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托上的曲河记忆

枪托上的曲河记忆

文/云中客

我总爱坐在曲河岸边的老柳荫下，摩挲着那挺捷克式机枪的木质枪托。枪托被岁月浸得发亮，两道深深的弹痕像两道永远褪不去的伤疤——一道是娘子关的弹片划的，一道是葛子里的子弹啃的。风掠过河面时，水波里仿佛又飘来康福山的声音，带着冀中平原特有的憨厚，喊我一声“石头”。河对岸的谷子地青了又黄，多少年了，这曲河的流水声，总把我拉回那些与他并肩的日子。

一、新兵营的“别扭枪姿”

1939年秋，边区的谷子刚抽穗，穗子上还挂着露珠，我在新兵营第一次见到康福山。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领口磨出了毛边，瘦高的身子撑着衣服，像株被风刮得有些歪却依旧挺拔的高粱。那会儿他正趴在地上练瞄准，左手总往扳机护圈外挪，枪托抵着肩窝，姿势别扭得让旁边的老兵都忍不住笑。

“你这握枪的法子，能打准鬼子？”我凑过去递了块烤土豆，是炊事班老张特意给我留的。他回过头，颧骨高得像北桥村外的土坡，眼睛却亮得很，接过土豆啃了一口，热气从嘴角冒出来：“俺叫康福山，行唐县的。给地主扛活时，左手让牛顶伤了，一使劲就疼得钻心。”他张开左手，手腕上一道疤痕弯弯曲曲，像条晒干的小蛇，“鬼子占了华北那年，俺爹娘死在扫荡里，房子也被烧了。俺来当兵，就是为了多打几个鬼子，给爹娘报仇，也给乡亲们报仇。”

我那会儿刚满十八，是从河南逃荒来的，爹娘在逃荒路上没了，听他这么说，心里顿时热乎起来，像是找到了亲人。后来连长分兵，我成了他的副射手，天天跟着他擦枪。他擦枪时格外仔细，枪托上的木纹都要顺着擦，擦完还会用衣角再蹭蹭，嘴里还念叨：“这机枪是咱的命，更是老百姓的指望。石头，你记着，咱手里的枪，得护着乡亲们，不能让他们再受鬼子的罪——你见过鬼子把孩子挑在刺刀上耍吗？俺见过，就在北桥村外的河滩上。”

那会儿我还不懂这话的分量，直到有天行军路过一个小村子，院墙塌了半边，院里的碾子上躺着个老大娘，胸口插着日军的刺刀，鲜血渗进碾盘的纹路里，像泼了碗红墨水。一个三岁的娃趴在她身上哭，嗓子都哑了，小脸蹭得全是灰，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红薯，红薯上都沾了血。康福山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把娃抱在怀里，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块麦芽糖——是他攒了三天没舍得吃的，递到娃嘴边。娃愣了愣，含着糖，哭声小了些。那天康福山没再说话，只是擦枪时，左手握得更紧了，指节泛着白，连手腕上的旧疤都绷得发亮，擦枪布都被他攥得变了形。

二、娘子关的“红热枪管”

1940年8月，百团大战的炮火烧到了娘子关。我们连奉命配合兄弟部队攻山头，康福山是机枪班的射手，我跟着他扛弹链。出发前一晚，他摸着机枪的枪托，跟我说：“石头，咱这次得打好，让山下的乡亲们能睡个安稳觉。”

娘子关的山是青黑色的，像头蹲在平原边缘的巨兽，日军的碉堡建在半山腰，机枪口吐着橘红色的火舌，冲在前面的战友像割麦子似的倒下去，鲜血顺着石头缝往下流，把山脚的草都染成了胭脂色。有个刚满十六的小战士，前一天还跟我抢着吃烤玉米，这会儿却倒在血泊里，手里还紧紧攥着没来得及扔出去的手榴弹。

“他娘的！”康福山咬着牙，把机枪架在一块巨石后面，牙齿咬得咯咯响。枪管打了没一会儿就红了，烫得能烙熟饼，我赶紧递上备用枪管，他没顾上戴手套，徒手就接了过来，掌心“滋啦”一声冒了烟，他却像没知觉似的，只盯着碉堡的射击口。“石头，递弹链！快！”他吼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哭腔——前一天我们在山下埋了那个三岁的娃，坟头连块木牌都没有，只插了束野菊花，风一吹就倒了，康福山还特意用石头把花围了起来。

