一条横线，再在横线前挖等距离的三个小洞，称为 “窝儿”。三个 “窝儿” 排成一条直线。参赛人数不限，大家依次由横线处弹球使球进第一个 “窝儿”，不进，则待下轮由球落处另弹，弹进第一个 “窝儿” 之后，再依次弹第二、第三个 “窝儿”，然后再按三、二、一的顺序倒着弹回来，回头弹进第一个 “窝儿” 之后，称作 “出洞”，“出洞” 即变为 “老虎”。“老虎” 以球击别人之球，被击中者出局，剩最后一个没有出局者即为胜利者。
我们最喜欢玩前两种，我是很准的，手头的力道也有，经常取胜。因此，余杰和王亮很少和我一起玩，他们可不愿意输给我，不是舍不得弹珠，是觉得输给我心里不得劲。因此，在我们南场，我是不玩的，只有在学校里玩。我愿意玩，经常去学校比较早，放学回家比较晚。
现在得好好跟你们介绍我们的南场了。我们庄有个响亮的名字 —— 老庄，庄子比较大，分成东、中、西三个队，每个队中间都隔着一条南北向的小河，之前说的老学校就是在中队南边，那个水面位于东队和中队的小河上。我们住在东队，东队中间一条东西向的路，可以连接其他两个队。中间那条路以南就是南场了，南场是我们庄上大家的统一叫法，不是特有的地名。余杰、王亮，还有我家都在南场，南场有三排房屋，一共有十一户人家，余杰家在第二排靠近那个小河的边上，王亮家在第三排靠近中间那条路边，我家在南场的第一排靠近南北向的大路上。我家西边是我二叔家，第一排大路东边是德胜家，余杰家后面是他二叔家，东面是他三叔家，再往东是村长家，王亮家东边是他三叔家，西边是他二叔家，再往西是我爷爷家。第一排的我家前面有一片开阔的空地，第三排前面、村长家和大路中间有一片长满各种树的小林子，这两处是我们的娱乐区域。我家前面适合踢沙包、站岗等奔跑追逐类的游戏，小林子适合跳皮筋、荡秋千等休闲类游戏。这两处地方有我们很多回忆。
余杰的母亲和我父亲是堂兄妹，因此我叫他母亲为大姑、父亲为大姑父。他家五口人，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家的条件比我家好些，原因是他父亲兄弟三人比较团结，三人拧成一股绳，有力一起使，三家集资购买了一些农机设备，几乎承包了我们庄上和周边村庄的耕种与收获，还在农闲时一起做生意，贩卖粮食和水果，有时也在自家孵化鸡鸭苗卖给大家。王亮的父亲和我父亲也是同年出生的，我们父辈那个年代流行结拜，他们两个就是结拜兄弟。王亮家也是五口人，他有两个妹妹，他家的条件也比我家好些，原因是他的父亲很早就外出务工了，据说在广州，一年基本上也就回来一两次，每次回来都会带一些对我们来说比较稀奇的东西，让我们南场的其他孩子都很羡慕。
我们原本也打算结拜的，因为余杰说我和他家有亲戚，王亮的父亲和我父亲又结拜过了，我们再结拜就不讲究了，也就作罢了。其实就是不结拜，我们也是兄弟相称，大有刘关张的味道，我们经常自封为老庄三剑客。说到三剑客，就不得不说小时候的大侠梦了，小时候不管是小人书，还是电视剧，还是从大哥哥们嘴里听到的武侠故事，都让我们不停地幻想成为大侠，练就绝世武功、仗剑走天涯。绝世武功是不现实的，但是有一把趁手的剑是我们比较切实的追求。我们会挑选一个木棍，用小刀慢慢削成一个剑的形状，还要慢慢打磨光滑，然后再剑柄末端打个小孔，用红色毛线做个穗子装扮一下，有条件的还想着用报纸加上透明胶带做个剑鞘，最后拴上一条绳斜背在身上。多帅呀，现在想想都觉得很潇洒。三个剑客背着自己心爱的剑，在小林子里你追我赶，想象着自己成为大侠了，此刻心里是满足的、自豪的、幸福的。
三年级的暑假是比较快乐的。我们整天在一起玩，可玩的很多。
