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猪

赤水人一直喜欢吃猪肉。过去，喂猪（养猪）不光能解决一家人全年吃肉吃油的问题，而且是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每家每户年年都要喂猪。不光是喂来当年吃，还要喂替槽（次年出栏的猪），所以一喂就是好几个（头）。

喂猪，得先考虑猪的生活条件。在广大农村，通常把猪喂在猪圈里。过去，猪圈多由竹木合围而成，一般为长和宽各2米、高约1米的长方体；圈板（底面）多由木板做成，木板之间留有适当缝隙，以便收拾猪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粪便、食物残渣等垃圾。为了方便猪的进出，每张圈须配上圈门。这样的圈简单易制作，不用请技术工人。但返修率高，需要经常进行检修，只适合短期内使用。

猪，毕竟是一种要吃、要睡、要拉屎尿的动物。这些条件全部被智慧的人们落实在一张圈里。过去，为了解决猪的吃食问题，人们喂猪多用木槽，惯称为猪槽槽。为了更科学地利用好有限的空间，一般将猪槽槽放在圈门一方。至于猪的睡觉和拉屎尿，则分在圈板两边，一边干燥用于睡觉，另一边潮湿用于拉屎拉尿。

喂猪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仅仅卫生来讲，时间一长，圈里的屎尿就多，需要靠人工来打扫。为了不污染环境，人们在圈的下方先建好粪坑，用来集中喂猪过程中产生的屎尿。最开始的粪坑，实际上就是一个土坑，人们习惯将它称为茅厕（音sī）。当然，人们也经常在茅厕上解手（拉屎尿），所以茅厕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畜共用的粪坑。积蓄起来的粪便，是种菜种粮的天然优质肥料，因此农村有“积粪就是积粮”的说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满足家庭长期喂猪的愿望，大多数农户聘请石匠将猪圈全部改造成石材，连粪坑、猪槽槽也改成了石材。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改造居所的同时，将圈舍改造成了砖混结构。

有了圈，还要考虑猪种来源。过去，赤水农村主要喂养本地猪种，来源于农户之间的相互调剂。个别农户为了满足邻里对猪种的需求，家里专门喂养母猪（惯称为草猪）。有人喂母猪，就有人喂公猪（称为牙猪）。不管是草猪，还是牙猪，都不能阉割，阉割了的猪叫单身猪。

当母猪喂到一定阶段就会发情，即为最佳交配时间。如果错过了这次发情期，就得等到下一次。母猪在发情期间，表现出躁动不安，在圈舍内来回走动、叫唤，甚至不吃食。同时卵巢会分泌激素引起阴部红肿，常见于肛门处。人们看见这种情况，经常隐晦地说“桃子红了”。

喂母猪的人看见这个情况，就会主动告知喂公猪的老板，让其将公猪吆（赶）到家里实施交配。当完成交配任务后，因为母猪下崽后会产生一定预期的经济效益，所以会向公猪的主人支付一定费用。

母猪受孕后，经过主人一百一十多天的细心照料，就会产下一窝（群）小猪儿（崽）。这个时候，不管是对母猪还是对小猪儿的照料，都得格外小心。

我们家小时候就喂过母猪，当时母猪下（产）猪儿的情况我还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天气冷飕飕的，听说母猪下猪儿了，我就跑进猪圈屋里去看。只见妈妈把母猪刚产下的一个个猪儿从圈里捉起来，放在装有干谷草的箩篼里。

我好奇地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妈妈解释道：“天气冷，小猪儿在圈里容易被冷死，并且猪儿还走不得，母猪翻身的时候，容易榨（压）到它。”我这才理解了妈妈的用苦良心。

刚刚生下来的猪儿，还没有奶奶（奶水）吃，却又不能完全吃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妈妈将大米用磨子推（磨）细来喂小猪儿。至于母猪的待遇，自然比平时要好，也会吃上诸如苞谷稀饭之类的精粮。对于猪来说，简直就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了。

