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妈

某日，清理卧室的床头柜，无意间看到大姑妈家的“全家福”。这张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只有巴掌大小的发黄黑白照片，让我突然想起已故多年的大姑妈来。

我有两个姑妈。大概从牙牙学语的时候起，父亲就教我以“大姑妈”和“小姑妈”尊称。

生于民国十三年的大姑妈比父亲大11岁。如果还在世，她今年应该是101岁了。

大姑妈是1998年去逝的。那年我还在云南边防服役。大姑妈离世的消息我是岁末回家探亲才知道的。

刚进家门，四弟一边接我背上的携行包，一边忧虑地说：“三哥，大姑妈得痢疾，长期吃药不见效，今年七月中旬不在了。”

听了四弟的话，加上1996年8月父亲患脑溢血故去的悲伤还未消除——短暂的两年时间先后有两个亲人溘然长逝，让瞬间催生的泪水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

大概是怕我责备，四弟忙解释：“三哥，当时主要是考虑到你在部队工作繁忙，就没给你发电报。”

我没有责备四弟的意思。那时的通信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即使发了电报，按部队的相关规定，领导是不可能批准我回家的，因为姑妈不是直系亲属。

屈指一算，大姑妈离世已有27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贮存在我的脑海里。

大姑妈是一个心地善良，勤俭持家，注重亲情的布依农家妇女。

在旧社会，布依村寨多流传这样一句古话：“女人巧不巧，就看手艺好不好”。这里的手艺，通常指刺绣、纺纱、织布等针线活和灰粽、彩色糯米饭、糍粑等糯食制作。我爷爷是布摩（摩师），是承担主持祭祀、驱邪等宗教职能，在布依文化传承中扮演主要角色。对大姑妈手艺的学习，爷爷自然要比平常人家的姑娘要早，要严格得多。大姑妈虽然没有进过学堂，目不识丁，但因为“手艺”出众，她的生存能力比普通农村妇女要强得多。别的不说，就绣背带花这一项，她绝对是一流的。

从懂事的时候起，我经常看到大姑妈与母亲在农闲时节一起切磋绣胸花和背带花技艺。

我母亲的刺绣手艺也不差，但与大姑妈相比，自然要逊色一些，用父亲夸大一点的话说是差几竿子。

一枚细小、精致，闪着银光的绣花针被柔软而鲜艳的丝线穿上后，经大姑妈大拇指和实指有强有弱，有缓有急地“指引”，在胸花和背带花绸缎面上下穿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推移，独具布依特色的传统花鸟鱼虫图案便栩栩如生地在指尖绽放。

我最佩服大姑妈剪样花的手艺。一张普普通通的旧报纸或学生写过的作业纸，不用打草稿，只须一把锋利的剪刀和一双巧手相配合，就可以形成各种各样不同于剪纸的“蓝图”。伴随剪刀发出响亮而低沉的“咔嚓”声，手腕时而翻转，时而停顿，纸屑如飘扬的雪花簌簌掉落，一只只带夸张成分的金鱼、蝴蝶、蝙蝠，一朵朵极富艺术魅力的牡丹花、石榴花、刺梨花便变戏法似的在大姑妈的左手上徐徐呈现。

布依女人多数都会绣花，但能剪出漂亮传神样花的人却很少。因此布依人称样花剪得好的人为“布筛”（师傅的意思）。不管是胸花还是背带花，都必须先剪出样花。有了样花才能用摩芋制成的浆糊将其贴在预先做好的布壳上，待自然干透后方能刺绣。

大姑妈不仅称得上“布筛”，而且声名远播，每年都会有十里八村的布依人家找上门来请她剪样花或订做背带花。

布依族有个古老的传统习俗，吃月米酒（孩子出生满月举办的庆祝仪式）那天，外家要送精美的刺绣背带。这一习俗给大姑妈带来不少收入。

插秧上坎后，农村的大活路暂告一段落。大姑妈就可以安安心心坐下来完成订做的背带花。一年辛苦下来，大姑妈的收入多半不是钞票，而是苞谷和大米。这些收入尽管不能大富大贵，但比起一般人家要宽裕一些。