日军的山炮开始轰炸，一块弹片擦着我的耳朵飞过，带着滚烫的热气，我甚至能闻到自己头发被烤焦的味道。康福山猛地把我按在地上，自己的肩膀却被划开一道口子，鲜血一下子渗出来，染红了军装的肩章。“别管俺！接着打！后面的战友还等着呢！”他推开我，重新架起机枪，左手按在枪托上，旧伤肯定又疼了，我看见他的胳膊在微微发抖，却依旧把机枪握得稳稳的。

那挺机枪在他手里像活了过来，子弹精准地压在日军的射击口上，后面的战友趁机往上冲，喊杀声震得山都在抖。有个战友冲得太猛，被子弹打中了腿，康福山还不忘喊：“快趴下！俺掩护你！”激战从后半夜打到黎明，天快亮时，我们终于攻上了碉堡，里面的日军要么被打死，要么举了白旗，有个鬼子想摸枪，被康福山一脚踹翻，枪也被他夺了过来。

清点人数时，守敌五百多人，一个都没跑掉。康福山靠在碉堡的石墙上，肩膀还在流血，却咧着嘴笑，指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石头你看，天亮了。咱守住了，乡亲们能睡个安稳觉了。”我看着他满是硝烟和血污的脸，看着他掌心被烫伤的水泡，突然懂了他说的“机枪是老百姓的指望”——这黎明，是用战友的血、乡亲的泪，还有他的伤痛换来的。

后来团里给康福山记了功，升了班长。他把奖状叠得整整齐齐，用一块蓝布包好，塞在贴身的衣兜里，说要等抗战胜利了，拿给北桥村的乡亲们看，让他们知道，八路军没让他们失望。有天晚上，我看见他摸着奖状，嘴里还念叨着：“爹娘，俺给你们报仇了，俺没给乡亲们丢脸。”

三、葛子里的“瘸腿冲锋”

1941年的冬天来得早，刚进十一月就下了雪，把葛子里村盖得白茫茫一片。我们连在村里休整，帮乡亲们铡草、挑水，康福山的左手一到阴天就疼，却还抢着帮村头的王大爷劈柴，斧头抡得呼呼响，汗珠子从额头往下掉，落在雪地上，瞬间就冻成了小冰粒。王大爷心疼他，非要拉他进屋喝碗热粥，他总说：“大爷，俺年轻，扛得住，您老歇着。”

谁也没想到，日军会纠集两百多人，带着二十多挺机枪，还有飞机和山炮，把村子团团围住。那天清晨，我正在村口放哨，雪地上的脚印还没来得及清理，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像只巨大的苍蝇，嗡嗡地让人心里发慌。紧接着就是炮弹的爆炸声，屋顶的雪“哗啦”往下掉，砸在我脖子里，凉得刺骨。

我往村里跑，刚到连部，康福山就拽着我往村西的阵地跑，他的手很凉，却抓得很紧：“快，扛机枪！鬼子来了，得把乡亲们护进地道！王大爷家的娃还在外面玩，俺得去找他！”村里的老百姓慌了，哭喊声、孩子的尖叫声混在一起，有个大嫂抱着孩子往地道口跑，脚下一滑摔在雪地里，康福山赶紧跑过去把她们扶起来，还把自己的棉帽摘下来给孩子戴上。

连长组织村民往地道里躲，我们则往村口阻击。日军的火力太猛了，机枪像暴雨似的扫过来，雪地里溅起一片片雪雾，山炮把房子炸得粉碎，瓦片和木头片子满天飞，连村口的老槐树都被炸断了枝桠，断枝上还挂着没来得及摘的玉米。我们连的四挺机枪，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打坏了三挺，只剩下康福山那挺还在响，像只不屈的雄鸡在叫，又像在给乡亲们报平安。