经过精心照料的小猪儿，两三天就能走动了，此时猪妈妈的奶奶丰盈起来。于是，妈妈把小猪儿送回到猪妈妈身边。小猪儿理所当然地吃上了猪妈妈的奶奶。小猪儿吃奶时，母猪静静地躺在圈板上，当起幸福的妈妈。猪儿们则整齐地一字排开，每个猪儿嘴里都含着一个奶嘴，享受着母乳的甘甜。

猪儿吃奶期间，主人家一般不让带有钥匙、别针等铁器的人，特别是孕妇、心厚（贪心）的外人进入猪圈屋。其中的原因，妈妈告诉了我：“怕外人把猪奶奶带走了！”我反问道：“被带走了怎么办呢？”“如果奶奶被带走了，就要到他家里去讨米回来推浆给母猪吃才能恢复。”这个现象和解决办法是真是假，我却没有去论证过。

随着猪儿的长大，对奶水的需求量也逐步增加，所以大约半个月，就要给小猪儿准备一些稀饭，慢慢过渡到完全吃食。因为猪儿吃奶时间过长，会影响母猪下一窝的生产。

在农村，喂母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卖猪儿，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因此在小猪儿成长过程中，周围有购买意象的邻居就会提前来办交涉（预定）。

经过三四个月的喂养，猪儿长到了二十多斤，主人家就提前看好期会（日子），通知办了交涉的老板来捉（买）猪儿。过去，捉猪儿一般安排在早上。为了将猪儿套住以免在半路跑脱（逃走），在捉猪儿前，买猪老板提前来到主人家，用干谷草搓一根足够长的谷草索索。

捉猪儿这天，贤惠的主人家都会准备好早饭用以招待买猪老板。老板们吃过早饭，钻进猪圈屋去捉自己满意的猪儿。这种好几个老板集中在一起捉猪儿的方式，叫捉窝子猪儿。

过去的猪圈都是比较矮小的偏偏（矮房子），十多个猪儿看见几个陌生人进来，吓得满屋子乱窜。老板们趁着猪儿们的慌乱，随手抓起一个泡子（个头大）猪儿，然后将猪儿提起来，盯住它的肚皮、脚蹄等部位仔细观察一番，满意了才拽出猪圈屋。再用事先准备好的谷草索索将猪儿五花大绑，然后称重付钱。

捉猪儿是农村一种常见的交易。既然是交易，就得图个双方吉利。对于捉猪儿老板来说，是一项工程的开始，猪儿就是全家人的希望，期待着它能够给全家带来好的财运。因此，通常把猪儿叫着大财，捉猪儿也叫买大财。

对于卖猪老板来说，几个月的艰辛，终于变成了钞票，为整个家庭增加了经济收入，这是一件无比高兴的事。卖猪儿，实际上是给它找了个新主子。当然，卖猪老板也希望新主子一帆风顺，这样自己才有更多回头客。所以在成交的那一刻，都会对猪儿说一些吉利的话。

不过，我却为此差点遭了一顿打。有一次，我去约二伯伯家的家浪二哥读书，伯娘正好在他家里捉猪儿。过秤之后，二伯伯就对着猪儿表达自己的期望：“你找了一个好主人，肯吃又肯长哈！”我听了二伯伯的话，补了一个二钱（说俏皮的话）：“不吃又不长哈！”伯娘听到我的话，气得破口大骂：“你这个遭刀娃！”说着就要打我，我吓得撒腿就跑。从此以后，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不能在关键时候乱开玩笑了。

别看简单的捉猪儿，这里面还真有一套学问。猪儿捉得好，则长得又快又大；选得不好，光吃粮食不着肉（长肉）。关于这一点，前几天我请教了昌全伯伯，他说捉猪儿要看奶奶（奶子），奶奶要隔得稀、隔得开、奶头向外，这种猪儿个子才长得大。另外，嘴大的猪儿吃得，自然就着肉。

我又问：“捉猪儿有忌讳没得？”他说捉猪儿最怕捉到五爪猪，如果背上有两个旋（螺旋形猪毛）叫天五爪，脚趾是五个趾头的猪叫地五爪。谁喂了五爪猪，家里就不利皮（顺利），甚至会遭遇灾祸，所以连厨子（屠夫）都不愿意杀，除非老板给厨子挂红（拿喜钱）。