土地还未承包到户之前，也许是我们大队（那时不叫村）离县城不远，大队干部为了争先进，喜欢在上公粮方面虚报浮夸，结果弄得家家闹饥荒，户户缺口粮，每年五黄六月，不得不靠吃野菜，咽米糠养命。

看到我家无米下锅，大姑妈不时叫父亲偷偷（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她家挑一些苞谷或大米回来解燃眉之急。父亲因而经常教育我们一家人要懂得感恩大姑妈。

大姑妈除了手艺好，脾气也很好，她对人说话从来都是客客气气，轻言细语。然而，我却看见大姑妈有一次情绪失控，用粗话骂人。

那是我十一岁的那年春节，大姑妈来拜年。刚把背粽粑的背箩放下，就看见本村已年越古稀的阿培从二十多米远的绵竹林边走过，大姑妈勃然大怒，用手指着阿培破口大骂。父亲见状，也不劝止。

我觉得奇怪，便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不告诉实情，叫我自己去问大姑妈。

大姑妈消气后，给我讲述了一段被土匪抢劫的家史。

民国二十六年立秋的那天上午，奶奶把大姑妈的嫁妆拿到院子晾晒。

按老家的说法，立秋晒东西称“晒秋”。在这天晒嫁妆一方面可以防潮，另一方面是杀菌除螨。

奶奶和大姑妈晒嫁妆的时候，刚好被村上的土匪头子阿培盯上。

当天半夜，看门狗狂吠不到三分钟，随着火药枪“乓”的响起，狗应声倒下。紧接着便听到阿培的恐吓声：“开门！开——门！我们只借‘晒秋’的嫁妆！保护好你家独苗。”

说来也巧，爷爷那天晚上到外村帮人家做白事，只有奶奶及大姑妈、小姑妈和快满一岁的独苗父亲在家。奶奶听到恐吓声，知道来抢劫的土匪已翻围墙进来，迅速叫大姑妈和小姑妈穿好衣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地区匪患严重。阿培和众多的土匪一样，“忙时务农，闲时为匪”，在乡间过着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半民半匪生活。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动荡岁月，爷爷经常告诉奶奶，遇土匪抢劫保命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奶奶和大姑妈飞快用暖被把还在熟睡的父亲包裹起来，放到右厢房背后的深荷蔴丛中。为了人生安全，奶奶只好打开大门，将辛辛苦苦置办的嫁妆交给阿培和他的5个土匪兄弟。

大姑妈讲完，还补充说：“谢谢老祖宗保佑，要是那天晚上你爹醒着就没命了，后来也就不会有你们兄弟四个了。解放前，只有钱和田地是不行的，还得有势力。要是晚解放一两个月，我们家再也呆不下去了，只得贱卖土地，到纳盘的老外家去讨生活。为人要行善，不要做恶事，像阿培那样缺德，连个香火（儿子）也没有。”

大姑妈从被抢劫的那天晚上起就对阿培恨之入骨。解放后，阿培因犯抢劫、杀人等罪被判了25年的有期徒刑。刑满后他回到家，再也没有做土匪头子时的霸气。

如果说大姑妈讲述的被土匪抢劫的家史对我后来用功读书起到了摧化作用，那我亲自参与的“亲上加亲”的家史却成了大姑妈讨厌我的导火索。

我进城上高中二年级的那年，母亲为了所谓的“亲上加亲”，撮合小姑妈家比我大一岁的表姐与大姑妈家比我小一岁的表弟结成一对。

我知道这事后强烈反对。为了阻止这门亲事，我私下分别找表姐和表弟单独交谈。我把近亲结婚会产生后代患遗传疾病、先天畸形、智力发育障碍等弊端分别向表姐和表弟作说明，并用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是违法行为作必须拆散的理由，让他们各自“掂量”。尽管两姑妈和母亲都骂我是“捧打鸳鸯”的“禽兽”，但我的干预还是成功了。

再后来表姐和表弟都分别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并结婚生子。

我想，有这个结局，大姑妈在去逝前应该不会再怨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