“班长，咱突围吧！老乡们都进地道了！”我趴在战壕里，子弹在头顶“嗖嗖”飞过，积雪被打得溅起来，落在脸上生疼。康福山的额头被弹片擦伤，血顺着脸颊流下来，糊住了一只眼睛，他用袖子擦了擦，露出通红的眼仁。腿上也中了两枪，裤腿浸满了血，冻成了硬邦邦的壳，他却摇着头：“再等等，王大爷家的娃还没找着，俺得再看看！万一娃还在外面，鬼子进来就完了！”

战斗打到天黑，我们的子弹快用完了，每个人手里只剩下几颗手榴弹。日军开始喊话：“八路军投降吧，皇军饶你们不死！”康福山吐了口带血的唾沫，唾沫落在雪地上，像朵红梅花，他把机枪往我手里一塞：“石头，你跟在俺后面，俺掩护你们突围。乡亲们还在地道里等着，咱不能让他们失望，也不能让牺牲的战友白死。”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端着机枪站了起来，左腿一瘸一拐，却跑得飞快，子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压得日军抬不起头，为我们撕开了一道口子。我们跟在他后面，顺着战壕往外冲。日军的机枪打中了他的胳膊，他却没停下，反而把机枪架在肩膀上，继续射击，鲜血顺着胳膊流到枪托上，又滴进雪地里，像一朵朵红梅花。

突围出来时，全连只剩下三十多个人。康福山靠在一棵老槐树上，浑身是伤，却还紧紧抱着机枪，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都出来了？老乡们……没事吧？王大爷家的娃找到了吗？”我赶紧告诉他，王大爷带着娃早就进了地道，他才松了口气，笑着说“那就好”，然后就晕了过去。

后来团里的总结大会上，康福山被评为“战斗英雄”。团长拿着他的事迹材料，声音都在发抖：“没有康福山，咱们连能不能突围，不好说；没有他，葛子里的乡亲们能不能安全，更不好说！”可康福山醒了以后，第一句话问的还是乡亲们，当听说王大爷家的娃没事，乡亲们的地道也没被发现时，他才咧着嘴笑了，露出两排白牙，像雪地里的光。

没过多久，因为伤势太重，康福山被批准复员还乡。走的那天，我们全连去送他，每个人都给了他点东西——有的给了块干粮，有的给了个军用水壶。他把那挺机枪交给我，左手握着我的手，掌心的老茧磨得我手疼：“石头，替俺接着打鬼子，等俺伤好了，还回来跟你们一起干。别让乡亲们受委屈，也别让这挺机枪闲着。”我抱着机枪，看着他一瘸一拐的背影消失在雪地里，眼泪掉在雪上，砸出一个个小坑，很快又被新的雪盖住，就像那些牺牲的战友，虽然不在了，却永远在我们心里。

四、曲河的“生死奔跑”

1943年的夏天，我因为负伤转到地方游击队，没想到在五区的屹瘩头村碰到了康福山。他成了北桥村游击小队的小队长，穿着件粗布短褂，腿上还绑着绷带，绷带是乡亲们用自家的布缝的，上面还绣着朵小小的百合花。他比在部队时精神多了——胸前别着枚红五星徽章，是村支书亲手给他别上的，因为他入了党。

那天我正在区政府开会，讨论怎么端掉南件的炮楼，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喊“康队长来了”。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人浑身是水，裤腿卷到膝盖，腿上和胳膊上都是血口子，沾着水草和泥，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脸上，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正是康福山。他抓住区领导的手，手还在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快转移！鬼子两千多人，从南件、官庄过来了，要包围屹瘩头，抓区干部！再晚就来不及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前一晚从汉奸嘴里套出了敌情，那会儿敌人已经从北桥村西走了两里多地。他站在曲河岸边，看着湍急的河水，心里急得像着了火：敌人走大路到屹瘩头要一个多小时，要是抄近路走曲河，踩着河底的石头跑，或许能赶在前面。他没顾上跟队员说，只跟村长交代了句“看好乡亲们，别让鬼子进来”，就自己沿着曲河跑。天黑水深，河底的石头又滑，他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腿上的旧伤也裂开了，鲜血渗进绷带里，把绷带都染红了，却只想着“快点，再快点，区干部和老乡们还在等着，不能让鬼子得逞，不能让乡亲们受连累”。