我们爬树摘桑葚，王亮家门前就有两棵桑葚树，一棵结的果实是深红接近于黑色的，一棵结的果实是白色的，我们最喜欢的白色的，果实更甜，并且还不会把衣服和手指染红。但是白色的那棵树长得太高了，桑葚树的树枝很密，并且侧枝都不粗壮，想爬得很高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只能吃到下面的一些桑葚，对于树顶长得更好的我们是吃不到的，吃不到的永远是最甜的，现在想想依然觉得遗憾。
我们到河边挖泥土摔洼洼，我也不知道洼洼这两个字写的对不对，玩法就是把泥土捏成碗的形状，然后碗口朝下用力的摔下去，接触地面后气压会爆开，把碗底炸开，炸开后，对方就需要用泥土把炸开的洞完全补上。谁能摔的洞很大、很漂亮能吹嘘好几天，摔成不炸开的哑炮自然会被取笑。现在想想，当时有个相机就好了，把每次摔的洞都记录下来肯定能出个摄影展。
我们还摔卡，卡就是用纸叠成方形块，叠好之后一面是完全平整的，一面是×形的，一个把卡丢在地上，另一个用卡击打他，在旁边用力形成风吹过来可以，正面打在上面形成反力弹过来也行，只要让对手的卡翻面，他的卡就归你了，没有翻面就轮到对手击打了。这个游戏想赢有两种策略，一种是大力出奇迹，多用几张纸，把你的卡叠的厚厚的，越厚就越重，形成的反力越大，成功率越高，很重的话对手也很难轻易让它翻过来；还有一种裹大风，卡叠的厚度适中，但要明显大一点，这种策略就不要摔在对手的卡上了，就摔在旁边，利用大卡裹的大风吹翻对手的卡。当然这两种策略也不是必赢的，问题就在于小时候的地面基本都不平，大都是土地面、土路面，我们玩的地方有些也是凹凸不平的，不管什么卡摔下去后没有取胜的话，落在了不平的地方就会被摔翻过来。每次大卡、厚卡被人摔翻都会很失落、败兴的走了，或者追着你想必须用它们继续玩，好摔回来，摔翻它们的人都会被同伴喝彩好一会，自然骄傲意满。
在农村一般都是一个村庄基本上都是同姓的人，只有闲散几户是不同姓的，别看南场十一户人家有四种不同的姓，就以为我们庄是不同姓的杂居，其实在我们庄有两个大姓，即张姓何我家的刘姓。小姓人家有他们独到之处，即非常团结。之前说了，余杰父亲几个就非常团结。余杰的父亲是老大，别看身材瘦小，但是自带一股气场，他的两个弟弟都怕他。再加上余杰爷爷去世的早，他在我们庄自然而然成了余姓之主。余杰比较聪明，能说会道，还自带一点成熟气质，经常带着我和王亮玩，他父亲对他期望很大，觉得他一定能出人投地，替他们老余家光耀门楣。王亮家也是小姓，也比较团结，但是相对于余杰家有感觉凝聚力没有那么强，主要原因是王亮父亲一年四季在外地打工。王亮母亲一个人在家带着王亮兄妹三人，家庭条件还不错，王亮也比较聪明，小时候长的又高又胖，他的父母对他也期望很高，他母亲甚至有点自傲的感觉，经常为了夸自己的儿子而打压我和余杰。我是比较内向的孩子，小时候属于是一棍打不出一个屁的人，因此大人都觉得我比较木讷，木讷的孩子自然会被欺负，玩的时候也只能跟在其他孩子后面顺溜。
每年的秋季学期期末考试总是比较欢乐的，今年却有点不愉快。虽然我比较木讷，但是学习还算认真，因此学习方面比两位大哥好一点，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是班里的第二名，余杰和王亮学习也不错，也在前十名左右。我们小时候不像现在的小学生压力这么大，现在小学生基本上每周每月都有测试，我们只有期中和期末两次测试，也没有什么课外作业，因此平时谁学习好，谁学习不好家长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三年级秋季的期末考试我领了很多奖状 —— 三好学生、总分第二名、数学单科第一名的奖状，还有一些奖励物资，其中有一个算盘，我现在还保存着呢。当我拿着奖状和奖品回家，而余杰、王亮两手空空时，我们南场的邻居们都夸我，这让我爸妈很高兴，在那片小林子里聊天时还不忘偶尔自夸一下。这让本就喜欢护短的王亮母亲很不高兴，她会跟别人说其实自己儿子更聪明，学习更好，只是发挥失常了。