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玉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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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起一个女人，每次想起她我的眼睛里都溢满泪水。
作为十里八乡唯一的中学，方圆数十里的孩子们都来这里读书，而这三层的楼房在九十年代也算是整个乡镇上最豪华的建筑物。山里的孩子本就自带了乡野间的野性和不羁，整天面对着这些十六七岁如脱缰野马一样的我们，记忆里我们的班主任就总是凶巴巴的模样。班主任老师也是语文老师，语文讲的好，尽管我们都很喜欢语文课，但我们的作文无论怎么努力却总也写不好，是以语文课上常听到她在那里苦口婆心地诉说父母的不容易。我们的班主任身材微丰，嘴角下有一颗痣，讲课的时候她抑扬顿挫，但训起人来一点也不含糊，很多年过去了，每次想起她疾言厉色的训斥，我都觉得那声音像敲在青石板上的碎冰，硬生生让我们这些青春期叛逆的孩子们打一个激灵，从懵懂无知中一下子清醒过来。尽管她一直不厌其烦地规劝，但农村里的孩子，父母都是农民，哪里懂得什么生活理想？也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人生规划。那个年代的我见过最大的世面就是坐上公共汽车到大舅舅分管的化肥厂转上一圈，他们厂里的女工都还没我能干但是会有工资拿，那便是我对未来全部的希望。学习有什么用？对于我们来说完全就只是一个疑问句。
距离中考好像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依然如往常一样不慌不忙。有一天午饭时间，天热的一塌糊涂，我在校园里闲晃。班主任老师看到我，喊我跟她出去走一走，我像个小跟班跟在她的后面亦步亦趋。路过一条河，她指着在河边捶洗衣服的一位妇女：“她原本学习很好，没考上高中，后来嫁到你们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洗衣做饭看孩子”，我的老师又指了指旁边拖着鼻涕哭闹的小男孩：“她的孩子如果不能考上高中，就会像他的爸爸一样，每天靠给工地上扛活赚一点钱。而她的女儿如果考不上高中，可能会像她一样最后嫁进另外一个村子，成为她妈妈这样的人！”班主任老师指了指那个洗衣服的妇女，那个女人正赤着脚坐在河边的石块上，散乱着头发只一味地捶打衣服。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好像看到了我的未来。我的大脑就在那一刻，轰的一下裂开了一道口子，我感觉到有巨大的洪浪从两座山之间冲过来迎面撞向我，那么真实。我怔怔地看着我的班主任，她嘴角的那一颗痣在阳光下一颤一颤的跳跃着。我听不见老师后面的话，我只知道那颗痣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我的眼前跳来跳去，老师的声音像炸雷一样轰得我的耳膜嗡嗡作响。我不确定自己是怎样回到学校的，我只记得老师在回学校的路上指着一位农田里劳作的妇女让我看，那颗嘴角的痣又在那里颤啊颤。
老师说了什么话，我都忘记了，或者压根没听进去。我只知道那个下午我失了魂魄一样的迷茫，我想要极力挣脱那个捶洗衣服的妇女和那位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妇的样子，但她们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的面前。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我只记得模模糊糊间我顶着大太阳在田地里锄草；又记得自己似乎被两个孩童围着要零食而我却掏不出一毛钱；似乎我又成了饭店里的服务员，在一群光着膀子抽着烟的男人们面前穿梭着端盘子。那样的一个我让我哭了很久很久才睡下去。
只是，从第二天开始，那个活泼调皮的农村女孩子忽然安静了下来。我永远记得中考前的那几个月，每天五六点钟从床上爬起来学习，每天晚上也总是复习到深夜，吃饭、走路、做家务这些一刻都不能影响我背书。那段日子，我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一切。等我意识到中考已经结束了的时候，是我从考场回到家的那个下午，我在家里睡了一个星期。
再见到我的老师，她激动的抓着我的手说：“你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我挣脱开她的手：“疼”，然后我俩都笑了，笑出了眼泪。在我们那个偏远贫穷的山区，一百七八十号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也就七八个人。很多年之后，我们的校长还会讲起我的故事，说我是那一届冲出来的一匹黑马。其实，他不知道，这匹马是被我的班主任老师拿着鞭子狠狠地抽醒了。
如今已到不惑之年的我，在事业和写作上都取得了一丁点微末成绩，但却从不敢有一星半点的得意。我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那个下午，没有老师那一番话语，如今我的人生又是什么模样？如果说我的成长路上有那样一个人值得我用一生来铭记感恩，那么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我初中时候的班主任——刘效英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