那天早上，他顺着曲河跑了十多里地，脚底板被石头磨破了，流着血，却比敌人早二十分钟到了屹瘩头。我们刚转移到山里，就看见日军的队伍像条黑蛇，慢悠悠地往村里爬。敌人在村里乱翻，把老百姓的锅碗瓢盆砸得稀烂，把藏在罐子里的小米倒在地上，还用刺刀挑破了乡亲们的被褥，却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找到。康福山靠在树上，看着山下的村子，拳头攥得紧紧的，咬着牙说：“这些狗娘养的，总有一天俺们要端了他们的炮楼，让乡亲们过安稳日子，再也不用躲躲藏藏。”

从那以后，我就留在了他的游击小队。他对地形熟，脑子活，总能想出法子打击敌人。我们摸过南件的炮楼，趁夜里摸进去，把睡熟的鬼子捆了个结实，还在炮楼里留了张纸条，写着“八路军到此一游，下次再来端你们的老窝”；炸过官庄的碉堡，用乡亲们送的土炸药，把碉堡炸了个大窟窿，里面的鬼子吓得魂飞魄散，再也不敢轻易出来。

北桥村周边的日伪军被搅得鸡犬不宁，到处贴告示，重金悬赏捉拿康福山，可每次都被他巧妙地躲开——乡亲们都护着他，谁家有好吃的，都会偷偷给他送过去；鬼子来搜查，乡亲们就把他藏在地道里，跟鬼子周旋，有个老大娘为了掩护他，还跟鬼子吵了起来，说“俺们村没有康福山，你们别想冤枉好人”。康福山总说：“俺这条命，是乡亲们给的，俺得好好保护他们。”

有次敌人摸黑包围了北桥村，想活捉康福山。那天晚上我跟他睡在一个院里，听见外面有动静，康福山一下子就醒了，手瞬间摸到了枕头下的手榴弹：“不好，鬼子来了！”他赶紧叫醒队员，然后对我说：“石头，你跟俺走前面，咱们从房顶上跳下去，绕到村西突围，别惊动乡亲们，万一鬼子报复就完了。”

我们顺着墙根摸到房边，康福山第一个跳了上去，瓦片“哗啦”响了一声，他赶紧蹲下来，紧张地盯着下面，然后伸手拉我。刚到村西的胡同口，就听见敌人的哨兵喊“口令”。康福山灵机一动，装作敌人的口气大声骂道：“他妈的，混蛋！半夜里喊什么喊，想让八路听见？要是让八路跑了，你们担得起责任吗？”敌人愣了一下，语气软了下来，用温和的口气问：“你是谁？哪一部分的？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就在这时候，康福山喊了一声“扔！”，我们十几枚手榴弹同时扔了出去，“轰隆”一声，敌人的哨兵被炸倒了。我们趁乱冲出村子，回头一看，敌人还在村里瞎转悠，拿着手电筒到处照，连我们的尾巴都没跟上。康福山靠在村外的树上，笑着说：“这些蠢货，还想抓俺？有乡亲们帮着，他们没门！”那天晚上，乡亲们还偷偷给我们送来了热粥，粥里还放了红薯，说“你们辛苦了，喝点热的暖暖身子”。

五、勋章与流水

1944年，是我们游击小队打得最痛快的一年。康福山带着我们，单独作战一百零六次，配合作战八次，围困炮楼十三次。每次战斗，他都冲在最前面，手里的枪永远最准，扔手榴弹永远最远。有次我们在东市庄附近伏击日军的运输队，敌人有二十多个人，还带着两辆大车的物资，里面有小米、布匹，还有给鬼子过冬的棉衣。

康福山让我们埋伏在路边的树林里，树叶把我们遮得严严实实。等敌人走近了，他瞄准带头的日军小队长，只听“砰”的一声，那小队长就倒在了马车上。“冲啊！”康福山喊着，第一个冲了出去，手里的枪“哒哒”响着，鬼子吓得四处乱窜。有个汉奸想跑，被康福山一脚踹倒，按在地上动弹不得。

那天我们打死了十多个日伪军，活捉了五个，还缴获了两辆大车、八百斤小米，还有不少子弹和军衣。看着缴获的物资，康福山笑得眼睛都眯了，赶紧让队员去叫乡亲们：“快把这些东西分了，让大伙都能吃上顿饱饭，穿上件暖衣！”乡亲们来了，围着大车又哭又笑，王大爷拉着康福山的手，老泪纵横：“福山啊，你真是咱老百姓的救星！要是没有你，俺们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呢！”康福山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大爷，这都是俺该做的，要不是大伙支持，俺也干不成这些事。”