临近过年，大家照例在小林子里聊天，德胜的爷爷主动说：“别看陈阳看上去憨乎乎的，学习还真不错呢，脑子也是聪明着呢。余杰、王亮平时怪能，这脑子没有用到学习上呀。”这话一出，余杰妈妈笑着说：“这小余杰就是调皮，聪明过头了，就是不好好学习，一天到晚坐不住。”王亮妈妈却不高兴了，满不在乎地说：“俺家王亮学习也好，你瞧着发挥失常也是前十名，再考一次肯定比陈阳强。你瞧瞧陈阳，半天憋不出一个屁，学习能好了吗？”当时，我爸妈并没有在小林子里跟他们聊天，事后德胜爷爷学给我妈妈听的。这种话让我妈妈不高兴，一度几天都没有跟王亮妈妈说话，还叮嘱我一定要争气，以后都不能比王亮考得差。我们三个对这个都没有感觉，应该是那个年代的农村对学习成绩都没有什么感觉。对未来都没有概念的人，何必争什么高低呢。
过年是我们最期盼的。过年我们可以吃好吃的、穿上新衣服、买新玩具，家长还会从压岁钱里抽几块钱出来给我们当零花钱，其他的说是给我们存着。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是赛车，四驱赛车，看着动画片里面四驱赛车对战，又畅快又刺激。唯一遗憾的是每次我们都没办法像动画片里放的那样畅快地比赛，因为我们没有一块像样的水泥地，赛车也比较差，经常坏。因此，我放弃了又贵又挑场地的四驱赛车，转而收集造型小巧的塑料小车，这种车不单独卖，而是藏在零食里面，你只有买那种零食，才能获得各种造型的塑料小车，就类似于现在的拆盲盒。我总是喜欢把这些小车摆成一排，幻想着自己拥有一个车队，幻想着自己开着它们穿越大山、田野和草原。 过年玩的最多的还是炮仗，各种擦炮、摔炮、小鱼雷等等，烟花是大人们喜欢燃放的，好看但是没有什么乐趣，我们可不玩。擦炮炸牛粪，小鱼雷炸冰面，各种炮轮流炸铁盆，多快乐呀。
大年初一，余杰到我家喊我出去玩，我们刚走出家门，余杰就跟我说，刚才看到王亮在上厕所，让我跟他跑快点去炸王亮家的茅厕，炸起的粪便会溅到王亮身上。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不像平时一样先到王亮家，然后一起找我玩了，原来是抓住了机会。我们轻手轻脚地走到茅厕后面，也不敢说话，余杰拿出了一个小鱼雷，显然他更喜欢威力大的，我是害怕的，担心伤到王亮，就伸手抢过了小鱼雷，余杰想发火，又不敢出声，就又掏出来一个三响的擦炮，点着后还拿在手里等了几秒钟才扔进去。余杰扔得真准，直接扔到粪道中间，扔进去后立即就炸了，还连着炸了三响，只听王亮先是大叫，然后提着棉裤哭着出来了，一看是我们，也不搭理我们，直接跑回家哭着喊妈妈了。这让我们猝不及防，他骂我们并不可怕，只要他第一时间跑到我们面前，甚至把他身上的屎涂在我们身上都算好的，这说明这事我们三个内部消化。可怕的是他直接找他妈妈，他妈妈护犊子，看到他儿子这样，肯定出来骂我们，还会领着我们找家长，找家长免不了挨骂挨批评。果然，我挨了批评，余杰挨了打，气得我们俩三天没找王亮玩。不找就不找吧，反正我们也要过年走亲戚，走完亲戚回来还不耽误一起玩，现在看来小孩子之间的相处比夫妻容易得多，不会真的记仇，也不翻旧账。
三年级的下学期，我爸开始贩鸭苗。我是喜欢小鸭子的，毛茸茸的，很可爱。我爸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自行车两边挂着篮子，篮子里是鸭子，车后座上一圈席（麦穴的围栏），车把上挂着水壶和煮熟的米和饲料混合的鸭食。只要有人想买小鸭苗，就展开圈席围成一个圈，放出小鸭子，给大家展示、供大家挑选。我爸也就在我们庄及周边几个庄卖鸭苗，每次在我们庄卖的时候，我都喜欢跟着去看，我喜欢这些小鸭子，甚至会给它们起名字。我希望买走它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把它们照顾好，不要热着它们，不要一次喂太多，要少量多次，还要偶尔喂点药，这样成活率就很高。