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冬里的烟囱

冬至，第一场雪挺猛。

院子里，靠墙的梯子、大缸、鸡窝、瓦罐、农具被积雪捂得严严实实。雪刚停，院子还未来得及扫出一条道，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跑出去踩雪，大人们也忙活起来，雪地里传来嘎吱嘎吱的沉闷声。

别人看雪，我看烟囱。

屋外，东墙根那截烟囱也被积雪覆盖，收口被雪糊住，就像胖嘟嘟的土娃娃戴了顶白帽子。

早年间，老家的房子和烟囱都是土坯搭建，房顶铺的是苫房草，年久风化，赶上暴雨房子会漏。烟囱下粗上细，外面糊一层拌草的泥巴，独立于屋子外面，看似与房子分了家，却和一家人的冷暖连在一起。

屯子淹没于白雪中，但淹没不了烟囱冒出来的烟火。一日两餐的猫冬，人起得晚，这才懒洋洋地做第一顿饭。

几声清脆的鞭声后，屯东南老宋头赶着毛驴车回来了。瘦小的身板裹在厚厚棉衣里，毡靴、棉手焖子把手脚捂得严实。帽檐下裸露的睫毛和胡须，挂满了雪霜。

他家开豆腐坊，烟囱是屯子里冒烟最早的。早年老伴去世，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里外忙活。早市卖完豆腐，上衣兜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元角钞票——那是一家人的指望。

从小到大，我最爱吃他家的豆腐。炖豆腐是东北家常菜，水嫩丝滑，入口带有绵长的豆香。

屯南头，“大烟袋”家的烟囱还没冒烟。她盘坐在炕头，一边漫不经心地望窗外，一边不慌不忙地往烟袋锅里摁烟丝。下炕前，如果不裹上几口，整个人就跟没了魂一似的。她左手托起长长的烟袋，右胳膊仪式般地一伸，叭的一声擦着打火机，歪着头把火凑到烟袋锅，吧嗒吧嗒地抽起来。随着烟袋锅里烟丝的忽明忽暗，她惬意地吐出一团团慢腾腾的烟雾。不一会，一顿急促沙哑的咳嗽，把烟雾喷得四处逃窜，她的脸也涨得通红。

这杆半米长的烟袋，她从不离手，走哪带哪，这给她挣来了“大烟袋”的雅号。

老太太泼辣利索，早年守寡，生了一大堆丫头蛋子，个个水灵漂亮。屯里的后生变着法地往她家跑，她护犊子护得紧，没一个不挨了她烟袋锅子抽的。

十四五岁时，我也忍不住往她家栅栏门看，她家的五丫是我小学同学。结果想瞅的没瞅着，却常看到老太太出现门口：一手掐着腰，一手托着大烟袋，时不时与过往的乡亲打着招呼。

一杆烟袋，陪了她一辈子，她头上黑印子也陪了她一辈子——那是屋子捂得严，空气不流通，加上不停地抽烟，缺氧引起的头疼。头疼拔火罐，是东北民间的土法子，简单有效。

屯东头的老胡头，冬至一到就不出门了。他是屯子里的文化人，懂医道，会针灸。早年闯关东过来，成分高，赶上运动吃了不少苦头，可他在屯子里口碑极好，给乡亲们针灸、号脉，从不收钱。

胡爷爷是我们家的常客。暖和天，晚上几乎雷打不动地到我们家坐上一个时辰。那时，没有电视，人们的娱乐活动就是聊天唠嗑，听听戏匣子里的说书、马季相声和革命样板戏。他针灸医好了我娘的腿，这使暗下决心跟他学针灸。无奈，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备考复习，大夫的梦想滑过了。

胡爷爷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在他老房子开个诊所，方便乡亲们看病，也省得他腿疾的双腿挨家跑。可是，申请递上去就没了下文，诊所始终没有开成。

他家的烟囱，常常看不到冒烟。即便生火，冒的烟也是稀稀拉拉。有人说是烟道灰多堵了，也有说是他为了省柴火，我娘却说，那不是省柴火，是岁数大了，腿脚吃力，懒得动了。可我知道，那烟囱里堵着的不是灰，是一个乡村土郎中没有亮起来的灯。

与老胡头不同，村西头的那个“老寒腿”周广臣，他家的烟囱冒得欢。这老头大脸红扑扑的，很少说话。屋里待不住，常扶着拐棍东家西家串门子，不是为了家常唠嗑，倒像是去人家屋里报到刷存在感呢。