我都快五十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五爪猪。不过，却有一个五爪鸡的故事经历。记得还是我在新店小学工作的时候，一位同事说他的亲家母送他一只大叫鸡（公鸡），叫我过去分享。他是农村人，从小就知道遇到五爪猪是极为不利的征兆。当他拿着刀正准备杀这只叫鸡时，发现它是五个爪子，吓得他马上扔掉菜刀，提着鸡就往菜市场跑，跟活禽店老板换了一只饲料鸡回家去。当我们知道情况后，告诉他鸡原本只有四个爪子，一年以上的鸡才能长出与爪子差不多长的脚趾。这是一个常识，却成了在我们几个人之间流传很久的笑话。

过去，绝大多数农户每年都要喂猪，一般情况下小猪儿是不愁卖不出去的。不过也有例外，记得有一年，我们家的母猪争气（争光），两窝猪儿都下了十几个。其中一窝猪儿就卖剩了三四个，如果全部留下来自己喂，一是没有足够的猪圈，二是没有充足的粮食。所以，大人们带着我们把猪儿背到复兴场上去卖。

猪，毕竟是要拉屎拉尿的，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环境卫生。在集镇上肯定不允许乱拉乱扔的，所以在复兴场上有一个专门从事猪儿交易的市场。我们把猪儿装在背篼里，摆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等待着别人来买。

当有人前来询问，大人们就将手伸进围帕里比手指姆。只听他们说这个数的亘（整）、这个数的零，至于他们比哪个指姆，比几个指姆，代表什么意思，只有大人们才知道。如果任何一方不满意，就听见他们说：“这个硬是不得行。”意味着这单交易失败了。如果听到大人说：“恭喜你，猪儿买回去长三百斤！”意味着一个猪儿就这样被卖出去了。

小的时候，我经常到丙安、旺隆去赶场，发现这些集镇都有猪儿交易市场。在这些市场上，往往就有一个人一会儿对着卖猪的人说，一会儿对着买猪的人讲，最终让双方的交易达成。人们习惯称这种人为猪牙子，实际上就是专门从事猪儿交易的中介人。

猪牙子为了承揽更多的生意，经常打听哪家喂有母猪，哪家什么时候下了猪儿，甚至下了几个都了如指掌。他打听了这些信息，便会亲自上门，现场确认后承包整窝猪儿的售卖问题。猪牙子一般是本地人，与主人家不是亲就是友，主人家看在这个情面上，同时也为了省事省力，往往会选择承包售卖的方式。猪牙子在走村串户的过程中，同时关注与肥猪（成年猪）相关的其他信息，哪家有肥猪要卖，大约有多重，什么时候要出栏都打听得一清二楚。打听这些信息的目的，主要给刀儿匠（杀猪卖的）透露，以便自己顺便找个单碗儿钱（信息费）。从某种意义上讲，猪牙子就是猪偏耳。

猪牙子随时关注市场行情变化，一是关注价格变化，二是关注疫情变化，三是关注供需变化，随时为自己的经营作调整。所以，猪牙子也是猪儿市场的分析师。当本地猪儿供小于需时，他就会从外地引进猪儿，搞长途贩运，那时没有汽车，就靠人工吆，猪牙子们买30至50斤的架架猪（半成年猪），三五几十头一起“吆稍猪”（稍，即群）。一群猪由两三个人吆，一个人走在猪群前面，提一个竹篾篼篼，里面装些苞谷，边走边摇，竹篼就窸窸窣窣地响，还“诺、诺、诺、诺”地逗。后面一个人用响杆（一头破成几块的竹竿）吆，不准猪去糟蹋路边的庄稼、蔬菜。到了空地，让猪去拱些蚯蚓、小虫子、小草、树叶来吃。他们边走边卖，吆到家里所剩无几。卖剩的猪，有病的自己搞些药来医，喂段时间就长出了“人材”（皮毛好），再弄到市场上去卖。