我不希望鸭子们还没撒欢、还没下水嬉戏就死了，因为我和爸爸经常见到小鸭子死亡。由于小鸭数量太多，一天又卖不完，每到晚上我们就要照顾它们，可能是因为在自行车上颠簸的，也可能是没吃饱、没喝水。总之，每天都有小鸭子死亡，看着它们我心里很是难受，会责怪爸爸不会照顾它们，甚至还跟爸爸说：“俺爸，我看你不适合卖鸭苗，明年不准再卖了。” 我爸倒显得很从容，跟我说：“这是它们的命，我们卖鸭苗也是我们的命，是命就躲不过。”什么命不命的，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老一辈的人关于命的这种说法是消极的。命是什么，命是轮回，命也是机缘，命有注定，但更多的是因果。
余杰爸爸也贩鸭苗，他爸爸是老手了。老手自然更有经验，更有经验自然想挣得更多，想挣得更多自然要增加销路、控制成本。因此，他去了离我们南场更远的村庄，去了更多的村庄，很少在我们庄上卖。他还会自己孵化鸭苗，这是需要技术的，我老爸就没这技术、也没这耐心。每次我和王亮去找余杰玩，还没到他家就能闻到掺杂着腥味、鸭粪味和持续高温带来的发酵味。他家的西厢房就是孵化鸭苗的房间，屋里长期开着维持温度的暖灯，暖灯下面是刚孵化的小鸭子，旁边是几床被子，被子里裹着鸭蛋，被子上面也有一个暖灯，显然这是用来孵化的，西厢房总是暖洋洋的，暖灯照得整个屋子泛着黄色。不过，那段时间我并不喜欢去他家，因为他家每天都会有很多小鸭子死亡，他家西边的小河边倒了很多鸭蛋壳、未孵化出来的小鸭子和死亡的小鸭子。显然余杰不在乎这些，他经常跟我和王亮吹嘘他跟他爸爸一起卖鸭苗在其他村庄见到的新鲜事，可以想象他坐在自行车大梁上得有多潇洒、多可心，在父亲怀里闻着父亲身上散发的烟味，看着不同村庄的道路、房屋和路人，对于我们这些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村庄的小孩子们还是很新奇、很有吸引力的。小时候觉得每条通往远处的大路尽头都很神秘，每一条其他村庄的小径都散发着魅力，不停地向我们挥手，希望我们去探索，而我们大都没有真正走上去，更没有走到底。
余杰是跟着父亲越跑越远，对于我们来说也算是见多识广，他家经济条件又是最好的，四年级前的那个暑假他就学会骑自行车了。他老爸给他买的是小的弯杠的自行车，很好学，骑着也洋气。这也着实让我跟王亮羡慕了两把，一把是他会骑自行车，我们还不会，一把是他的自行车真漂亮，而我们的爸妈可不会为了让我们学骑车而下本钱给我们买新的自行车。先别羡慕新自行车了，还是赶紧学骑车吧。我就推着我家的那个大杠自行车学了起来，余杰跟我说过自行车很好骑，我觉得他八成撒了谎，一开始根本无从下腿，别说保持平衡了。我的三叔比我大了八岁，他在后面扶着车后座，我左腿蹬着车镫子，右腿从大杠下面穿过去，踏另外一个车镫子，这就是典型的掏腿骑车，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这么学骑车的。我在这方面也比较木讷，学了四天才学会，学会之后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只要有空就去骑车，不管去哪儿都想骑着那辆跟我一样高的大杠自行车。骑了大约一个星期就开始琢磨如何坐在车座子上骑了，不满足于掏腿骑了。我家的自行车也是因为我的这个想法而摔裂了前叉，这个自行车可是我妈当年的嫁妆呀。不过好在前叉摔裂了也没有影响正常骑行，虽然坐在车座子上两只脚不能同时踏上脚蹬子，但还是觉得这样才能算是真正学会了骑车。后来，我也记不得我老爸还骑着它贩卖鸭苗了，我还骑着它满庄溜达，我只记得等我上初中的时候，它被当废铁卖了，我也记不起卖它的时候我有没有舍不得，只是现在每每想起那段时光，还想好好看看它，还想掏腿骑一次它。可能这就是成年与童年的区别吧。
