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蕴和儿趣

网络盛传这样的段子：最大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这大约是告诫人们不要纠结于过往。人到中年后，我时常出现这样的记忆错层——今天回忆昨天做过什么，往往毫无印象，即便用力地回想，也只剩下模糊还不大相关联的碎片；可若是回想去年、前年的事，却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眼前。越是遥远的过往，反倒愈发真切。就像我现在看书，隔得近字成了墨团，离得远反而看得清。我曾就此询问同龄人和比我年长的，他们大多也是这般状况，那颗“端”着的心才得以放下。看来，我大抵到不了网络所说的那种“放生自己”的最高境界，毕竟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往事，早已深深镌刻在记忆的碑上，抹不去、洗不掉。

正因为这份对过去的铭记，故乡、儿时、往事，总在不经意间被记忆的网网住，在脑海一遍遍回放。这，常常让我忍俊不禁。

故乡是个有着深厚底蕴的小“世界”，特别是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3年，不足二十年的时间里，我那仅有500多常住人口的小村庄，竟走出了100多名大中专生。村里人十分自豪地宣扬：“湖南有什么样的大学，我们村里就有什么样的大学生。”在当年，着实算了不起的奇迹。

当然故乡的底蕴，远不止于尊师重教，就连日常都藏着别样的趣味。就拿“骂人”来说，都得拐上两三个弯。骂别人“二百五”（方言里的“哈醒”，即傻瓜），绝不会直接破口，而是面带微笑、慢悠悠地说：“你啊，就是个百六九哟。”那语气拖腔带调，抑扬顿挫得能合上古乐谱的工尺，像极了长沙人骂人时拖着长音说“你真的是个宝嘞”，婉转悠扬得让被骂的只能噎在喉咙里，憋住。我对数字不敏感，脑筋转得比旁人慢半拍，当初听了“百六九”，琢磨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原来一百加六十加九十，刚好是二百五。当然，这种“下里巴人”式的诙谐村骂，和有人突然冒出一句“夏虫不可语冰”的文雅怼人，看似天差地别，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这些有“底蕴”的话语，在故乡举不胜举。儿时，我在大队代销店玩耍时，就曾无意间听过一耳朵关于“二本”的有趣对话。当时乡派驻村里的办点干部问村支书老刘：“刘支书，你这么能说会道，是什么学历呀？”老刘答：“我啊，二本。”办点干部愣了愣：“我只听过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这‘二本’是怎么来的？”老刘笑着解释：“我读过的书，就一本语文、一本数学，不是‘二本’是什么？”干部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哦、哦、哦，对、对、对！还真的是个‘二本’！”

也是这位老刘支书，在一次接待下乡检查的某女领导时，用一段话巧妙化解了酒桌上的尴尬。女领导酒量不小，碍于性别，矜持得有些放不开。老刘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深谙接待的门道（毕竟“别拿村官不当干部”），知道必须让气氛热络起来，才能把领导的酒陪好。他眼珠滴溜溜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顿了顿，举起酒杯故意声情并茂地对女领导说：“兄弟，你随意，我先干为敬！”说罢，仰起脖子，二两谷酒“咕嘟”全倒进了喉咙，还不忘把酒杯倒转过来照了照。女领导笑着打趣：“老刘，你是不是喝多了？怎么称呼都错了？我是女的，你是男的，叫兄妹、姊妹都好，怎么成‘兄弟’了？说清楚这称呼，我就把酒喝了。”老刘追问：“此话当真？”女领导答：“不是真（蒸）的，难道是煮的？比珍珠还真！”老刘随即笑着解释：“你有‘兄’（胸），我有‘弟’，这不就是‘兄（胸）弟’吗？”这番略带俏皮的话一出口，酒桌上若有似无的拘束感瞬间消散，氛围变得其乐融融，最后宾主尽欢，话里话外都带着浓郁的谷酒香。

在这样子的故乡底蕴熏染下，对后辈的影响尽管悄无声息，却是巨大的。似乎应证了父风子渐这俗语。村里孩子说话办事一个赛一个地“哏”。我读小学时，数学老师格外严厉，也极其认真负责。为了提高我们的数学成绩，他常常自己刻蜡纸、油印试卷让我们考试（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真不知他从哪儿找来这么多试题）；考完后连夜批改，把我们容易出错的地方挨个讲透，接着又让我们重新考——放在如今，叫“刷题”。可即便如此，还是有学生反复犯同样的错。老师满脸“恨铁不成钢”，忍不住念叨：“谢宁铂在你们这个年纪，都考上少年科技大学了，你们怎么这么‘百六十九’（即二百五）啊！”话音刚落，有个同学举手站起来，大声道：“华罗庚和你年纪差不多，他是著名的数学家呢！你怎么在教我们小学数学？”这句话一出，整个教室瞬间静得能听见针掉在地上。老师气得脸红脖子粗，盯着那同学老半天，最后狠声说：“好，好，好！你问得好，答得对！”

傍晚放学时，数学老师陪着这个“捋了他‘虎须’”的同学专门家访，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孩子父亲。结果，同学的父亲不由分说，扒下儿子的裤子，让他趴在门槛上，结结实实地“赏”了一顿“竹笋炒肉”——从竹扫把上别出几根粗竹枝，狠狠揍了一顿。当时我站在旁边看热闹，都感觉得到自己的屁股在隐隐作痛。这么多年过去，我不知道那个同学是否想明白了。当年是自己说错了话，还是父亲的做法太过严厉？不过如今，同学成了某县人民法院的院长，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远近闻名。想来，他从小就敢顶“天”的楞头青脾气，倒是真适合做现代“黑脸包公”。只是岁月流转，我们渐渐老去，反倒拉不下脸，不好意思再去问他当年的想法了。

都说“世界大学堂，学堂小世界”，儿时校园里的趣事，多少有着同学们独特的“机灵”。有一次，小学语文老师随意抽了一篇作文当堂朗诵，读到“放学了，我们兴高采烈地走在路上。突然，有只猫‘5’地爬上了路边那棵高耸入云的杉树”时，老师停了下来，问作文的作者：“某某，你站起来说说，‘5’是什么意思？”那同学站起来，朗声回答：“‘5’就是‘嗖’啊！我不会写‘嗖’字，音乐老师教我们1234567对应‘哆来米发嗖拉西’，‘5’就是‘嗖’，‘嗖’就是‘5’呀！”这般清奇的思路，用天马行空形容，不可谓不贴切。他的脑洞之深，恐怕不比马里亚纳海沟浅。这同学年少时就这般“头角峥嵘”，后来自然考上了名牌大学。据传如今他在某领域研究极深，成了知名的领军人物。

闲暇时，我总爱把这些记忆残片从旧时光里打捞出来，一遍一遍回味。它们在外人眼里或许只是些不起眼的小事，却是故乡的底蕴、儿时的纯粹、那些再也回不去的过去。每次想来，不仅仅独自会心莞尔。这些拼拼凑凑的碎片，是我与故乡的联结，也是岁月对我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