他几个儿女非常孝顺，抢着接他们进城去住，可这老头天生就是个倔种，住不到三天就撩杆子，用他老伴的话讲就是“没一点消停气”。他拐进谁家，谁家的烟囱就多一缕烟火气。

到了三九天，屋外的风刮起来，屋内都能听到呜呜的风哨声，纸糊的棚顶哗哗作响，门推不开，连烟囱都在哆嗦。屋里，炕烧得烫，睡在上面烙的睡不着，到下半夜，露在被子外面的脸觉得冰凉，烟囱也有歇下来的时候。

猫冬的日子里，男人们常围在炕桌旁，或喝酒或耍钱。白菜炖粉条、大葱蘸大酱，高粱小烧一上头，嗓门盖过了院子与鸡鸭抢食的家雀声；女人们联合互助，剁酸菜包饺子、淘大黄米蒸豆包。饺子包好直接端外面冻，豆包则一锅一锅地蒸。冻好后把它们直接塞进院里的大缸。灶火烧得旺，烟囱一股劲地向外冒烟。

小时候，我惊奇窗户上厚厚的积霜。起先，霜花像一把把横七竖八的笤帚，霜变厚后“笤帚”就不见了，看不到窗外。大人呵气，用指甲刮出一块小洞，小孩趴上去往外瞅——外面，除了白，什么都没有。但是，引燃柴火，烟囱一阵猛烈地向外冒烟，屋内顿时变得暖和起来，积霜就化了不少。

那时候，我从不关心家里的烟囱。有一次，父亲搭梯子爬上烟囱，拿长杆子捅着什么，才知道烟囱也有甩脸子想不通的时候，需要除去底部的柴灰，清理烟囱内腔的霜雪。烟囱不堵，日子也就顺畅了。

前些年回屯子，我总是格外留意过去的老房子。老房子没有几处了，取而代之的是砖瓦房，烟囱直接竖在房顶，这说明乡亲们的居住环境大大好过从前。老土房连同老烟囱，倒成了屯子里稀缺的古董。

老宋头家的老烟囱还在，只是烟没有从前那样稠密了。豆腐坊关门，孩子们在外面工作，他一个人，灶膛里柴火够煮一锅粥就行。烟囱偶尔冒一冒烟，稀稀拉拉的，像是在等谁回来。

推开“大烟袋”家的栅栏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中央的大酱缸，破了一个大缺口，缸沿结着黑黑的霉斑，就像那老太太额头上的印子一样。

房子破败不堪。房顶漏了一个洞，苫房草被风吹得呼啦啦响，门脱离了门框，土炕有些塌陷，但屋外那座烟囱，依然稳稳地立着。

烟囱比人活得久，人走了，它还在，只是没有了烟火气。没有了烟火气的烟囱还是烟囱吗？风一吹，空空的烟道口发出呜咽的响声，如老太太当年抽烟时一口气没吐出来，憋得难受一样。

想起她那杆长烟袋，不由地扫视了一下凌乱的土炕和地面。我知道，不会找到那杆烟袋，只是庆幸自己那时候胆小，没挨过她那烟袋锅的抽。如今想来，挨一下又能疼到哪去？她家的五丫，我初中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听说嫁到了外县。

老胡头走得早，他家的土坯房和烟囱早已没了影，别人在他家原址盖了一座砖瓦房，还开间小卖部，房顶上的烟火不再属于他。他那个没开成的诊所，就像一根始终没有冒烟的烟囱，埋在了砖瓦下。

有几户人家的烟囱也不冒烟了——门锁紧着。村里人告诉我，他们去南方“猫冬”去了，有的去了三亚，有的去了西双版纳。

留下的人依旧驻守着这片黑土地，年年腌酸菜，包豆包——只是那烟火气里，少了老胡头针灸时身上的草药味，少了老宋头豆腐坊的豆腥味，少了“大烟袋”烟袋锅里的旱烟味。味道散了，烟囱还在。

如今，屯子里的烟囱不再是为人们播报时辰。听不到过去老爷们喝酒划拳的大嗓门了，有说是人老了，喝不动了，在我看来是人们更注重健康了。而看电视，扭秧歌，跳小广场舞倒成了屯子里生活的日常。

年轻人多在城里生活，回屯子碰上，酒还是要喝的，只是有了节制：不划拳、不拼酒、不较劲、不吹瓶，可父辈们那股热乎劲，仍像灶膛里的烟火一样，顺着烟囱向外流淌，只是，那烟囱里烧的，早不是从前的柴火了。

  （作者：宗训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