随着社会的发展，“吆稍猪”这一现象逐步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但是猪牙子这一职业仍然存在。我有一个同学姓陆，就是专门做猪儿生意的，因此人们习惯称他为陆猪儿。他经常活动在川南黔北一带经营猪儿，是一个现实版的猪牙子。只要有人需要，他一车就把猪儿给你送到家。正因为如此高效，再加上现代城镇管理的要求，无论在赤水市区还是各个乡场，再也看不见原来的猪儿市场了。只不过现在的猪儿不是以前的二三十斤了，一般都在八九十斤左右。

对于喂猪的人来说，买了猪儿就要努力把它喂好，将来才有好的收益。刚买回来的猪儿，一般不是从圈的上方放进去，而是从圈门吆进去，同时说一些吉利的话语来封正（预祝）。

记得小时候，爸爸从伯伯家买回来一个猪儿。只见他把猪儿抱到猪圈门口，将它的头对准圈内，再在屁股上用力一拍，猪儿便顺势进入了猪圈。同时，爸爸口头念道：“上圈去，长八百斤！”接着，用木块将圈门封好。

猪儿进了圈，它们的日常起居等后续管理，也是一个需要人们长期引导的过程。记得小时候，家里买了两个猪儿，关在同一张圈里。每天都看见妈妈拿着一根响杆，站在猪圈旁一边吆圈里的猪儿，一边对着猪儿命令道：“这边去睡，这边去睡！”猪儿们也许听不懂妈妈说的话，但在她一次一次的引导下，它们逐步养成了自己的习惯，知道在什么地方睡觉，什么地方拉屎拉尿。实际上，这是动物的一种习惯性条件反射。

喂猪，还有一个必备条件就是粮食，这个条件关系着整个家庭喂猪的数量。红苕具有催肥的普遍作用，吃了红苕的猪长得越来越快。所以在赤水农村，每家每户都种了大片大片的红苕。种红苕，实际上就是为猪集中备料的过程。如果备得多就可以多喂几个，备得少则只能少喂点。

到了秋冬季节，遇到晴好天气，人们就抓紧时间挖红苕。挖红苕之前，得将苕藤割起来，一大回（背）一大回地背回家，宰（砍）细之后用来喂猪。因此习惯性地把这一过程称为宰猪草。

因为几大片苕藤集中在一起，就像一个个小山丘。如果不抓紧处理就会烂掉，可是一家人在短时间内又宰不完，所以就需要集中更多的人来帮忙宰。白天大家都忙着干活路，所以一般情况下把宰猪草的时间安排在晚饭过后。

宰猪草的时候，大家坐成一排，每人拿一把菜刀，一边宰一边吹嗑子（摆龙门阵）拉家常。直到全部宰完，一看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两个小时。然后经过简单收拾，人们打着火篙（火把）嘻嘻哈哈地就回家去了。

宰猪草是过去的一种原始的集体劳动。同时，也遵循礼尚往来法则，今天我家宰猪草，你们几家来帮我；明天你家宰猪草，我们几家来帮你。但这又不同于换活路，你家劳力多，我家宰猪草你家来三个；我家劳力少，你家宰猪草我家只来得到一个，大家对这种情况是不计较的。因此宰猪草就是邻里之间发自内心的互帮互助，是淳朴民风的具体体现，也是农村人共同所有的精神品质。

宰细的猪草，短时间是吃不完的，于是人们想办法把它保存起来。记得小时候，我家右侧的空地里一直有两个大土坑，我们称为猪草坑坑。每年宰完猪草的第二天，爸爸就会将它们重新整理出来，再在侧壁垫上芭蕉叶或者废弃的薄膜。然后，我们把宰细的猪草倒在里面踩紧，覆上泥巴压紧，待到猪草紧张时，挖出来喂猪。如果遇到天气晴好，有时也将它晒成干猪草。后来，我们的住房改造成了石砖房，也顺便用石块把这两个猪草坑改用成了石料。