年底的时候，行唐县政府召开表彰大会，康福山被评为“战斗英雄”“民兵模范”。县长亲自给他戴勋章，是枚黄铜做的，上面刻着“抗日英雄”四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宣传队还唱了专门为他编的歌《战斗英雄康福山》，歌词里唱“曲河畔，英雄出，康福山，真威武。打鬼子，杀汉奸，保家乡，护百姓”。他站在台上，脸红红的，像个害羞的孩子，挠着头说：“俺就是做了该做的，功劳是大家的，是乡亲们的。没有乡亲们的支持，俺啥也干不成。”台下的乡亲们都鼓起掌来，掌声响了好久好久。

1945年1月，康福山去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会，回来时胸前多了枚“边区战斗英雄”的勋章，比之前的那枚更亮、更重。他把勋章拿给我们看，小心翼翼地托在手里，像捧着稀世珍宝：“你们看，这是边区给俺的荣誉，也是给咱北桥村乡亲们的荣誉！等抗战胜利了，俺要把勋章挂在北桥村的祠堂里，让乡亲们都看看，咱中国人不好欺负，咱能把鬼子赶出去！”我们都围着他，听他讲群英会上的事，心里都替他高兴。

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我们正在北桥村休整。那天，乡亲们杀了猪，蒸了馒头，把村里的大喇叭搬出来，反复播放胜利的消息，声音大得能传到十里外。康福山抱着那挺从葛子里带回来的机枪，站在村口的土坡上，看着欢天喜地的乡亲们——有的在放鞭炮，有的在贴对联，有的抱着孩子欢呼，有的拉着我们的手说着感谢的话，突然就哭了。那不是难过的泪，是高兴的泪，是激动的泪。他拍着我的肩膀，手还在抖：“石头，胜利了，俺们胜利了！乡亲们不用再受鬼子的罪了！俺爹娘要是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后来，我跟着康福山参加了解放战争，我们一起打过胜仗，也一起吃过苦，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想起他说的“机枪是老百姓的指望”，想起曲河畔他奔跑的身影，想起乡亲们期盼的眼神，就又有了力气。再后来，我又去了抗美援朝，临走前，康福山来送我，他还是老样子，穿着朴素的衣服，手里拿着那枚“边区战斗英雄”的勋章，递给我说：“石头，带着它，就像俺跟你一起战斗。记住，不管到哪，都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能忘了咱是为了谁打仗。”我接过勋章，紧紧攥在手里，点了点头，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

现在我老了，住在行唐县的干休所里，那挺机枪就放在客厅的柜子上，旁边还放着康福山给我的那枚勋章。每天早上，我都会擦一遍枪托，再擦一遍勋章，就像当年康福山那样，顺着木纹擦枪托，用软布轻轻擦勋章，不敢用太大力气，怕弄坏了这些珍贵的回忆。

有时候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曲河的水汽，我仿佛又听见康福山喊我“石头”，看见他左腿一瘸一拐，端着机枪冲向敌人，阳光洒在他身上，像披了件金色的衣裳。我常去曲河边的老柳荫下坐着，看着河水静静流淌，河水里映着蓝天白云，也映着乡亲们的笑脸——有的在河边洗衣，有的在田里插秧，有的带着孩子在河边玩耍，笑声顺着河水飘得很远。风掠过谷子地，传来“沙沙”的响声，像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我知道，康福山没有走，他还在看着这片他用命守护的土地，看着老百姓过着安稳的日子。那挺机枪的枪托上，还留着他的温度；那枚勋章上，还闪着他的荣光。这些记忆，像曲河的水，永远流淌在我的岁月里，也流淌在这片土地上。

曲河的黎明依旧静悄悄，只是再也没有了硝烟。我摸了摸枪托上的弹痕，又望向河对岸的谷子地，仿佛看见康福山正站在谷子地里，朝着我笑，像当年那样，喊我一声“石头”。河风吹过，带着谷子的清香，也带着我们共同的记忆，飘向远方，飘向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