王亮也学会骑车了，我们三个排成一排在南场溜达，余杰照例是第一位的，我也照例是最后一位的，他们两个还都会吹口哨，一边骑车一边吹口哨，好不潇洒。
四年级了，我们还学会了打麻将。打麻将可是我们当地的特色了，基本上大人都会打麻将，农闲时基本上都聚在一起打麻将。我们三个的老爸都是麻将迷，他俩常常跟着看，对我们来说麻将当然不好玩，好玩的也不是麻将，好玩的是只要牌桌上谁赢了肯定高兴，一高兴就会给自己孩子零花钱。四个人打麻将，每人都会有输有赢，赢的时候他俩自然能拿到零花钱，拿到零花钱就跑了，跑去小卖部买零食，然后找到像我这样的小孩炫耀一番，我们说着漂亮话也能分几块唐僧肉、老包肉。别管喜欢不喜欢，看的时间久了自然就会了，因此他俩很顺利地学会了，学会了就也想照着玩玩，要玩就需要再找两个搭子。我是不喜欢跟着老爸看他打牌，自然不可能在大人的牌桌上学会，那么他俩就是我的麻将师傅了。王亮的牌打得不错，很会分析，遇到打错牌了还会拍大腿，打错牌拍大腿那可是大人的动作，养成了这个习惯的肯定也是高手。
另一个搭子是余杰的妹妹，原因是余杰家有麻将，大人们经常在他家打牌，他妹妹也看会了。我们四个趁着大人们不打牌的间歇，聚在余杰家打牌，开始只是为了玩、学着大人的样子消磨时间，后来余杰觉得干玩没啥意思，非要打钱的，输一把一毛钱，我可不愿意，我本来就没零花钱，也不想让简单的娱乐与钱挂钩，慢慢地就不跟他们一起打麻将了。转头跑到德胜家，他家也有麻将，在德胜家我教会了德胜、教会了我的妹妹、也教会了德胜的堂姐，这样我们就够一桌了。
四年级的深秋，家家户户都收获了玉米，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玉米脱粒机，基本上都是手剥，用一个平头螺丝刀在玉米上每隔两行铲掉一行，这样剩余的两行就很容易用手剥掉。一般都是大人铲，我们用手剥。比我们大的孩子有些特别会使唤我们，比如村长家的儿子，还有我们南场北侧大路后面的几个大孩子，他们学习都不怎么好，但是一直给我的感觉他们都很社会，现在对他们仍有这种感觉。他们会把自己的书撕开，每五张纸叠成一匝，每剥十根玉米给我们一匝，我们三个经常乐此不疲地去挣纸匝。现在想想也是不理解，当年的书纸怎么会这么有魅力呢。
当年的书纸确实有点魅力，因为它们可以叠成卡，在摔卡这个游戏上，余杰和王亮走的是两种不同的路线，余杰是大力出奇迹型的，王亮是小卡抽大卡那种技巧型的。大力出奇迹需要一次用更多的纸叠卡，余杰有好多又厚又大的卡，他只要一出现必定是全场的焦点，大家都爱看他用大卡干脆利落的摔翻小卡，也希望用技巧赢他的大卡。王亮则比较挑剔，挑场地挑对手，地面太平的他不玩，对手比他水平高的他也不玩，总感觉他会记得每个摔卡人的特点。因此王亮经常会上演以小博大的场面。王亮经常撩拨余杰，想跟他切磋，余杰肯定是不愿意跟王亮玩的，一是他选的地方他不满意，二是他输了的话，王亮会吹嘘好几天，这会让余杰很没面子，在余杰看来，输赢不重要，没有成为焦点，还丢了面子，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我不玩摔卡，我辛苦挣来的纸都堆在床底下了，记得上高中以后，我妈收拾我的旧书准备卖的时候，还问我这些叠的整整齐齐的纸匝还要不要了。要不要呢，不要了吧，因为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要去挣下它们，就好像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成年人之间的交流要把成熟当成标准，而不是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