苕藤处理好了，还得抓住好天气把地里的红苕抢挖回来。挖红苕是一个体力活儿，且工序较多，因此一家人全员参与。记得小时候，到了挖红苕的季节，爸爸妈妈很早就出工，将红苕挖起来晒在土里。我和三哥放了学吃过午饭，背着背篼就赶快到地里去抹红苕（给红苕去泥）。

抹好的红苕得分类堆放，锄口儿（挖坏的）放在一起以便短期内喂猪，根根儿（个小且完好的）放在一起待用，个大的放在一起以便长期保存。一般情况下，先抹上午挖的，因为晒了一晌午的红苕好抹一些，且抹得干净。抹红苕时，背篼不能隔得太远，否则就会将红苕撞坏。

每次抹满一背篼红苕，就由劳力大而跑得快的三哥背回家。爸爸一直挖呀挖呀挖，我和妈妈继续抹呀抹呀抹。当三哥回到地里，我们又抹了满满一背篼，又该三哥起程回家了。这样的农活儿，每年差不多都要一二十天，有时还要干个把月。

背回家的红苕，先将容易烂（坏）的锄口儿喂猪，再喂根根儿，最后才喂大红苕。为了防止大红苕坏掉，挖红苕时就将它倒在灶房楼上，长期利用煮饭的烟火以防红苕受寒坏掉。

红苕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平时就得找一些菜叶子、芭蕉杆之类的来兼（和）着喂猪。猪，是一种好招呼的动物，在最缺猪草的季节，连野草都吃。记得有几年，周围的猪草被打（割）完了，我们不得不背着背篼到对面山上的灯盏窝、燕儿窝、猪儿石、筲箕湾、倒流水等地去打猪草。说是猪草，不过是酸菜杆儿、偏刀草、水麻叶、狗尾草之类的野草。我们把它背回来宰细后，掺上潲水煮熟，和上一瓢米糠，便舀去喂猪了。要是大雪封天，有时还要到坝区去找（要）猪草。我们家就曾经到山背面的南坳田去找过芭蕉杆。

喂猪是一种费时又费力的活路。如果是喂小猪儿，每天要喂三四顿；喂大猪最少也要两顿。所以只要是喂了猪的家庭，一年四季都有忙不完的活路，并且别想全家人都出门。

过去喂猪，每一顿都要将所有粮食煮熟后才舀去喂，所以对柴火的消耗量非常大。记得小时候，我们每天放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拣柴。那个时候，一个家庭至少都喂了两个猪，多的家庭有十来个。猪喂得多，拣柴的人自然就多，每天都是一稍稍（一群群）上山，然后一稍稍背着柴回来，闹热得很。

过去养猪，受猪种、粮食、养殖技术等条件的影响，效率较低，大约一年多两年才能够达到国家规定的一百三十斤的出栏标准。要想喂到二百多斤，最少也要两年。如果哪家哪户喂了一个大猪，周围的群众一定赞不绝口。记得当时新店有个农户杀了一个三百二十五斤重的猪，轰动了几沟几坝，成为人们多年喂猪的标准。

喂猪，不光是个体家庭在喂，有时候单位也在喂。大集体时期，国家提倡搞集体经济，加上家庭粮食紧张，农户个体喂猪较少。但集体喂猪现象普遍，各个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建得有猪场，集体安排劳动力喂猪，所得收益归集体所有。后因八十年代的单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逐步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个体户养殖。

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家提倡集约化养殖，修建砖混结构的圈舍。与此同时，普遍推广斯格猪、荣昌猪、桃园猪、杜洛克等二元杂交、三元杂交系列良种猪。普遍使用配方饲料，改变养殖技术，生产效率提高，大约四个月就可出栏，体重却能达到三百多斤，满足了城乡居民对猪肉的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家庭经济收入不再是传统的种养殖业。许多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找钱，不但解决了家庭日常开支，还使整个家庭逐步富裕起来。于是，人们逐步放弃了喂猪挣钱的经营模式，甚至个别农户认为喂猪不如找钱买肉吃。

但是，人们发现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肉，不管怎样加工，始终没有自己喂的香。于是，大部分农村人还是坚持每年喂一两个过年猪，完全是满足自家吃，为的就是坚守当初的味道。

2025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