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下的誓约

　槐树下的誓约

我总记得那棵老槐树，粗得要三个我手拉手才能抱住，枝桠像爷爷的胳膊一样弯弯曲曲，春天会开一嘟噜一嘟噜的白花，风一吹，落在我脖子里，痒丝丝的。六子哥说，这树是咱村的魂，只要树在，村就在。那时候我才九岁，不懂魂是什么，只知道跟着六子哥在槐树下站岗，他教我认路条上的红印章，说看见没有印章的陌生人，就得赶紧往村西头的磨盘那儿跑——那里藏着给游击队报信的铜铃。

那天是正月初三，年味还没散。我兜里揣着娘蒸的枣花馍，刚咬了一口，就看见六子哥从村外跑回来，棉鞋上沾着雪，脸冻得通红。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声音比腊月的风还急：“小石头，快！去通知东头的王奶奶和西头的李叔，鬼子把村围了，让他们赶紧往后山的溶洞躲！”我吓得枣花馍掉在地上，六子哥又塞给我一个新的，“别怕，按咱儿童团的‘五不’来，记住了？”我使劲点头，那五条誓约我背得比三字经还熟：不给敌人带路，不给敌人送信，不吃敌人的糖，不念敌人的书，不告诉敌人藏粮的地方。

我攥着枣花馍往王奶奶家跑，路过槐树下时，看见几个儿童团员正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往树干上贴。风卷着雪沫子打在标语上，红墨水洇开，像渗出来的血。我没敢停，王奶奶家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喊“鬼子来了”，却看见王奶奶正把一布袋小米往炕洞里塞——那是给八路军藏的公粮。她听见我的话，手没停，只说：“小石头你先跑，我把这袋粮藏好就走。”我想帮她，她却把我往外推：“听话，去找六子哥。”

我刚跑出王奶奶家，就听见村口传来“砰砰”的枪响，还有鬼子“嗷嗷”的叫喊声。我往磨盘那儿跑，想按六子哥说的摇铜铃，可刚跑到巷口，就看见两个穿黄衣服的鬼子举着枪走过来。我赶紧躲在柴火垛后面，看见六子哥被三个鬼子围着，他的棉帽掉在地上，头发上落着雪，却梗着脖子，像槐树上的枝桠一样直。

“干部在哪里？八路军在哪里？”一个鬼子龇着牙，手里的枪托往六子哥身上砸。六子哥踉跄了一下，却笑着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干部，也没见过八路军。”鬼子气得哇哇叫，又一枪托打过去，六子哥的嘴角流出了血，滴在雪地上，红得刺眼。我攥着拳头，指甲嵌进肉里，想冲出去，可想起六子哥教我的“要机灵，别硬拼”，又把身子往柴火垛里缩了缩。

后来鬼子把六子哥和没来得及跑的乡亲们赶到了槐树下，我趴在柴火垛后面，能看见王奶奶也在里面，她的脸煞白，却紧紧攥着手里的布包——我知道，里面是她给八路军做的布鞋。一个汉奸凑到鬼子身边，献殷勤地说：“太君，这小孩是儿童团的头，肯定知道公粮藏哪儿，给他块糖，他说不定就说了。”鬼子真的从兜里掏出一块糖，递到六子哥面前，糖纸是花花绿绿的，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那样的糖。可六子哥看都没看，一口唾沫吐在汉奸脸上：“谁吃你们这些脏东西！”

鬼子恼了，让汉奸把六子哥的棉衣脱了。正月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六子哥赤着上身，冻得嘴唇发紫，却还是挺直了腰。鬼子用绳子把他吊在槐树上，拿起一根抬水棍就打，“砰砰”的声音像打在我心上。我听见王奶奶哭着喊“六子”，却被鬼子推搡着往后退。六子哥却一声没吭，直到鬼子把抬水棍打折了三截，他才喘着气说：“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后来鬼子点起了干草，火烤得我在柴火垛后面都觉得热。他们把火往六子哥身上扔，我看见六子哥的皮肤被烧得发黑，他疼得浑身发抖，却还是没喊一声饶命。乡亲们都低着头，有人在偷偷抹眼泪，李叔攥着拳头，指关节都白了——我知道，李叔是游击队的交通员，六子哥肯定知道他藏在哪儿，可他就是不说。

六子哥被折磨得昏了过去，鬼子又往他嘴里灌凉水，他醒过来，还是那句话：“不知道。”鬼子实在没辙了，一个当官的挥了挥手，两个鬼子拿起石头，往六子哥身上砸。我不敢看，把脸埋在柴火里，听见王奶奶撕心裂肺的哭声，听见乡亲们压抑的呜咽，还听见槐树叶“哗啦哗啦”的响，像在哭。

等鬼子走了，我从柴火垛里爬出来，跑到槐树下。六子哥躺在地上，身上都是血和伤，手里还攥着一张纸——是我们儿童团的“五不”誓约，纸都被血浸透了，可上面的字还能看清。王奶奶把自己的棉衣盖在六子哥身上，哭着说：“六子是好样的，没给咱村丢脸。”

后来游击队回来了，他们在槐树下给六子哥立了块木牌，上面写着“模范童子军张六子之墓”。我和其他儿童团员还是在槐树下站岗，只是每次站在树下，我都会想起六子哥教我背“五不”誓约的样子，想起他塞给我的枣花馍，想起他被吊在树上时，眼里的光比天上的星星还亮。

开春的时候，槐树上又开了白花，风一吹，落在木牌上。我捡起一朵，放在六子哥的木牌前，心里想着：六子哥，你看，树还在，村还在，我们都记得你的话，会守住咱的家，守住“五不”的誓约。远处传来游击队的军号声，我站直了身子，像六子哥那样，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我知道，只要我们都像六子哥一样，鬼子就永远打不垮我们。