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呈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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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师，已经是一个历史的称谓了。准确地说，或者用官方语言来表述，2000年底，全国范围内基本解决了民师问题，结束了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并存的历史。
我和妻子都有过四年民师生涯的经历，我们为曾经当过民师而骄傲和自豪。我是回乡知青，她是下乡知青。时隔近50年，尽管我们都早已不干教师这个行当，但我回到家乡，她回到知青插队的村子，老师的称谓还不绝于耳。听到这种久违的称谓，我们倍感亲切，恍惚又回到了那艰苦而又快乐的民办村小学的教学生活。
有人说民办教师，是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按我们的经历，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民办教师，基本是脱产的，除了每年五月份一个周的农忙假、寒暑假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外，平常教学时间，没有一个民办教师是卷着裤腿，打着赤脚从田里慌忙赶到课堂上课的。
那个时候，一所民办村小，最多有一名公办教师，离集市近的可能多一些，一般村小从校长到老师青一色民办教师，领一样的补助，争同等的工分，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
我国自古就有“隆师亲友”、“尊师重教”的传统。
民办教师在当时村民眼中还是一个香饽饽。没有初中高中毕业文凭一般是不能当民师的，并且一个生产队只有一个名额，我1974年高中毕业，在农村属稀缺资源，因此，我们生产大队破例从我所在的生产队遴选上了我，并通过了上级教育部门的考核和批准。“数九”，农民们脚踩冰雪挖渠筑堤，“三伏”，他们头顶烈日割稻插秧。当老师，肩不挑，背不驮，风不吹，雨不淋，你该知足了吧？你能不对他们的子女负责吗？你能不珍惜老师这个职业吗？
“三集中”是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我们民师的基本要求，我们除了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周日休息以外，其他时间都要求老师日常食宿在校，白天教学，晚间集中在学校集中备课、政治学习、或集体家访。
学校烧火做饭的柴草是从各生产队轮流用肩担去的，食用油也由各生产队轮流供给，一学期一个教师大概四、五斤棉籽油和菜籽油吧，米由民师家里负担。我所在的村小有一块菜地，炊工也是由生产大队负担的，他除了做饭以外，还负责种一点蔬菜。
到了冬季，除了一碗萝卜，还是一碗萝卜，萝卜吃光了，只有酢米粉糊一碗菜，里面放点味精，好像有点鱼腥味，上十个成年人吃二个月的酢米粉糊，还算是我们经受得起考验的。
原来，村小抽来三位武汉下放女知青当老师，两年后，一名推荐上华中师范学院学习，一名招工到“330”工程，即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最后只剩下一位女知青当老师。她就住在厨房里隔断的不足八平方米的房间。
这样的清苦生活一直挨到三年后招工回武汉。
厨房的一面墙上年复一年地贴着一张帐单，一月一换，每个教师吃一次饭，填上一笔，只记餐次的数量，一餐计0.6斤米，凭餐数累计一月吃了多少斤米。
公社教办（教育办公室）的领导来检查教育教学，是我们打牙祭改善生活的好日子，校长例外地赶一次集，买点肉、豆芽、豆腐、鱼之类，中午和领导共享一次美味，生活费由我们均摊。那时正式民师每月有7元钱补贴，半年领一次，这是民师区别于生产队体力劳动者不同的地方，后来听说一个民师应是12块钱，不知是谁给扣了，还是民师职数限制，把另外的5块匀给其他的民师了。
7元钱除了摊点生活费外，年轻老师可以购买或者缝制一点衣服，除此之外，订一份期刊，或买一些教学用的资料，那时，农民的孩子都穷，在孩子身上我们从来没打过主意，什么补课费、班费、茶水费的，压根儿就没想过，更没收过。
每学期，学校都订了很多报纸、杂志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精神食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湖北日报》、《红旗》杂志是必订的，不像现在的村小基本上没有报纸，或很少订报刊，业余生活可以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可以吹笛子、拉二胡，赌博抹牌基本与我们无缘。
我的学生中，大都是本村的，有的学生碰巧还是邻居家的孩子。我教过俩兄弟的，两姊妹的，年龄和我相近相仿的，因为家庭原因曾辍学或中断过学业的。
我被录取做民师之前，先是经过生产大队研究同意后，再报请公社分管教育的业务部门负责人考核通过。那场考核虽无今日之繁复，却透着股严谨劲儿。
起先，我在两个生产小队的教学点教课，一个教学点十五、六个学生，复式班，教语文和算数。两个月后，才调到大队中心学校去任教。这大概叫试教或实习吧。
每学期中期，公社教办负责人来学校进行一次教学检查，随堂听课，查看备教辅改相关业务，还抽查老师的自学笔记等。我当时，正在读鲁迅的《且介亭杂文集》，写了几十篇读书札记，教办负责人看了后大为高兴，特别让我在公社民办教师集训会上，作典型发言。后来，一个城里女知青被推荐上大学，还特意抽调我和另一个村小校长，代表公社教办（知青办）一起去做政审外调。
那时没有教师节，也没有鲜花掌声，有的只是父老乡亲信任的目光。我深知这身份来之不易，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从此，三尺讲台成了我的天地，粉笔灰染白了鬓角，也见证了无数孩子走出平原湖区的足迹，那份纯粹的教育初心，至今未曾改变。
民师中，有下乡知青，有回乡知青，有贫协代表，有校长、教导主任，平常管理较为严格。每年区里组织一次集训，为期一周，一般安排在暑假的八月份。内容是总结一学年的教育教学工作，查找问题，表彰先进，人人要交一份思想汇报，一般开二次大会，开头的动员会，结束的总结会，其余是以各学校为单位开小会。
集训班的民师分散住在区政府附近的村民家里。大热天，用门板搁在条凳上，安上蚊帐，就是我们的床了。
集训班的思想交锋很是激烈，“文革”遗风在教师当中还相当有市场。
周总理逝世后的天安门“四五”运动，有大量的诗作流传社会。一个武汉知青教师从武汉探亲带来了“扬眉剑出鞘”等几首诗，我觉得好，也抄了几首，集训会上个别老师检举我、批判我，弄得我很紧张，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后来“四人帮”倒台了，心里紧张情绪才慢慢松弛下来。
在短短的四年民师生涯中，经历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经历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经历了高考制度的恢复，经历了知青大返城等等，但处在社会底层的上百万民师，不为政治斗争所左右，不为名利所诱惑，不为艰辛和困难所吓倒。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站在六尺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立德、立言、立身，为农民的子女获取更多的知识，明白更多的做人的道理，忠于职守、默默奉献，为我国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妻子回城后近20年，还经常叨念着那时的同事。恢复高考制度后，我有幸被录取到师范院校读书，毕业后教书。
我从一所高中调到县教育局工作后，同事们也经常有事无事往这儿跑，有的为打听民转公的信息，有的为子女求学转学，后来通信工具发达了，上门少了，可电话多了。这段生活经历，我们十分珍视，这段同事的友情，亦弥足珍贵。
民师，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智者，他们从事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我们为拥有民师这段人生经历而自豪和骄傲，至今，我的工资卡上还有四年民师的工龄津贴呢！因为，有政策规定，服兵役、当民师、知青下放是可连续计算工龄的。
现在，民办教师这个称谓没有了，但还有少量的代课教师，他们依然站在农村的讲台上，为留守儿童进入知识的殿堂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挥洒着青春和汗水。他们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戴，他们的劳动成果理应得到回报和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